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智

一、关于帛画整体结构的划分

《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认为整个画面纵向分为天上、人间、地府三部分，分别以门阙和巨人托举的平面为分界线。商志樽认为帛画内容分为两部分，基本上以帛画本身的形状作为分割的依据，即“T”型的横头为上半部分，竖幅为下半部，上下两部分分别描绘了“天国”和“蓬莱仙岛”的场景。顾铁符和唐兰也认为画面分两部分，但与商不同的是，这两部分表现的是天上人间，且人间部分表现的全部是墓主生活的场景。安志敏基本同意简报的说法。孙作云也持“三部分”观点，但是与《简报》不同的是，孙认为门阙和两龙交界处为分割线。第一层为天上景象，第二层表现死者将要升天，第三层是死者生前宴饮的场面。马雍持“两部分”观点，画面的分割同商志樟意见相同，但两部分内容分别为：第一单元天上的境界；第二单元以两条相交的龙为主体，其内容又可分三个部分：1墓主人像，即死后神明的寄托；2祭祀图；3冰府图，表现神话题材。王伯敏的论文也提及了帛画内结构的划分，他的三部分是有着顺承关系的——自下而上分别是地载人间、显示死者生前荣华的人间世界、表示死者的灵魂获得“天佑”的天国情境。刘敦愿反对之前的学者认为此帛画的作用是“引魂升天”，认为其作用应为“招魂复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很有独创性的说法——整幅画面表现的都是地下世界，十分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巫鸿主张画面有三个平行的“地平面”分为四部分，至于每部分的内容不是他考察的重点。刘晓路赞同天上、人间、地下的“三部分”说，且进一步发展，认为这三部分不仅体现了表面的空间关系，而且还暗含着未来、现在、过去的时间序列。被学界广泛认可的郭学仁提出了“四部分说”，分别为天国、天空、人间、阴间，其实与《简报》的划分大同小异，只是将天上部分进一步细分。

综上可看出，由《简报》最早提出的“三部分”说最被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商志桴最先提出的“蓬莱仙岛”说也不乏追随者。可以说这些不同的意见都经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和谨慎推理，各有所长，对今后的研究者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二、关于各独立形象的考释

画面上的每一个独立的形象都有学者进行细致的考据，以下仅就几个比较有争议、至今仍无定论的形象进行分析。

(一)人面蛇身形象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最上方日月的中间，绘有一人面蛇身的神怪。这是画面中十分显赫的位置，弄清楚这个形象真正的身份、含意极有必要，许多学者甚至撰写专文研究论述这一形象，然而至今没能得出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结论。目前比较集中在三种观点：伏羲说、女娲说、烛龙说。

伏羲和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且他们人面蛇身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持伏羲或女娲说的学者人数最多。其中商志樟和孙作云是伏羲说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依据是汉代、曹魏时期文献中对疱牺氏形象的描述及山东梁山汉墓出土的实物。郭沫若和傅举有主张女娲说，依据《楚辞·天问》中涉及女娲的只言片语，但是郭沫若考证了女娲是怎样从最初的始祖神——天帝演变而来。傅举有发展了郭的观点，进一步肯定了天帝即是女娲。而且，从整幅帛画看来，男子都束发戴冠，而这个人面蛇身形象长发自然垂下，如此看来女娲说似乎较伏羲说更有道理。然而无论是持伏羲说还是女娲说观点的学者都无法解释，何以在同时代及晚期的出土实物中总是成对且作交尾状出现的伏羲女娲，在马王堆帛画中以单个形象出现。于是有人提出了太一说，未免太过牵强，仅有的实物论据一山东沂南东汉墓画像石也过于单薄，不具有普遍性。

“烛龙”说由安志敏最先提出。刘敦愿也赞同这一观点，同时认为烛龙应该是“地母之类”。刘晓路则对烛龙说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联系到其锄地色彩，认为烛龙就是始祖神“祝融”。

(二)太阳下八个圆形图案

帛画右上角绘有的圆圈中有一鸟，是太阳无疑，其下有八个较小的红色圆形图案，穿插掩映于据考证为“扶桑树”的枝叶间。对此图像有三种主要的解释：十日说、九日说、星宿说。

“十日说”的支持者最众，代表人物有商志樟、安志敏和孙作云。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楚辞》中“十日代出”的记载，以及《淮南子》中“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但帛画上清楚地显示只有九个太阳，近旁也没有羿的形象。这迫使“十日说”的学者放弃了与“射日”传说寻找联系，但他们为了坚持己见，推测“一日为桑叶所蔽”。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首先整幅帛画构思周密，描绘也一丝不苟，从其高度的严谨性看，画者绝不可能漏画一个太阳。其次，中国画为散点透视，且此时期的绘画力求描绘物象周全完备，不存在“一日为桑叶所蔽”的可能。画上九个太阳是画者有意为之。

“九日说”是刘敦愿首先提出的，在《楚辞》《吕氏春秋》中亦有九日的记载。而且刘敦愿认为帛画整体表现的就是阴间，那么“射日”传说中九个被射死的太阳正好与画面吻合。刘晓路发展了前者的观点，他提醒研究人员注意此帛画的性质——9丧葬联系密切的旌幡。其他学者如容观琼和萧兵虽也持“九日说”，但都是以少数民族的传说为依据。

坚持“星宿”说的目前只有罗琨一人，他认为那八个圆点代表北斗星。

三、结论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出土对于今人了解汉代丧葬制度、文化风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视觉图像的直观性使得此帛画具有文献无法企及的优势。考古学、历史学、古代文学以及美术史学领域的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弊病亟待克服。

(一)研究方法陈旧，且对文献引用不当。

现今对于出土视觉图像的研究大致还停留在用古代文献与其对应的阶段，甚至视觉图像沦为文献记载的注脚和插图。依据丰富的文献记载解读帛画中的个体形象，并以此为依据阐释画面的主题思想固然可行，然而必须适度，决不能过分迷信文字记录，因为视觉图像不完全与文字吻合，从而将被视为特例而忽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一座座地下宝藏一般的墓葬呈现在今人面前，丰富的视觉图像构成了与文字相对的另一个历史，它们沉默无语，然而具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将整体的画面拆解成零件去与文献牵强附会是不可取的，亟需引用考古学、图像学的方法对帛画进行研究。

即便与文献互证方法是有效的，然而对文献的引用方式令人堪忧。马王堆汉墓帛画与上古神话的密切联系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于是考证画面形象时被引用最多的就是《楚辞》、《山海经》等体现楚文化、神话题材的文献。这些文献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文学色彩，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同一事物的记载多有出入，然而这反而给了研究者们的“想象力”巨大的发挥空间，他们不但可以随意截取有利于自己结论的片断，更可以给这些古奥不确定的文字加上自己“独到”的理解，使其尽量能够解释画面上的形象，使得严谨的科学研究俨然成了艺术再创造。

(二)研究者视野相对狭窄，缺乏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关注。

研究马王堆汉墓帛画的文章出自不同的角度，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也各不相同，多视角的关注本来对于丰富对帛画内容的认识、推进研究进展大有裨益，然而由于各领域的研究者仅局限于对自己学科的关注，缺乏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了解，导致闭门造车，很可能重复研究造成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在今后的图像研究中，打破门户之见，不再囿于单一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M]，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72

[2]王伯敏，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并无“嫦娥奔月”考古1973，(3)

[3]郭沫若，桃都、女娲、加陵，文物,1973，(1)

[4]萧兵，马王堆《帛画》与《楚辞》，考古，19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