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亮

提要金融海啸影响下的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金融海啸的产生根源于权力由霸权国转移而产生的国际格局的动荡重组。金融海啸不仅仅作用于世界经济领域,同时引发了大国间实力对比变化。在危机中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对自己的国际角色定位尚且不明朗,中国的国际角色在变化的国际格局中究竟怎样定位是一个亟待深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海啸;国际角色;世界格局;权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海啸产生的国际政治根源

金融海啸主要指由于一个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金融指标发生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国际体系的权力转移理论将其根源阐述为权力要从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的流转而引发的世界格局动荡重组。这种走势的变化规律是“各个正在追逐权力的国家更愿意执行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不是协同一致地按照国际准则维护国际秩序约束国家行为。就长期看,国际经济体系呈现为一种不稳定的态势,而这种不稳定就体现为通过危机进行调整。每调整一次,权力就从既有的结构中重新分配一次。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里建立起来的,建立的理由有两点:首先是美国足够强大;其次是美国行使霸权,而欧洲、日本愿意接受霸权。而霸权在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贬义词,约瑟夫·奈认为霸权是“一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多得多的资源及能力的一种局面。”而恰恰是这种心态,导致贪婪和侵占太多,将美国推向了民主的反面。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经历了一个艾奇逊所言的“大朦胧时期”,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法国总统戴高乐面对通货膨胀开始首先向布雷顿体系发难,而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腾飞又对美元本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看来,1997～2008年刚好在推测的范围之内,尽管每次危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的内部力量变动以及新力量进入这一体系带来的冲击。

二、金融海啸的到来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巨大影响

事实证明,这一体系确保了战后西方世界的稳定繁荣,越是较早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越是有着较高的增长记录。但与这一体系的成功相伴随的是该体系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在金融海啸到来之前,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美国经济已经十分疲惫。美国的硬实力优势仍存,美国地位下滑主要缘于软实力的急剧下降。而软实力的下降并不是结构性的,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对外政策行为上的失误所致。只要美国善于学习,改变单边蛮干的政策取向,依然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

单从金融海啸的影响来讲,欧洲受到的影响也不小,但是欧洲却把他当成一次机会。欧洲人的辉煌历史让他们一直抱有一个“欧洲人的欧洲”的理想,乃至“欧洲人的世界”,持有地缘政治理论观点的人更是直接指出法德“都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发挥影响”。普遍观点认为,美国人是在花明天的钱办今日的事,这不完全,应该说美国是在花全世界的钱办自己的事,即通过美元等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转移资本,这是美国在现行金融体制下的绝对优势。欧洲早就意识到了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道理,因此才会有欧元的产生,但是从各方面来看,欧元都没办法战胜美元,美国的金融霸权依然牢不可破。

美国媒体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低迷造就了赢家和输家。输家就是美国和全世界数百万失去存款和工作的人,而最大的赢家就是中国。回到权力转移角度来看,虽然格林斯潘认为产生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要怪“华尔街金融家的贪婪”,但是真正的原因绝对不止人性那么简单,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次的金融海啸正是昭示着美国实力的进一步下降以及权力从美国的转移。

三、金融海啸影响下的中国国际角色变化

(一)是否应该坚持过去对于中国国际角色定位?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正确评价中国现有的综合实力的问题。几乎一切关乎中国发展的问题都可以从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中找到依据,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更进一步理解为对内改革的目标就是更好地对外开放,实现国际化、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为此,中国的大力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形式,国家内部地方政府的考核要以招商引资、外资存量为重要标准,对外交往也是积极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努力。

尽管国外政界和学者一直猜疑“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会不会导致北京挑战现存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或者在东亚和其他地区挑起危险的冲突”,但过去中国将国际角色定位在和平发展、韬光养晦的基调上,中国在外交上始终强调“维护大局”,主张合作,避免对抗,底线是“斗而不破”。中国一再“怒而不争”,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特定发展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外交策略。

具体地说,“中国的崛起主要还是经济崛起,而在经济崛起的支撑下,中国的政治资源有了相当大的充实,政治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而此次金融危机虽然使中国经济遭遇冲击,但同时也使中国决策者更清楚地认识了“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的处境与利益需求,并且从中感受到了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自信。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大,它在国际事务中就越是受制于人,在外交决策中瞻前顾后的心理也越是明显;既然外部市场的萎缩已成为事实,中国不如索性放弃其他幻想,改而专注于经营内部市场。

(二)在美国与欧洲中何去何从?金融海啸爆发本质原因就是美国金融霸权反作用及其权力衰退,而“一个霸权国的战略必须为其自身的生存不断制造条件”,这个国际经济金融体制因此弊端丛生,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滥用权力。但是美元的权威地位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同时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相对来自于俄罗斯、伊斯兰激进势力和古巴、朝鲜等反对美国的国家的三种开始趋于联合的威胁,美国对于中国选择了“融合”,纵然他们自己也认为中国是“现有的大国与崛起的大国中天然的竞争对手”,而中国的态度尚未明朗,在继续推动多极化发展的同时乐观其成。

尽管从短期看中国还是可以从依附于美国经济中得到好处,但为了最终促成亚洲一极的形成,中国要有意识地减少对美国的制度依赖。实际上,正所谓“无欲则刚”,在经济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有利于中国在其他方方面面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理性处理和欧洲的关系变得重要。中美两国之间因为有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有很大的动力经营和美国的关系,但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则不一样了。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关系,双方很容易互相忽视。但中欧关系显然对建设多极经济金融体系非常重要。在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当向欧洲作些倾斜。但这种倾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是说放弃美国而转向欧洲。如果这样就会犯和依赖美国同样的错误。向欧洲倾斜就是说中国要支持欧洲成为经济金融的权力一极的同时寻找自己的国际空间。

(三)成为新体系的推动者还是现有体系的维护者?现存的体系是美国霸权体系,具体一点说是一个没有真正对手却走向没落的体系。而“本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正在经历难得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二三十年现行体制不可能完全被改变,但是只要现行体制留存一天,那么矛盾就会不断加深,危机就会不断上演,新兴经济体就难以真正打破世界范围内的不合理分工。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一个比较民主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只有美国一极的霸权秩序不能保障中国的长久利益,世界需要美国、欧洲、亚洲和其他更多的权力极,这是一个比较分散或者分权的体系,各个极之间并非互相封闭,而是互有关联,但不能有一个绝对的霸权主导一切。它们之间相互制约,防止权力的被滥用。

中国要把重点放在亚洲,不仅因为中国是亚洲国家,更是因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已经得到相当高的整合程度。这种整合程度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深。但在中国和亚洲整合的制度化方面,中国不可强求,一种自然状态的整合更合乎亚洲特征。

这些方面的努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成国际经济金融的多极化。中国的大国责任既不是向美国负责,也不是向欧洲负责。一个多极世界体系对中国本身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Jonathan H.Turner.“Role”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20th Century[M].Oxford:Blackwell,1996.

[2]张剑荆.华盛顿金融峰会上的“中国牌”[J].南风窗,2008.12.

[3]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J].美国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