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秋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文言小说的绝响之作。红学家李希凡曾赞之曰：“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古流传，万世流芳。”这部和世情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相媲美的作品，以其瑰丽绝艳的笔触，为读者展示了一个虚幻奇异的世界。作者凭借鬼狐花妖的荒诞故事极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对科举制度批判的篇章，揭露了时代的弊端，以独特的方式对科举取士的制度进行了批判。

一、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自兴科举的隋唐，到蒲松龄生活的清初，科举取士选官的制度已实行了一千年。这种选官制度摆脱了狭隘地域与家族利益的束缚，为历代统治者选拔了一些有才干、有魄力的统治人才。由于深受儒家人世思想熏染，中国的文人士子骨子里固有一种功名意识，所以自从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来，通过读书应试考取功名就成为当时文人改变人生轨迹、出人头地的惟一途径，所谓“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当时，科举制度也确实给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如康熙统治时期，为了笼络汉人，大力开科取士，扩充科举名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成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目标，并为此毕其一生，痴心不悔。然而，科举考试过程中毕竟僧多粥少，因此而出现的考场作弊、贿赂请托等非正常竞争手段又使士子们不断在苦读、幻想、失望之间饱受煎熬。但是仕途黑暗、公道不彰并没有停止他们追随科举考试的脚步，为了实现“黄金屋”、“千钟粟”的人生理想，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求取功名的努力之中，少年读书、皓首穷经、殚精竭虑、痴心不悔，与科举考试结下了难以解开的心结。

二、蒲松龄的科举心态及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明崇祯十三年蒲松龄出生在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蒲家庄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从高祖蒲世广起，祖祖辈辈醉心功名，祈望仕途得志，光宗耀祖，遗憾的是，祖孙数代孜孜以求的科考功名总是不能遂人所愿。蒲松龄的父亲蒲粱“操童子业，苦不受”，为了养家糊口，他“去而学贾”，但他从未放弃让儿孙们应科举、求功名的念头。他尤其钟爱三子蒲松龄，认定他是惊世之才，在他身上寄予了重望。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感染下，蒲松龄从小就十分热衷科考，他把金殿传胪、雁塔题名作为人生终极的也是唯一的目标，并为此耗尽了心血与青春。从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试三个第一考中秀才之后，蒲松龄的科考生涯便历尽坎坷，直到63岁，整整44年，他一次次徘徊在应试一失意一再应试一再失意的痛苦之中，然而他对科举的痴情却至死不渝，他三次落第后曾在书房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由此可见他矢志不渝的科第情结。

屡次考试失意沉重地打击了蒲松龄，破灭了他对美好人生的幻想，所以他只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求成功的喜悦。虽然作者借助花妖狐媚这种浪漫的形式得到了精神抚慰，但当他一旦回到现实世界，面对自己屡试屡败的考试结果，便愤气填胸，所以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近70篇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了科举考试的弊端。作为一个对科举考试存有绚烂梦想却屡试不第的考生，蒲松龄能够深刻地体会那些熬白了少年头的举子们的心理状态，对他们在社会上、家庭里饱受白眼、挫辱的窘况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中有大量的篇幅对此进行了描写。《凤仙》中狐女凤仙因丈夫贫贱被娘家所轻，为激励夫君考取功名，与其分居，直到他考中之后两人才和好，写出了夫妻的冷暖之态；而《胡四娘》所揭露的浇离世风更让人掩卷沉思。程孝思因科场不利，不敢归见妻子，被迫改名换姓“求潜身于大人之门”。其妻胡四娘在娘家也备受冷落，连兄弟娶亲都不让赴筵。但当得知四娘之夫登第后，全家上下皆惶然：兄弟“相顾失色”，“姊妹惴惴，唯恐四娘衔恨不至”。四娘来了，“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这段描写生动地反映了科举时代的世态炎凉，浅薄人情。

蒲松龄站在封建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角度，清醒地看到了科举制度残害人性的一面，他同情可怜和他有相同经历的士子们的悲惨境遇。不屑八股取士的制度，借文学的方式对科举制度的罪恶迂腐进行了批判，从而成为饱受科举折磨的封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三、《聊斋志异》批判科举制度的局限性

《聊斋志异》可算是描写科举制度的百科全书。从对科举制度触及内容之广、揭露弊害之深、社会影响力之强烈的角度来讲，甚至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同类文章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因为如顾炎武等思想家虽然批判科举制度态度更激进，但他们并没有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举考试，而是很快从科考中抽身，所以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大多是以旁观者的眼光观察所得。丽蒲松龄却将自己的一生都交付给科举考试，且屡战屡败，其中的切肤之痛局外人很难体察，因此，《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具有独特的角度和深度。但是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又未必切中癖里，甚至可以说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首先，蒲松龄批判科举制度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人骨子里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功名意识，蒲松龄作为封建时代一名思想修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亦怀有“为圣人徒，怀君子泽”的积极人世的人生理想，他更渴望通过科举仕进跻身上层社会，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然而美好的理想，不懈的努力换回的却是屡次的挫败。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曾对科举考试如醉如痴的蒲松龄，在经历了屡试屡黜的痛苦折磨之后，开始审视这种封建选官制度，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他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深刻批判了科举制度的黑暗弊端以及对当时文人的精神戕害，把当时文人仕子追随科举考试的心态及所受的精神煎熬描写得淋漓尽致。以《鸟语》《叶生》《杨大洪》等篇目痛诉科举考试给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折磨，又以《苗生》《三生》《考弊司》等作品宣泄自己对科举考试的一腔憎恶、愤恨之情，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对压抑扼杀人才的科举制度作了否定性的批判。

其次，蒲松龄批判科举制度视角狭隘，并未切中问题的实质。作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牺牲品，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痛恨溢于言表，《苗生》中现了原形的虎精面对热衷于八股文、功名利禄的秀才们“伏地大吼”，“扑杀诸客，咆哮而去”，这种变形的方式正表现了作者对于科举制度下酸腐僵死的八股文的深恶痛绝。然而作品中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批判其矛头仅指向现实生活中给自己的仕途造成障碍的八股文的考试形式和考官的昏庸无能，买卖功名。

虽然蒲松龄对科举制度予以否定性批判，但绝不代表他已经从理性上清醒地认识到了科举制度腐朽的本质。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颜元等思想家已意识到八股文毁灭文化之祸，顾炎武认为废科举则“官府之政清”、“百姓之困苏”、“用世之材出”。而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只停留在指责考官的无德无能、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及个人的举士不公的层面，视角狭窄。他之所以这么大声疾呼，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个人壮志难伸的愤慨。并且他强烈要求的是改革而非埋葬这个制度，由此可见他并未清醒地把握科举制度腐烂朽败的本质。

再次，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带有欲说还休的强烈的情感因素。诚如前文所说，蒲松龄并不主张埋葬科举制度，原因在于其中寄托了太多他个人及其他这个阶层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美好愿望。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蒲松龄是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无意识的无数个直接受害者之一，他对封建政权的人格依附是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结果之一，因此，他对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的摩情也是复杂的，希望、梦想、揭露、控诉等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使他对科举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情结，太多的篇章中反映了他对科举考试欲罢不能的心理。在蒲松龄看来，科举考试一举成名之后，幸福的生活、美好的前程将接踵而至，他又怎能对此割舍得下呢?蒲松龄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控诉者，同时也是痴迷者，无奈、辛酸与憧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痛并爱恋着”的科第情结，从而削弱了他对科举制度批判的力量。

作为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蒲松龄怀抱经世之志却难以挥洒济世之才，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困扰着他，迫使他开始思考自己走过的科举考试之路。他以切身的经历痛责了科举制度对士子文人的精神残害，以独特的视角揭露了科举考试的黑暗内幕。当然，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在《聊斋志异》的某些篇章中还时时可见对科举心存不甘的美好憧憬以及站位不是很高的个人愤慨，但其以“出于幻域，顿人人间”(鲁迅语)的手法揭露和抨击时政，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是首创，令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也为后世批判科举制度开了一条新路。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并[M]，长沙：岳麓书社，1997

[2]王枝中，蒲松龄论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