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减值会计研究述评

2009-09-07杨红娟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9年19期

关键词：资产减值稳健性盈余管理

杨红娟

提要本文从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资产减值会计的实施障碍及效果、企业的资产减值行为动机、经济后果等角度,对国内外资产减值会计的规范研究及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评价,进而对我国企业特别是实施新准则后企业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空间进行探索。

关键词:资产减值;稳健性;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资产减值问题是公允价值计量在中国应用的一个观察窗口。1998～2006年的四次政策变迁见证了中国资产减值相关准则的发展历程。这些改革同时也为会计界带来了研究机会,迄今为止对于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理论界在争论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是体现了资产的“价值”还是稳健主义的体现?资产减值应该确认怎样的标准?资产减值是否应该恢复?资产减值会计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效果等问题;另一方面实务界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争论企业资产减值的动机是什么、造成什么样的经济后果等问题。本文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企业特别是实施新准则后企业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空间进行探索。

二、资产减值会计的规范研究

(一)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对于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研究,诸多学者主要从资产的定义、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G.Edward.Philips(1963)从资产的定义角度分析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会计理论的变革实质上是试图改变传统会计理论强调成本的状况,代之以价值为中心的符合逻辑的结构。”对资产的定义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从理论角度讲,如果资产定义为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那么,当企业的账面成本高于该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时,记录一笔资产减值损失是符合逻辑的,这就是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周忠惠、罗世全(2000)从理论角度探讨了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起点、实质、确认与计量等问题,并分析了我国资产减值会计滞后的原因。他们认为,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起点是决策有用观,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资产价值的信息,向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未来现金流入或流出等决策相关的信息,而不在于向所有者报告受托责任。而当把资产减值会计与稳健主义联系起来讨论时仅用稳健主义来规范与指导资产减值会计实务是不足够、不充分的。会计职业界的注意力应该从按“稳健主义”进行计价的狭隘的历史观点转向按“价值”进行计价的观点;且为了提高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资产减值会计应该允许减值的恢复。同时,为了减少可能的操纵,应该对其进行充分、公允的披露。

(二)资产减值会计的实施障碍及效果。资产减值会计的实施效果问题学术界主要从我国资产减值准则应用中的障碍和效果展开。周忠惠、罗世全(2000)认为,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发展滞后的原因应归根于很多学者纠缠于“资产减值是否为国有资产的流失?资产计量还是收益计量?是否提高了相关性就降低了可靠性等问题,所以许多人对减值会计存在疑虑。许云(2004)通过对美国资产减值会计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后认为,资产减值会计之所以难以规范,是因为会计数据的背后实质意味着利益的划分,而资产减值会计所涉及的利益之争尤其复杂。它不仅关系到企业与企业间的利益之争(Anonymous,2001),还直接关系到企业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之争(斯蒂芬.A.泽夫、贝拉.G.德兰,2000)。这些矛盾都直接影响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所以要企业真实地计提资产减值:一方面是技术问题,有赖于公允价值的研究,因为它提供一种客观的标准;另一方面是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者的诚信问题,如果企业不诚信,即使技术再完美,也同样容易被管理层绕过,而使资产减值沦为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工具。英国的ASB、美国的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研究和制定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则及相关准则,我国也规定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必须计提四项减值准备(张美红,2000)。面对我国企业资产减值的现状,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和制度尚需跟进。勤勉、王玉蓉(2007)考察了我国近年来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变迁对会计盈余稳健性的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存在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但我国不断强化促进了更加稳健的会计盈余,并且盈利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高于亏损公司,表明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改革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是有效率的。在不完善的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以稳健主义为基础的资产减值会计模式更为适当。

三、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证研究

(一)企业资产减值行为的动机。该类文献主要以研究资产减值是否被用来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动机包括避税、管理层变更、大清洗或利润平滑以及债务契约等,而也有学者发现资产减值没有被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Strong和Meyer(1987)的研究认为,早期的减值一般是在弃置资产或企业重组时确认,因而企业在经济扩张时期更易确认减值,而当限定行业时,当年确认减值的公司上一年的业绩既不是行业内最好的也不是行业内最差的。Zucca和Campbell(1992)研究了1978～1983年间的77个减值会计案例,发现绝大部分减值都可以归入“大清洗”、其余的案例归入“利润平滑”,暗示减值实质上是为了以后期间(转回)而进行的秘密储备。与上述结论相反,Francis et al(1996)的研究却没有找到当年确认减值的公司是“清洗者”或者“平滑者”的证据,相反,他们找到价值减损变量(公司和行业的历史股票回报率、账面市值比以及总资产回报率)显著解释了减值确认的频率和幅度。

国内文献归结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则进行盈余管理主要动机是规避或迎合证券市场的政府监管政策。蔡祥等(2004)研究了1998～2000年上市公司执行资产准备计提政策过程中的选择性行为后认为,减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实际状况,但规避或迎合政府管制政策的经济动机仍然构成了主要原因之一;资产减值程度、追溯比例、资产减值类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经济动机差异,显著影响了投资者的评价行为。沈振宇等(2004)研究了坏账准备准则变化前后上市公司利用坏账准备利润操纵行为的变化,认为在我国当期转型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更容易利用原则导向会计准则所赋予的职业判断的空间来操纵利润,而针对规则导向会计准则规定本身而言,公司难以利用其来操纵利润。代冰彬、陆正飞、张然(2007)以2001～2003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试图区分企业资产减值行为是盈余管理和体现稳健性,他们以“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为资产减值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分析后发现,除了盈余管理动机,会计稳健性和经济因素也是企业资产减值行为的影响因素。于李胜(2007)从新旧准则最大的变化——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的问题入手,研究上市公司是否会在2006年新旧准则衔接期大量转回减值准备,以及准则颁布前后计提和转回减值准备的动机是否存在差异及比较了新旧准则下会计信息质量差异;最后研究了公允价值计价是否会提高会计信息的定价能力等问题。结果发现,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做法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稳健性,并且由于财政部、证监会在准则衔接期政策实施得当,抑制了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前突击转回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从而未出现上市公司“赶集”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现象。同时他们还发现,按新准则调整后的股东权益比旧准则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提供增量的价值相关信息。研究整体表明,新旧准则转换过程是平稳、有序的,会计信息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张然、陆正飞、叶康涛(2007)以最新《资产减值》准则对旧准则允许八项减值准备转回的规定,已确认的长期资产减值2007年之后不得转回的问题入手发现。上市公司在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并没有由于会计准则变迁而集中转回大量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但由于以后将不允许转回,上市公司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明显更加谨慎,数额有所减少。新准则的颁布对亏损公司使用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的现象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证明,制定与修订会计准则不仅要考虑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执行问题,还要考虑在新旧准则变迁期间,公司利用新旧准则的差异进行会计操纵的可能性;而适当的政策监管对准则变迁期间的公司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二)资产减值行为的经济后果。此类研究主要以企业进行资产减值引起的市场反应为主要研究主题:Rees等(1996)发现市场对减值的反应显著为负,而且计提减值前的资产回报与市场调整后的股票回报都显著低于同行业公司的平均值。Bartov等(1998)以1984～1985年间的373次减值公告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减值公告前后,减值公告与短期和长期股票回报间的关联关系。Elliott和Hanna(1996)研究了1970～1994年间公告减值的2,761家公司的101,046个季度数据,作者将样本公司分为多次减值、一次减值与没有减值几类,通过对盈余反映系数(ERC)的研究,发现多次减值将产生噪音,市场更难以认识其盈余的真实性。李增泉(2003)针对1995～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研究表明,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速度比对“好消息”的反应速度快,会计盈余在总体上是稳健的。洪剑峭等(2004)在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信息含量进行的研究中发现,资产减值政策可能成为某些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来华、黄娇丹(2007)以我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数据为样本,针对资本市场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现象的频繁出现来验证资产减值在资本市场的反应,结果表明,资产减值信息失真能直接导致资产减值信息的相关性锐减;并且针对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规定的存货等已确认的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发现资产减值的计提方向存在信号显示作用。这表明资产减值准备方向传递了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全面取缔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将减少资产减值的部分信息含量(来华、乾惠敏、黄娇丹,2007)。

四、国内资产减值会计研究的不足与研究空间

现有文献已经对企业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1、缺乏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体背景特征的研究。现有研究发现管理层变更和减值准备计提有相关关系,但是缺乏对管理层特征的研究,如管理层的年龄、性别、职务、学历、任职时间等。如果将董事长、经理等个人的背景特征从管理层中剥离出来,将会扩展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视角。

2、缺乏对资产特性的研究。不同资产有不同减值,影响减值的因素与资产的特性紧密相关,而现有的研究大部分将不同类型和性质的资产纳入同一个模型中分析,没有区分资产类型来建模,经济因素变量多以整体资产或盈余的信息来作为替代变量,变量选择粗糙,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

3、对于企业是否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缺乏系统性、长期性的研究。现有研究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大多以截面数据为基础,缺乏长期、系统性的研究,例如多次新旧准则变化(新准则加大了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引起的企业减值准备计提行为变化的研究。

4、盈余管理和稳健性的度量依据有待开发。现有研究一般将扭亏动机、配股动机、亏损动机、异常项目等因素与资产减值相关指标联系起来考察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研究文献整体缺乏案例等直接证据。稳健性的度量一般以企业计提减值后是否有经营业绩下降为依据,缺乏可信度,因为导致经营业绩下降的因素很多,单纯地认为企业计提减值后经营业绩下降了,就表示计提减值准备是稳健性的体现是不充分的。

5、2006年新准则颁布后,已有对于新准则中长期资产减值不能转回的规定在上市公司的反映问题上做了研究,但是缺乏对短期资产和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行为对比的研究。如在旧准则中减值准备可以转回的非流动资产而在新准则中不能转回,上市公司对该类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有无变化;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减值项目“转移”问题,即减值准备不能转回的非流动资产是否存在“计提不足”,而减值准备可以转回的流动资产等项目却“计提过度”。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G.Edward Philips.October“The Revolution in Accounting Theory”.Accounting Review,1963.

[2]周忠惠,罗世全.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研究[J].会计研究,2000.9.

[3]许云.美国资产减值会计研究的历史回顾及启示[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5.

[4]斯蒂芬.A.泽夫、贝拉.G.德兰.现代财务与会计理论——问题与论争[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张美红.资产减值会计.当代财经,2000.

[6]勤勉,王玉蓉.资产减值与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2007.5.

[7]Strong J,A Thakor,J Mwyer·Assets writedowns: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security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e,1987.

[8]Zucca L J,D R Gampell·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downs of impaired assets[J].Accounting Horizons,1992.

[9]蔡祥,张海燕.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追溯与市场效应[M].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

[10]沈振宇等.会计准则制定导向悖论[J].财经研究,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