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骥

[内容摘要]1930年代初，瞿秋白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而工作。他积极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评价鲁迅以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这构成了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基本内容与批评标准。

[关键词]瞿秋白；文学话语；文化领导权；策略性文论。

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策略性思想就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恩格斯把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称为“原则性的和策略性的纲领”，并认为“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象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斯大林根据马恩理论分析战略与策略两词的关系时，认为“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和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由此观察文学理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亦是一种策略性文论，它与意识形态或时代精神联系紧密，话语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它所探讨的是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相关的文学活动方式及其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策略性文论具体地落实在中国现代的时空中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受它指导而产生的作品“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阶级性、对人民的鼓舞作用以及对人民道德品质的美育作用上”“这些作品所合成的力量”，“胜利地完成了它们在一定时期的宣传鼓动任务”。周扬称：“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往往首先在文艺方面表现出来。”“前哨战往往是在文艺方面。”这段话很形象地突出了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最敏感部分的文沦的地位。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中国共产党对新的文学话语范式的创构，由此而出现的革命文学论争、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可以看作是策略性文论的创构。

19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革命力量陷入低谷。文化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文学、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和幼稚病等现象的存在。阻碍了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瞿秋白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话语加以解构的同时，批判了现代主义和革命文学中的“罗漫谛克”等创作倾向，但瞿秋白更重在建设，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围绕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基本点来展开，这促成了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发生，为建构这一新的文学话语范式做出了贡献。本文拟就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建构特点加以分析，揭示这一策略文论的内容及作用。

策略之一：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瞿秋白认为文艺必须反映、影响现实生活，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文艺作为改造社会事业的一种武器，要担当辅助先进阶级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鼓励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因此，瞿秋白非常重视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在他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中，介绍和阐述了马恩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对于马恩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瞿秋白特别服膺。他认为，“马克斯恩格斯的反对‘塞勒化和鼓励‘莎士比亚化。是他们对于文学上的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上的意见。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这是马克斯恩格斯所反对的。第二种是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这就是马克斯恩格斯所鼓励的”。前者即席勒式的浪漫主义：“他不看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的作品里的‘英雄。”这样必然不能够发现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反而对后者起到掩盖的作用，在政治上当然是有害的。而现实主义，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于现实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之上，因此能够揭开资产阶级的假面具。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巨大的认识能力。有利于无产阶级看清社会现实。唤醒他们的斗争意识。瞿秋白特别以巴尔扎克为例，概括出现实主义的写作特征即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他指出，巴尔扎克“对于社会的实际生活的态度不是浪漫主义的，不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不把作者的个性抬到第一等的地位，不把自己小说里的‘英雄变作‘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是在非常之现实主义的计划之中，用分析的研究的方法，展开广大的布景而写出社会的实际生活”。与此同时，“他决不限于‘旁观者的客观态度。他是在发露这部‘历史的原因，而写出‘典型化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典型”。因而，与左拉的自然主义不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新的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将要继续巴尔扎克等等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而往前发展”。从瞿秋白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还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论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越性的。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把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截然对立起来，而是“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对前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另外，对于上面提到的“发展”，他的理解也是清醒的，即没有像一般的提倡者那样，仅仅将“发展”视作思想上的进步，而是强调“发展”是对“写实精神”的继承，在这样的继承上有所创新，如实描写新的人物与精神状态。他指出：“也不是像过去一些人们那样，只强调新现实主义在世界观上的优越性，而是要求着更加彻底的写实精神。”他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反映到这现实世界之中的伟大的英勇的斗争，为着光明理想而牺牲的精神，革命战斗的热情，超越庸俗的尖锐的思想，以及这现实的丑恶所激发的要求改革，要求光明的‘幻想，远大的目的”。因此，瞿秋自主张革命的现实主义。

瞿秋白的革命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相结合。他认为，无产阶级是运用“切实的唯物论辩证法”来科学地认识现实，“认识具体的阶级关系和历史条件”，作为他们“革命策略的基础”。构成改造现实的真正的出发点。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彻底地充分地揭穿各种假面具，才能深刻了解和勇敢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并且清楚认识到将来社会发展的前途。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品，能够达到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激发革命斗志的作用。

策略之二：倡导文艺大众化。这包括文学语言的大众化、文学形式的大众化、创作心理的大众化。就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而言，瞿秋白认为这是当前普洛大众文艺最迫切地需要面对的问题，“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因此，瞿秋白对此特别看重，他在大量文章里反复陈说新的文字革命的重要性及其具体策略。“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的用俗话写一切文章”“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而普洛大众文艺的特点，就在于暂时这种文

艺所用的话，应当是更浅近的普通俗话，标准是：当读给工人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懂得。这样就可以开辟一条道路，使工农群众在文艺生活之中逐渐提高组织自己言语的能力。根据于‘联想的公律采用必须的汉文的以及欧化的字眼，文法”。这种普通话是暂时的，在当下还很贫乏，但是在不断丰富发展中，最终能够创造出“可爱的中国话”，创造出“可爱的屠格涅夫的言语”。

在文学形式的大众化方面，瞿秋白认为旧式大众文艺体裁虽然浸透了反动意识形态的毒汁，但因其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文艺形式最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对于普洛大众文艺来说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普洛大众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因为识字人数的极端稀少，还应当运用连环图画的形式：还应当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讲演的底稿。我们要写的是体裁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但这不是盲目地模仿旧体裁，而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或“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这样，就是在文艺的形式上，普洛大众文艺也要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程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著名论断的滥觞。

关于创作心理的大众化，瞿秋白指出，当前普洛文艺之所以与群众隔绝，成为所谓“非大众的普洛文艺”，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家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本位意识太强，“虚荣和声望，嫉妒和贪欲，使有些人只在想‘一举成名天下知”。要把“非大众的普洛文艺”变成“大众普洛文艺”“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学习”“打进大众的文艺生活之中去——跳过那堵万里长城，跑到群众里面去”，使作者生活大众化，“我们”与大众融为一体，“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水平线”。这种对创作心理大众化的强调及作家如何大众化的设计，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以及此后几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瞿秋白看来，普洛文艺是为大众、为革命斗争服务。根据革命斗争目的的不同层次，普洛文艺可以写三类作品：一是“鼓动作品”，二是“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三是“为着理解人生而写的作品”。其总的目的都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七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剥削阶级惯于通过本阶级的文学话语宣传这种青天白日主义，麻痹、奴化民众，使其看不到真正的现实，放弃阶级斗争，而普洛文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揭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假面，唤醒群众去参加斗争生活。由此可知，瞿秋白提倡大众文艺，其实是将这种大众文化作为启蒙大众投身革命的工具看，为了做好工具，大众文艺的创造就得满足大众的语言、心理与情感等方向的需要，被他们所接受，才能影响他们，对革命发生作用。

策略之三：正确评价鲁迅，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瞿秋白对鲁迅的深刻分析和高度评价也成为其建构新的文学话语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选编和评价鲁迅杂文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鲁迅的杂感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瞿秋白把鲁迅放进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分析，紧密地结合近三十年的社会思想斗争史来动态地考察鲁迅的思想发展，从而历史地具体地整体地对鲁迅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意义和价值加以评价。概括出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指出鲁迅是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对各种学说、主义进行分析、研究、比较之后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基础，进而形成了一种“宝贵的革命传统”，即“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和“反虚伪的精神”。鲁迅“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自觉走向毁灭的道路，为的是后辈的青年能够惊醒而去争取新的生活。这种为人民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于鲁迅生活斗争的各个时期。他立足于革命主义的立场，致力于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运用尖锐、犀利的语言，幽默、讽刺的手法，表达自己对人生“最热烈最严正”的态度。鲁迅认识到“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瞿秋白认为鲁迅从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落里，呼吸着百姓的空气，有着与农民群众“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作品自然的在文艺与大众之间建造了一座“桥梁”，一座“真正通达彼岸的桥梁”。因此，他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杂感这种文体，也因鲁迅而成为文艺性论文的代名词，是“战斗的‘阜利通”。鲁迅的杂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革命文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瞿秋白号召大家应当向鲁迅学习，同着鲁迅前进。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代表党的思想，对鲁迅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中国文学评论史上的经典作品，也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评价鲁迅的空前绝后的里程碑。

瞿秋白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话语进行了成功的解构和扬弃，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艺思想的译介和阐释，建构起自己的策略性文论，对现当代文学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瞿秋白的文论着重的是策略性而非学科性，因此，他强调其文艺策略的暂时性，过分强调政治话语、阶级话语。1957年，刘绍棠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对《讲话》中所涉及的策略性理论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尖锐地提出它可能具有的暂时性的特点，建议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讲话》的理论内容，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极其宝贵的意见，对于认识瞿秋白策略性文论也是一种启示。

总之，学科性文论与策略性文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任何一方都不可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策略性文论需要在学科性文论的肥沃土壤上孕育、成长：学科性文论同时要在策略性文论的披荆斩棘的引导下曲折前进。策略性文论所具有的价值并不会因它的暂时性而消亡。它的精髓是在悄无声息地渗入学科性文论的血管里，共同构成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瞿秋白在1930年代初所构建的策略性文论，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们作为一笔丰富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继承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