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鹏

1922年，17岁的丁玲和比她大一点儿的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王剑虹来到上海，后来去了南京。这年秋天，瞿秋白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南京开会。很快，瞿秋白以渊博的学识、传奇的经历、俊逸的气质与卓越的口才，打动了这两个迷惘中的女孩。在瞿秋白的劝说下，丁玲与王剑虹在中共主导的上海大学就读。

上海大学对丁玲影响最大的老师，是社会学系的主任瞿秋白。课余时间，他给丁、王讲俄罗斯文学，教她们学俄语。丁玲很早就失去父亲，瞿秋白、王剑虹则都在未成年时便失去母亲，同病相怜，三人的心贴得很近。瞿秋白不仅使她俩初步掌握了俄语，也将其领进了文学之门，尤其对丁玲的突出才华给予充分肯定，认定她“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这给了寻路中的丁玲极大鞭策与鼓励。

当瞿秋白和王剑虹彼此产生感情之后，丁玲便离开了上海，打算去北京求学。意想不到的是，她刚离开他们一个月后，王剑虹便遽然去世。对于瞿秋白，丁玲充满孩子气地怨愤：“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都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

应该说，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悲剧是丁玲文学创作生发的酵母。王剑虹在丁玲眼里是“世上最好的人”，王剑虹的去世在丁玲心理上形成了一块郁结，怀念王剑虹及咀嚼瞿秋白王剑虹的爱情悲剧，极大地丰富了丁玲的内心体验。她最初塑造的“梦珂”“莎菲”都带有王剑虹的影子，不过她开始投入创作时并没有足够的勇气直面瞿王爱情，直到1929年，王剑虹去世五年多之后，丁玲才终于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以《韦护》之名展示出来。

王剑虹过世之后，瞿秋白陷于极大的内疚之中。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断断续续给丁玲写了十几封信，向丁玲诉说内心的隐痛与苦闷。此时此刻，丁玲成了他與剑虹爱情的唯一见证者，在这件事上也许是最合适的倾听者。这十几封“谜一样的信”含糊、凄迷、感伤，在表达歉疚的同时，应该也触及了他一直不能忘怀的革命与文学之间的两难。尽管当时丁玲不很懂这些信，但通过此事，瞿秋白疏通了自己的内在郁结，以后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新的爱情与新的工作了。

经过几年的咀嚼，丁玲逐渐体悟到瞿秋白的身不由己与舍己之举。此后，在自身经历了诸多挫折之后，她越来越深切地理解了瞿秋白的苦恼与困惑。1937年，当她面对瞿秋白那份议论纷纭的“我的自白”时，她马上认定这是瞿秋白的真迹，并坚定地认为这份材料丝毫无损于瞿秋白的伟大。

临近耄耋之年，历尽劫波的丁玲回到北京。对于在“文革”中备受诬陷，其时仍未完全平反的瞿秋白，丁玲再也不能平静，她挥毫写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一文。这篇至情散文，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师生情谊的历史回声，也是她对瞿秋白郑重的祭奠。

（摘自《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