贺科伟

[内容摘要]汉代淫祀之风盛行，对汉代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礼仪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些有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禁绝淫祀。淫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和沿袭有其自身规律，加之其与地方社会有着利益上的纠缠及难以逾越的时代藩篱等因素造成两汉淫祀屡禁不绝。

[关键词]两汉；淫祀；禁绝；地方社会。

“淫祀”指祀典之外的不合礼法的神灵或祭祀活动即民间的非官方、非正统的祭祀。《礼记·曲礼下》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日淫祀，淫祀无福。”淫祀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大众心理与行为，其形成与传播与民众生存环境、汉代巫风盛行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地联系。首先，恶劣的生存环境、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无法治愈的疾病等苦难增强了下层民众对神灵之需求，淫祀的神灵成为民众的心理需要和精神支柱。其次，汉代充斥鬼神思想、巫风弥漫的社会背景为淫祀提供了思想的土壤。鲁迅曾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两汉民间巫鬼淫祀盛行，巫者充斥民间的街巷间里。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就有丘鬼、刺鬼、阳鬼、哀鬼、游鬼等71种鬼。《日书》的记载反映两汉社会普遍流行及当时的民间社会中巫鬼文化盛行，孕育了大量的民间淫祀求福活动。

一、淫祀泛滥对汉代地方社会的冲击

淫祀作为民间信仰一旦产生就成为民众重要的心灵寄托与心理安慰，但其结果必然是追求狂热而得不偿失，并严重影响汉代地方社会秩序。

(一)淫祀劳民伤财，给民众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影响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并直接冲击地方经济。东汉时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曾在齐地担任过营陵令、泰山郡守的应劭在其《风俗通义-怪神篇》载：城阳景王祠“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东汉时“会稽俗多淫祀，好h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和代役工具的耕牛被大量的杀掉用于淫祀，巫者借淫祀之机诳骗愚民财物，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汉代地方农业的生产秩序，继而导致赋税减少，直接影响地方财政收入。

(二)淫祀有着稳定的信众群体，对信众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具有强大的聚众功能。并可能冲击政治，对政权存在潜在威胁。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就利用淫祀的形式。既“篝火狐鸣”作为起义的发动手段，后来民间的各种起事往往会利用淫祀作为号召。应劭已明显感受到，民间盛行的城阳王祠祀活动，具有“长乱积惑”之嫌，民众如此“转相诳曜”，淫祀对国家政治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巫觋们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容易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赤眉众虽数战胜，而疲敝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说(樊)崇等日：‘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郑，乃相与议日：‘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为帝，白号建世元年。”上述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帝的过程就是由随军的齐巫在祭祀城阳景王的场合下提出的。淫祀存在着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它所形成的非法集会、非法组织甚至由其引起的农民起义。直接冲击了地方社会安定，影响了汉王朝的正常统治。

(三)淫祀作为礼乐文明的对立物出现，礼仪上的僭越，直接冲击了社会伦理秩序。古代统治者崇祀天地祖先山川百神，按照礼制各等级的人有不同的祭祀内容。《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从天子到庶人祭祀地位的差别，标志着政治地位的不同。而淫祀多不在封建国家祀典，“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淫祀破坏了国家正常祭祀秩序，冲击了国家所尊神灵的独尊性和神圣性，而淫祀的泛滥最终会影响统治阶级权力的合法性。正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到了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已经岌岌可危的时代，人们就把这种容易造成思想与生活世界的混乱的祭祀活动，看成是对秩序的破坏，把本来是虚构的神祉和随意的祠祀，看成是一种实在的对中央的权力分割与挑战。”

二、地方政府对淫祀的控制

淫祀使得神灵名目日趋繁杂，鬼神之间的尊卑高下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祭祀仪式难以按照严格的等级进行，威胁到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一些有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整顿和禁绝淫祀。

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对淫祀持否定态度：“不修其行而丰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祸至，归之于祟，谓祟未得；得祟修祀，祸繁不止，归之于祭，谓祭未敬。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指出：“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强调巫祝祈祷之糜费危害。应劭在《风俗通义·祀典》中对于淫祀及神怪禁忌之事。多指斥匡正。

地方官吏在打击淫祀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宋均出任楚地辰阳长时，因该地“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宋均迁九江郡太守，因蝗虫飞临九江郡界，众巫选取百姓青年男女作山公、山妪以祭山，“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于是宋均下书日：“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

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第五伦拜会稽太守，“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

顺帝末，栾巴任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栾巴“乃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

《风俗通义》“城阳景王祠”条载朱虚侯刘章被文帝封为城阳王，死后立祠，民讴歌纷籍，言有神明，问祸福立应，历时甚久。率先将城阳景王祠作为淫祀加以禁绝的是乐安太守陈蕃，他在任上禁断景王祠。后来，出任济南国相的曹操鉴于这种祭神迎神活

动“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就效仿陈蕃采取禁绝淫祀的措施下令官吏、百姓禁止祭祀鬼神，于是出现“奸宄逃窜，郡界肃然”的局面。应劭为营陵令时，“到闻此俗，旧多淫祀，糜财妨农，长乱积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决定禁绝对城阳景王的祭祀，乃移书为令日：“今条凡禁，申约吏民。为陈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

禁绝淫祀是为了确保官方对祭祀权力的垄断权，此举不仅可以增强官方权威，使过去依赖鬼神除厄解困转成了依赖官府，而且清理了地方社会秩序，防止“长乱积惑”。这些厉行禁绝淫祀、驱除愚昧、广立学校、以德化人的行动，荡涤巫鬼之风，进而移风易俗实现对广大民众的控制，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治秩序。

三、两汉淫祀禁而不绝的原因

然而，官方对淫祀的禁绝往往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导致汉代淫祀巫风禁而不绝，朝禁夕弛。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城阳景王祭祀的屡禁不止。汉桓帝下诏书除各房祠，但到东汉末年，城阳景王祠不仅在城阳一地，而且遍及青州各郡“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陈蕃、曹操、应劭等人虽多加剪除，但禁毁效果有限。魏晋以后的千百年间，对城阳景王祭祀仍然存在。两汉禁毁淫祀的效果十分有限，其原因值得探讨。

首先，淫祀是由民间自发创造的，富于变化的精神信仰的产物，这正是淫祀屡禁不绝的思想基础。民众不管祭祀的对象，只要是能够保佑和帮助自己的鬼神，无论他是谁，都会去祈祷。这种心理是淫祀广泛存在的思想根源。现实恶劣的环境、灾害、疾病等苦难加强了下层民众对神灵的需求，淫祀的神灵已经成为民众的心理需要和精神支柱，他们根据避祸攘灾、祛病长生、求福求财的需要来创设祭祀，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淫祀的存在。从这个思想层面上来讲，淫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禁毁淫祀的强制行政命令、严苛的刑法都是难以奏效，无法彻底肃清，一旦政治上的控制有所松动，淫祀就会死灰复燃。

其次，汉代地方政府对淫祀虽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禁毁政策，但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行，绝大多数时间内对淫祀的存在都未有严格的限制。如东汉九江“浚道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对待此种事件多数官吏都是“前后守令莫敢禁”。由此可见，多数地方官的是对淫祀持放任态度而不愿倾力禁毁，害怕遭到神灵的报复亦是地方官不愿倾力禁毁之原因。

再次，一些地方官吏在执行禁毁淫祀的活动中，存在着地方属吏不合作的情况，加大了禁绝淫祀的难度，影响了其效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第五伦采取禁淫祀的行动时，地方掾吏并不合作并出现“掾吏皆谏”的情况，以致第五伦采取强制手段来执行禁令。地方掾吏不合作的原因可能是地方掾吏与淫祠的日常主持者之间有着利益往来，参与淫祀并给予其合法化的地位。

最后，由于时代的限制和知识能力的不足，汉代地方官吏不可能用科学的眼光去认识淫祀问题。许多官吏即是禁毁淫祀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淫祀的参与者。蒲慕州先生指出：“他们摧毁某些‘淫祀的行为并不代表他们是无神论者，也不代表他们不相信鬼、神、灵魂、精怪等超自然的事物。”以栾巴为例，他任豫章太守时以“素有道术，能役鬼神”的能力驱除巫觋。禁毁淫祀。甚至积极从事教化的汉代循吏自身也成为百姓生立祠和庙祭的对象，如文翁在蜀地立学官，兴教化是个典型的循吏。当他终于蜀时“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综上所述，淫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旦产生就会随社会的发展而流传、沿袭下来，淫祀给汉代地方经济造成极大的浪费，并严重破坏着地方风俗及基层社会秩序。两汉地方政府虽对淫祀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禁绝政策，但多数时间是一种放任的态度，禁毁淫祀的效果不佳，进而导致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以后淫祀仍然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