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晨

提要本文在分析东部和西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两个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提出东西部经济联合的可能发展路径,并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产业升级;剩余劳动力;比较优势;经济联动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突破行业壁垒,构建一体化市场——基于企业响应地方政府行为的策略选择的视角》(课题编号:08HZC303Z)的资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上半世纪,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许多地方的企业以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走在了现代化的前头。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例,无一不是以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这些地区的企业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2007年以来,东部沿海许多企业或产业集群因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进一步压缩了原本已经十分微薄的利润空间,同时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调降,更使得这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了生存危机,美国“华尔街事件”引发的金融体系动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在这些诸多因素的联合诱导下,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经济集群的企业经营状况经受了来自不同层次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以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为例,由于这个区域的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当地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使得原本已经不太多的企业利润空间在这些年的价格战中所剩无几。温州的打火机企业、皮革企业,广东东莞的家具企业都因为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美元贬值、原材料涨价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升高和环境资源税率提高等不利因素而无力经营下去。一些有资金来源的大企业也开始实行企业转型,把未来的发展目光投向了技术创新和谋求国际市场上。近年来,许多官方媒体和学者跟踪报道了这些情况并发表了相关的言论。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虽然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增强,但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增速过快,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对国内通胀形成巨大压力。因此,降低逆差和减少出口是国务院制定的宏观调控的措施之一,并在2008年上半年取得明显效果,出口比2007年同期下降了5.7%。由此可见,即便是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省市而言,仍然受到诸多制约发展的因素。可见,来自国际大环境的压力使得国内原材料价格上升,同时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造成需求疲软则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寒冬”的到来。

虽然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的繁荣与衰退是一个自然的周期现象,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经济过渡或转型时期,对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进行再次探求,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在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铸就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许多诸如“中国制造网”、“环球资源网”和“阿里巴巴网”等B2B贸易平台的建立和发展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虽然不同学者对此称号褒贬不一,但究其根源,我国这一阶段的是建立在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本文将结合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农村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从探求我国国内不同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分析东西部经济联动的可能发展路径和对东部地区发展启示,从而探求我国自身宏观经济发展的思路。

二、东部产业升级压力与产业西迁

东部许多省市在这几十年的蓬勃扩张和繁荣后,一部分企业在追求高增长和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逐渐进入甚至完成了产业升级或产品转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例如人们对生活中基础消费品的需求不会因为产业升级时代的到来而降低,因此仍然有许多,确切说是大多数企业没有进入产业升级或产品转型的行列,他们为市场继续源源不断地提供中低端产品或服务。在政府大力提倡产业升级换代的今天,我们也应当保留一部分关注度给这些中小企业,它们为市场中各层次产品和服务的饱和度做出了贡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产业的盈利能力并非取决于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产业结构;一个地区的产业要符合当地的工业化水平和具体的产业结构,滞后或是超前的产业都不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也就是说,一个地区滞后的产业将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升级换代;二是迁移至适合发展的其他地区;三是消失。而对于市场有相应需求的中低端产业,显然升级换代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可能的最优的选择就是迁移至适合发展的其他地区。这些所谓的“滞后”产业在东部地区非常普遍,例如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群在逐渐发展形成的高新发展经济区里难以维持经营。这些产业也同样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迁移至国内其他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二是转移至更不为发达的其他国家;三是消失。与其把东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不如转移至国内其他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区,这些产业在国内的转移有以下一些优势:国内政策的一致性和对政策环境的熟悉度,可以为企业减少在谈判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降低国际社会可能的动荡对国内企业产生的连锁效应;人员交流和配备的便利。综上所述,如果这些不符合当地产业结构和产业层次的企业迁移至国内其他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将是它们最优的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西部广大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指引下,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资金、人才和技术的缺乏仍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除此之外,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吸纳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布局,这种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尤为严重。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2.7%,巨大的人口占量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和随之出现的人口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不可小觑。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以他的人口理论著称于世,他在人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劳动的实际工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与人口增长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地租(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投入的边际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呈同方向变化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或者称之为长期均衡模式(李中清、王丰,2000)。中国西部农村经济受到高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平和高地租的限制,从而缺乏长期发展动力。其中,高人口增长使得中国农村产生1.5亿的富裕劳动力,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就业问题的根源。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Lucas(1988)认为,在低生活水平的传统农业社会,由于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的低下,一般家庭会以子女的数量来代替子女的质量。在中国西部地区,数量与质量的最终权衡结果势必形成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把东西部各自在发展中的问题放在一个经济大框架中看,不难发现,东部与西部各自的发展瓶颈从某种程度上恰好是对方的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力富裕,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上半个世纪的“世界工厂”形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根据劳动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国内的劳动力价格在国际上仍可以处在一个比较有竞争的价格空间中。虽然亚洲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和越南等的劳动力价格近年来与中国形成竞争的事实,但中国西部巨大的低于东部劳动力价格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仍然是今后且是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比较竞争优势,可以为东部在某个程度上缓解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压力。

三、东部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与工业化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历经了漫长的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初期、中期、后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转移现象,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这一系列的劳动力转移,逐渐在不同的区块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中心,并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一般而言,当第一产业的农业劳动力下降到一国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0%以下的时候,工业化进程才全部完成(季丹虎,2007)。东部地区也经历着漫长的工业化过程,对剩余劳动力在三大行业中合理分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单靠东部地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产业)的能力是有限的。

中国担负着大约世界人口1/5的巨大人口规模,这使得中国工业化必须经历更为漫长的路程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42.6∶25.2∶32.2。可见,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然而,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1.7%、48.9%和39.4%,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可以说已经是一个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工业化国家(陈佳贵、钟宏武,2007)。这两种数据后面产生结论上的矛盾表明了中国目前工业化发展的问题,即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阶段,或者已经向后期迈进;而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地区却仍然是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没有或者才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的阶段。统计数据中反映的56.1%的农村人口对应11.7%的第一产业产值,43.9%的城镇(市)人口对应88.3%的二三产业产值,这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这种状态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诸多社会矛盾的无解和持续(陈佳贵、钟宏武,2007)。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已经在改革开放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得到了实现,但是随之也出现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均和二元经济等问题。笔者认为,只有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使得各地区都完整地经历工业化的三个阶段,才能完全释放、转移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缓解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和二元经济等诸多社会矛盾。同时,东部地区西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成为推进西部工业化的催化剂之一。

四、经济联动的启示

可见,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使得在国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今后发展的出路之一,而且由于国情的限制,中低端产品和劳务也仍然会在未来许多年里保持一定的市场需求量。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西迁一方面解决了东部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同时又迎合了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也缓解了西部发展的瓶颈问题,并且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共同富裕”逻辑相一致。(图1)

如果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或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这样的经济联动,互取所需,联合发展,那么这样的东西部经济联动发展可能路径会给我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什么启示,在这里我们用基本的经济学供求模型来分析企业或产业集群在采取经济联动之前和之后的状况。图2中的曲线AC1、MC1、P1和q1分别是经济联动之前东部沿海企业或产业集群面临的生产平均成本线、边际成本线、均衡价格和在此价格下的产量。S1和Q1是在此生产条件下的市场总供给曲线。东西部经济联动后,东部地区把部分下游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西部地区,吸收了当地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降低了企业自身的劳动力平均成本和土地租金成本,使得生产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降低,即平均成本曲线由AC1下移到AC2,边际成本曲线由MC1下移到MC2。对整个市场而言,率先实施劳动密集型产业西迁的企业或产业集群由于产品产量增加到q3,此时的市场价格仍为P1,即边际收益MR=P1,而边际成本则下降为MC2。此时的企业或产业集群产量为边际成本MC2与边际收益P1的焦点q3,从而具有先发优势,获得较高的超额利润。如果这样的经济联动措施有效,则会形成较强的外部效应,其他企业或产业集群会效仿,随着经济联动规模的扩大,市场供给曲线由S1向右移动到S2,市场会形成一个新的均衡点。而那些没有采取经济联动的企业或产业集群会因为较高的平均成本曲线AC1将可能处于亏损状态。同时,对于广大西部地区而言,东部企业和产业集群的迁入,无疑会给当地带去一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上的支持,这些生产要素都是西部工业化中所必需的。(图2)

当然,所有的这些努力,都需要各级政府的扶持和支持。近年来,国家颁布了许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工业。因此,对转移至西部的企业或产业集群应该进行选择,并且也应充分加入东部已有的环境保护的技术和理念,使西部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把环境污染降到最低。

五、结语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制造”逐渐崛起于世界制造业的舞台上,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一直是传统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东部省市许多企业或产业正顺应技术创新的浪潮对自身进行升级,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产业升级与劳动力价格给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我们意识到,我国西部巨大的较为低价格的剩余劳动力存量并未被工业化所释放,这种西部的劳动力低价格、高存量的比较优势恰好迎合东部的发展需求。因此,东西部之间不同程度的工业化进程和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为经济联动提供了互补所短和各取所长的物质基础。不难发现,通过工业化过程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部实现和产业结构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来促进国内整体经济发展,单靠东部经济的单边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如何促使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踏上工业化的三个进程,依靠工业化来转移西部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发展地区经济,最终反哺东部经济体,这是一个值得思量的课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东部部分企业和产业集群的西迁涉及到诸多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因素,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大力扶持。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2]Robert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3]季丹虎.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次序及对我国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