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灵战

一、新工人诗歌概说

新工人诗歌指诞生于“新工人”这一社会群体的诗歌。“新工人”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经济发达城市的务工人员。新工人别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宪法上规定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反而属于“工人阶级同盟军”农民阶级的一员。从劳资关系角度看，新工人和传统工人在雇佣关系中都处于同一地位，但传统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户籍、社会保障以及资方的性质等方面与新工人的不同，两者还是有着很大(甚至本质)区别。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中造成了大量下岗工人，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新工人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两者依然有着显著的区别。对于下岗工人来说，其社会诉求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地位下降引起的心理落差、企业改制中的腐败、买断工龄后的社会保障、再就业、退休金等问题，而新工人更多地关注找工作、拖欠工资、加班、炒鱿鱼、暂住证、出租屋、思乡、子女人学等问题。新工人阶层集中诞生在中国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上海、北京、温州、厦门、苏州、无锡、青岛等地。其中以广东珠三角区域最为庞大。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被粤语称为“打工仔，妹”，其口语化、甚至略带歧视性的称谓随着广东经济对内地的强势影响，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流行词汇。随着中国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新工人业阶层也从制造业扩大到第三产业，“打工”内涵从蓝领工人涵盖到白领阶层，扩散到所有非资方群体甚至公务员阶层，比如香港特首曾荫权2007年竞选口号就是“我要打好这份工”。本文所讨论的新工人群体，专指在异地城市务工的外来人员，其中更多是指蓝领工人，他们生活状态更多的是“生存”而不是“发展”。当然，新工人群体不是恒定的，而是流动的。少数人可能凭藉自身的努力，摆脱“底层”状态，进入另一阶层，但只要其诗歌中也留下打工印迹，也可称为新工人诗歌。

新工人诗歌俗称打工诗歌。新工人诗歌不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的地域诗歌流派，某些文化研究学者试图把新工人诗歌(文学)纳入新岭南文化范畴，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新工人诗歌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打工地点也遍及国内各大城市。当然，在新工人的人口分布中，广东最为庞大。据广东省不完全统计，广东省暂住人口约占全国暂住人口的1/3，其中广东城镇就业岗位中，平均每三个“饭碗”就有一个属于外来工。在广东省外来人口中，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广州等是主要集聚地。打工人口众多，并不是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诞生的唯一条件。广东相对于打工诗歌(文学)来说，更重要是其辖区的各种文学期刊，在文学各个层面上孵化催生了打工文学。《打工族》《大鹏湾》《佛山文艺》以及更小区域的报刊，甚至许多企业的内部刊物等，为打工群体中的文学爱好者提供发表园地，为新工人诗歌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品》《特区文学》《花城》等杂志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了新工人诗歌的发展，使新工人诗歌由艺术的粗糙走向成熟，从广东走向全国。广东文艺界对打工诗歌的扶持，不管是基于市场需求——如有的杂志的读者定位本身就是打工群体，还是出于政策上对文化事业的扶持，都是其它省份城市所未具有的，这正是中国其它城市——如温州、上海、厦门、苏州等一同样也是打工人群聚集的地方，却没有诞生数量众多的打工作家群的重要原因。广东各城市对孵化催生打工诗歌有着其它城市无可替代的功劳，但打工诗歌并不是广东特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出现和普及，从珠三角、长三角到环渤海区域等地，新工人诗歌遥相呼应，成为中国某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某个地域性的诗歌群体。

新工人诗歌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见证。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以跨国资本为主导的外部力量，沿着从滨海城市到内地乡村的路线图，对中国传统社会施行一轮又一轮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文地理空间突出地表现为城市的扩张和兴起，农村的衰败和崩溃。中国现代化过程，是农业社会陨落和工业社会兴起的过程，是计划经济崩溃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分裂和新兴阶层重组的过程，是专制体制和民主思想博弈的过程，是传统道德失范和新价值观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触摸到这个社会剧变的脉搏，相当一部分群体——比如职业相对稳定的教师、公务员、职业作家、偏居一隅的内地居民等，也许只能感触到社会变化的神经末梢。新工人阶层，由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户籍制度，漂浮在现代化进程农村和城市的终始两级，以一个最佳角度敏锐地感知到这个国家社会巨变的脉搏。《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打工作者的身上纠葛着诸多的矛盾、焦虑和困惑，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经验的—个痛点和敏感点。”新工人诗歌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痛苦见证，它天生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让“知识分子诗歌”虽然技巧圆润、玄学高深但显得高韬虚无、营养不良，让“新乡土诗歌”虽然恬静质朴、澄明皈依但显得虚幻失真、粉饰太平，让“下半身写作”诗歌虽然叛逆另类、形而下真诚但显得媚俗浮躁、空虚无聊……新工人诗歌不仅仅是当代诗歌“写作伦理”和“底层写作”的精神标杆，不仅仅是“移民文学”的特殊样本、不仅仅是“世界劳工文学”的中国缩影，不仅仅是“新都市文学”的城市侧面，不仅仅是“新岭南文化”的延续发展，它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制度性设置缺陷而造成的两亿多漂泊在城市和农村两端的新工人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悲怆的心灵史诗。“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透过新工人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被股票证券市场、摩天大楼、北京奥运会、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外汇储备、欧洲游、CNP、WTO、港澳回归、中美首脑会见等宏大场景有意无意遮蔽的真实历史的另一面。

新工人诗歌经过二十余年成长，从量变到质变，终于诞生了郑小琼、张守刚、刘虹、柳冬妩、谢湘南、刘大程、罗德远、方舟等优秀的打工诗人，出版了《黄麻岭》(郑小琼)、《南方行吟》(刘大程)、《工卡上的日历》(张守刚)、《在岁月的风中行走》(罗德远)、《心灵之约》(徐非)、《纪念碑》(何真宗)、《零点的搬运工》(谢湘南)等诗集，也出版了打工诗歌评论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柳冬妩)，出现了《人行天桥》(郑小琼)、《打工的名字》(刘虹)、《打工物语》(罗德远)等一些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篇章。

二、新工人诗歌共性

作为一个诗歌团体，新工人诗歌不是某种艺术风格的相似，更多的是由于某种相似的打工生活经历形成的题材或表现主题的相似。新工人诗歌风格多样，有刘虹悲悯情怀的抽象现实主义，有张守刚简洁硬朗的叙事，有方舟庄重明亮的抒情，有谢湘南冷静瘦峻的“词语搬运”，有郑小琼粗粝

凝重的意象经营……新工人诗歌目前还没有共同的艺术主张，如果有的话，就是他们对打工经验的强调。由于打工世界“本身就是灰的”，自然激发打工诗人寻找精神的皈依，思乡成为打工诗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然而，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加速了城市化扩张，也促使了乡土社会的衰败。在新工人诗歌中，有对乡土的诗意化描述——毕竟这是他们精神退守的最后想象性空间，也有对家乡田园诗意的丧失而感到的深深的失落，以至产生类似于卡夫卡小说中《城堡》中所描绘的囚徒感。在新工人诗歌经常出现蚊子、老鼠、狗、猪、青蛙等卑微生物的意象，这和卡夫卡《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沙姆变成了一只甲虫有着相似的精神理路。

(一)打工场景

新工人诗歌中经常呈现新工人群体所熟悉的打工场景，如找工作、试用期、现场招聘、临时工、出租屋、身份证、暂住证、厂证、工卡、劳动法、加班、订单、扣奖金、工伤、炒鱿鱼、流水线、边防证、人才市场、流动人口证、外来人口管理中心等，这是新工人诗歌的典型标志。张守刚曾经在《在打工群落里生长的词》像辞典一样，收录了一些在打工群体中广泛流通的词汇，如工业区、出租屋、打卡、工号、工票、流水线、厂规、罚款、计时工、计件工、放行条、押金、勤工奖、辞工、跳槽、赶货、订单、通宵加班、探访证、洗手票、厂服、QC、出粮、停工待料、边防证等。一个词汇就是一个场景，串起了人们对打工者日常生活的认识。“厂里发给我们的洗手票我们像存折或现金一样保管着。／上洗手间，它是通行证。／这是上午十点钟，上班后第一次上洗手间，她感觉有些腰酸背痛／捏在手中的洗手票／给她带路。”词目中关于“洗手票”的描写，大大超出平常人的想象，很难分辨生产管理和监狱管理之间的差别。“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他们来自河东或者河西，她站着坐着，编号，蓝色的工衣，白色的工帽，手指头上的工位，姓名是A234、A967、Q36……／或者是插中制的，装弹弓的，打螺丝的……／／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郑小琼《流水线》)这是郑小琼诗歌中展现出的制造业的流水线场景，流水线就是这样把人异化成冷冰冰的物，人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

在打工场景中，劳工冲突是新工人诗歌经常撰写的题材。“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办法，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孙恒《团结一心讨工钱》)这种诗歌总是让我们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殷夫、蒋光慈等人的无产阶级诗歌。当代社会学家、文学史家总是犬儒地避免把当代新工人诗歌和历史上的无产阶级诗歌作对比，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的宏大借口中漠视打工群体中正当权益的丧失，默许、纵容无良资方的违法行为，混淆社会视听，降低政府对劳资冲突的警觉性。早在中国商周时期，政府就有系统的“采风”行为，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功能中估衡当局的行政后果和百姓诉求。孙恒的《团结一心讨工钱》在当代诗歌中不一定是好诗，但它在打工群体中却是具有发泄性和号召力的。在打工诗歌中，劳动法、加班、工伤、罚款、讨薪等都是频繁出现的词汇，这些词汇的背后是频繁的劳资冲突。诗人郑小琼提及每年珠三角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四万个，在长诗《人行天桥》中有这样心酸的对比诗句。“一个讨不到工钱的外来工从第四十八根铁柱跳了下去，他白色的脑浆进地。此时伟大的《劳动法》正在桑拿女郎的三角裤里微笑。”(郑小琼《人行天桥》)类似的诗句在打工诗歌中频繁出现，类似的场景新闻媒体也常有报道，甚至有农妇向视察的温家宝总理求救讨工钱，可见打工过程中的劳资冲突的激烈和广泛程度。

在打工诗歌中，身份证和暂住证是频频出现的事物。在当代中国，打工的名字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尴尬身份。一个国家的公民居然只能在自己国家暂住，还需要到有关部门办理暂住证。这项针对流动性打工群体而设计的人口管理制度日后会证明是多么荒诞。“进入城市的赌局，赌注就是自身／名字是惟一的本钱。扣留，抵押，没收，所有防范和惩罚都离不开交出身份证，打工的惶惶如丧名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刘虹《打工的名字》)虽然刘虹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诗人，但她南下深圳曾经漂泊的经历使她对打工生活有着真实的感知，其媒体从业经验视野也有助于她从社会、政治角度了解打工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当然更重要的是她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批判意识，使其《打工的名字》具有打工诗歌中难得的深度和广度。刘虹诗歌中诗艺成熟而多变，对打工场景的叙述，既有典型的说服力又有细节的感染力，无论是口语化的叙述还是抽象、变形的描绘，语句下面掩藏着难以抑止的心酸和悲愤。“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单位——出租屋地址——办证日期——／有效时间——还有派出所的公章”，这便是我对这座城市惟一的全称，在入夜的清查行动中，请礼貌地叫醒我，我正诚实地走过劳动的街道，我正惆怅地清点含辛茹苦的故乡。”(方舟《揣暂住证的人》)方舟这首诗应该是广州“孙志刚事件”后的作品，诗人请有关人员查出租屋时“礼貌地叫醒我”，却是打工者享受公民尊严的一个奢侈的愿望。身份证和暂住证是当代中国时时刻刻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却又确确实实证明不了自己具有公民身份的东西。

由身份证和暂住证问题延伸而来，“出租屋”成为新工人诗歌经常写作的主题，或者是新工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2000年7月21日，D城／一张暂住证使我与这座城市，有了短暂和合法的同居关系。”(曾文广《我在异乡的城市生活》)出租屋是打工者的一个临时栖息地，也是打工者心灵的港湾。“铁锅里沉默的水终于沸腾，滚烫的凌乱／黑色的锁，金黄色的方便面、碗、盆／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郑小琼《出租房》)出租屋固然简陋不堪，但打工者感受最深的往往不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奢侈愿望，更多的是出租屋给人居无定所的漂泊感，以及查出租屋损害公民权益问题。“身份证、暂住证、工作证、结婚证／依次从左到右站好／手电一一掠过尚不明事儿的睡眠，出租屋人影晃动杂乱的声音高过／时强时弱的婴啼／／鼓一样的眼睛继续搜查罚款的蛛丝马迹，直至有所收获方扬长而去／门环还颤抖着／门前一堆的烟蒂星星袅袅地醒着／记录着深夜里的暴风骤雨。”(叶才生《出租屋查夜》)从诗句看来，查出租屋也不仅仅是流动人口管理这么简单，更多可能是相关机构或执行人员被一种非法利益所驱动的暴力盈利行为。打工者被剥夺了一个独立的私隐空间，查出租屋也成了打工者心中的萦绕不散的痛。

(二)乡愁

不容置疑，打工世界的整体基调是灰色的。对

打工生活的任何美化可能都是某些群体的单纯想象，或者来自某利益集团的无耻代言。他们看到汇款单一张张地从城市走到乡村，没有看到其背后的血与泪；他们看到打工农民在家乡盖的一栋栋房子，却没有看到无辜生命的消失和工伤事故的频频发生；他们看到少数打工者在打工中走向成功，却没有看到更多的青春在这里被扼杀……人生旅途的奔波坎坷、现存困境的囚笼桎梏、前途命运的悲观迷惘、未来世界的难以捉摸，自然激发打工诗人内心底处寻找一个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皈依。在新工人诗歌中，思乡成为一个具有精神拯救意义的手段，乡愁成为打工诗歌中一个驱离不散的情怀。“我泥土的躯体容易长满乡愁／雨天，体内的炊烟一路抽穗／我只能这样简单地怀念庄稼／想起种植在水井和麦芒上的爱情／梦里一夜铺满蛙声”(方刚《农民工》)。“我打点行装的相思，搁在站台上，泪水决堤新路塌方，一列深夜的火车驶过梦境／辗碎了乡愁”(徐非《归家的心情还得流浪》)。思乡成为新工人在现实困境中一种想象的宗教救赎，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以至于时评家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针对2008年雪灾春运现象发表《从回家过年看中国人的“家教”》时评时，感叹中国有一种特有的宗教——“家教”。“春运期间发生的几起车站踩踏悲剧，常让我想起那些挤死在朝拜路上的信徒。不同的是，中国人春节回家的‘朝拜，并非为了拜神，而是回各自的家。”哦无意探讨“中国有无宗教信仰”这个宏大的命题，许多宗教研究学者和中国文化研究者都对此做出过探讨，也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年初民工潮弄湿大半张地图”，由思乡而出现的民工潮、春运、购票等是由于中国特有户籍制度形成的社会现象。打工者身处城市与乡村的两端：人在城市，根在农村；身在异乡，心在故乡。城市并没有为打工者赋予家的温馨和避难所的功能，其“内心的乡愁被苦苦养大”，正是打工恶劣的生存状态强烈地激起的一种反弹力。“蝙蝠消失在月亮的暗斑／故乡是一块结痂的疤／／电话线那端袭来的声声咳嗽，剥除我一层层伪装／最后只剩下地道的方言”(游鱼《乡愁》)。家乡演变为中国文化背景中浓厚宗教意义的圣地，其地位一点不亚于穆斯林眼中的麦加。乡愁对于打工者来说就如基督信徒对上帝的思恋和渴望，以至于为短短的几天春节假期可以忽视经济学的算计，为了除夕的家人团聚可以不惜春运旅途的艰难困苦。“思乡的梦最长，回家的路最短，一抬腿，前脚就跨进了除夕的团圆”(冷慰怀《民工》)。在新工人诗歌中，除直接抒写乡愁的诗歌外，也经常见到与家乡有关的细节或物象，比如老乡、聚会、邮局、方言等。“一旦挤上了返乡的罐头，赖以为生的粤语，便被当成烂草鞋扔在半路／川黔湘豫各地方言，全都攀亲结缘遇到了知音”(冷慰怀《沙丁鱼心态》)。“他们共同的身影，写在不同的车票上，扬起炊烟的家／隐在看不见的远方，思念变成了扔不掉的行囊，／铺天盖地的洪水漫溢，无言的乡土沉重的乡土，在陡坡上支撑自己”(马忠《奔跑乡土》)。这些都是乡愁的替代品，就如“唯有父母的照片成为了思乡的药”。

由乡愁的精神导引，在新工人诗歌中往往出现农村题材的书写。如郑小琼不断地咏叹东莞的一个工业小镇“黄麻岭”之余，也用很长的篇幅不断伤怀四川家乡的一个小小的村庄“黄斛村”。“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村庄开始的，一个是作为我的故乡原型的黄斛村……另一个是以我打工生活了六年多的黄麻岭为原型……”张守刚写中山坦州镇之余也常写重庆云安，李明亮游栖广东和浙江两地，诗歌也经常写及安徽塘埂，等等，几乎每个打工诗人多多少少都涉及农村题材的抒写。值得注意的是，新工人诗人的农村题材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的视角对故乡的一种对比性、回忆性的写作。严格地说来，它不是“农村”题材的写作，而是“故乡”题材的写作，作品依然笼罩着一层酽酽的乡愁。“我的出生地——塘埂，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骨头交给你收留。”(李明亮《出生地：塘埂》)由于故乡潜意识地类似于宗教的圣地，不少诗歌不自觉有美化的趋向。“和孩子们嬉闹。与吸着旱烟的乡亲坐在田头或路边摆古，荷锄过石桥，上山采草药。”(刘大程《南方行吟》)“门前是稻田，屋后是菜园，／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上行走，就像写一首诗，随时都有意外和惊喜发生／／田畈边的小山坡上，鲜嫩的蘑菇，正恬静地生长在青苔之上、松针之下／／叶笛从林子那边传来，一只扛着粮食的蚂蚁，正翻越大水牛在雨天留下的一个脚窝”(李明亮《出生地：塘埂》)。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诗歌不真实，这就像圣经旧约记载的迦南之地，实际上只是沙漠戈壁，但对于犹太人来说，它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诗意般的故乡是在记忆和想象中的晕轮效应，是在和异乡对比中产生的一种弥补性幻觉。

(三)疼痛感

在新工人诗歌中，经常出现孤独、卑微、惆怅、叹息、疲倦、疼痛、麻木、迷惘、悲凉、耻辱、呐喊、绝望等消极精神状态的词语。“我看见青春，从遗忘的时光，透明的、干净的忧伤蜿蜒而去，消逝在祖国的辽阔之中”(郑小琼《时光》)。“他们站着的蹲着的忧伤，轻易地将河水击碎，谁都认识每一张脸，他们的惆怅是一样的”(张守刚《坦州纪事》)。“我怀揣悲壮看天边日落西沉，用最后几元钱。吃了个快餐，我突然感到那白花花的米粒多像／母亲的泪水”(许强《流浪是块永不愈合的伤疤》)。有批评家说打工诗歌不符合当代主旋律。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一文中说：“空间的移动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命运，也改变着我们这个国家。无数的个体汇成了潮水和泥石流，然后他们参与制造的经济学数字和GDP的神话却淹没和覆盖了这些卑微的生命本身，遮蔽了他们灰尘下的悲欢离合和所思所想”。这应该是对“主旋律”论一个很好的反驳。“打工诗歌文本中总有一种让人感到沉重的底色，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透露出作者浓重的苦难意识，其字里行间也总有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苍凉挥之不去，那和他们沉重的生存积累有关。每一个打工者的生存史实际上都暗藏着一个苦难与救赎的主题变奏”。郑小琼也曾经对自己诗歌中的灰色调作过说明：“我的诗歌之所以是灰色的；是因为我的世界本身就是灰的。”在打32"灰色的世界”中要求诗人写出积极向上像GDP一样飙升的主旋律，这并不符合文学的创作规律。新工人诗歌的写作是一种“在生存中的写作”，是“建立在基本生存之上的真实情感，撕心裂肺或困顿徘徊，以及所有的想像和心灵体验，都建立在‘我手写我口式的内在基础上，化为一股为生存而斗争的时代精神充盈其间”。在新工人诗歌中，灰色的心情产生于疲倦的打工生活、户籍制度的歧视、社会公义的缺失、加班失业的烦恼、薪金报酬的拮据、工业机器的异化、花样韶华的流逝、青春爱情的迷惘、人际关系的冷漠、家庭亲情的分离、衰败破落的故乡，等等。“我的名字已经在工卡上注册，我的双手已被流水线操纵，我的身体已被签进合同／我找不到我的头，只

看见那双朴素的大脚，每天走在上班和下班的路上”(《坦州纪事》)。在这样特殊国情的工业化时代，人被异化成物被迫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生活的艰辛比任何文字的煽动更具有说服力。郑小琼在2007年《人民文学》散文奖颁奖仪式上致获奖辞时感伤地说：“珠江三角洲有四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在郑小琼的短诗中，经常看到降调结尾的诗句：“哦，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黄麻岭》)。“哦，我只是一个胆怯的人／那么微小的风吹草动／也会让我忧伤”(《脆弱》)。“她们弯曲的身体，让我想起多少年前／或者多少年后，在时间中缓慢消失的自己／我不知道的命运，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方向》)。“但是，黄麻岭，你给我的，只有疼痛，泪水，以及一个外乡人无法完成的爱情”(《给予》)。这些诗句让郑小琼总体冷硬、粗粝的风格中无意流露出女性婉约、柔情的另一面。打工诗人首先是打工者，然后才是诗人，他们不是职业诗人。他们不是“采风”，不是“体验生活”，他们就是痛苦生活的一部分。新工人有太多的心酸经历，他们的诗歌舍去了空洞的乐观主义而直面社会的肮脏和黑暗。如果说新工人诗歌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激情向往，有过“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的激情澎湃，之后由于打工环境并没有随着时代推进而完善，有的甚至更为恶化，新工人诗歌整体基调转为对自身命运的哀挽、对公平正义的呐喊，对法治缺失的讽喻和对社会恶行的政治质问。

打工诗歌中经常见到跳蚤、猪、蚂蚁、蚯蚓、蚊子、蟑螂、蜗牛、青蛙、老鼠等意象：“从泥土到泥土季节的深处，人们采集着泪水和血液，你一言不发似折叠两千年，埋进沙漠的古琴……，你不会流泪吧蚯蚓兄弟，为乡音缥缈为命运多舛，透过土壤深处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便试着匍匐前行”(罗德远《蚯蚓兄弟》)。“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郁金《蚊子，请别叮我的脸》)“蟑螂，你是我的病，／你是我食物的链条，／你是我从乡村涌入城市的亲戚，／你是我坐在飞机上的自卑。”(谢湘南《蟑螂》)诗中作者总是自喻为这些卑微的动物，或者认同这些卑微为同类。同类作品有卢卫平的《老鼠家史》、张守刚的《老鼠》、郁金的《像狗一样生活》、刘洪希的《一只青蛙在城市跳跃》、老了的《我们都是跳蚤》等。这些新工人诗歌中想象作同一指归，不仅仅是一种诗歌隐喻技巧的巧合，这些共性肯定与其共同的灰色经历有关，与其共同的漂泊无根的意识密切相连。“一只青蛙，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灵魂却在城市里／戴着镣铐跳舞”(刘洪希《一只青蛙在城市跳跃》)。打工者心灵没有一个宗教意义的归宿，城市和乡村，都不能提供一种家的感觉。新工人诗歌中作者自喻为这些卑贱动物，类似于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小说主角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这些变形乍看似乎荒诞不经，但正是通过这变形象征，揭示了打工群体在重重压迫下的一种囚徒意识。打工者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是在中国语境中全球化进程的异乡人，城市或者乡村，都似一个巨大的牢笼，打工者是其中无望挣扎的囚徒。

三、新工人诗歌的代表——郑小琼专论

新工人诗人群体数量庞大，水平参差不一，很容易给人良莠不齐的感受。新工人生活在社会底层，触摸社会剧变，其诗歌整体具有真诚、朴实气质，富有鲜活的时代气息，但是新工人诗歌也有不少缺陷。有的诗歌拘泥于现实，流于描述生活表相，没有为诗歌中的“痛苦”作进一步的社会、文化机理的思考；有的诗歌表现出薄弱的阅读经验，缺乏宏观的社会文化大视野，使作品言说个人痛苦时缺乏意义的升华；有的诗歌作品技艺粗糙，仅仅为宣泄快感而遗忘语言形式上的提炼和探索；但是，新工人诗歌跟随改革开放30年的磨练，终于诞生了像郑小琼这样的优秀诗人。郑小琼的诗歌，以底层经验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打工群体真实生活作了厚重的书写，并对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的龌龊不义作了激烈的批判，让知识分子关注主流话语所遮蔽的社会另一面；郑小琼的诗歌，以流水线工人的感受挖掘了“制造业大国”的工业时代“人”的异化的主题，促使了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重新思考；郑小琼的诗歌，揭开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衰败的一面，为中国农业社会唱上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郑小琼的诗歌，扭转了中国当代新诗作为时代的旁观者的形象，为中国当代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美学标杆。

郑小琼的诗歌不是来自书斋赋闲阅读的感怀，而是来自生活的疼痛打击。当代其实也有一些怀有知识分子良心的诗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批判社会现实阴暗，但由于“作协”体制等种种原因，诗人的地位已不在底层，缺乏对底层的真实感受，他们对底层的同情和关爱更多来自于报纸杂志的阅读感受，因此其诗歌终究缺乏细节的真实和感染力。当然，当代诗坛也存在着不良的“圈子化”倾向，一些享有声誉的诗人或者诗评家为着某种利益或者虚荣心，占据着媒体等资源，把持着诗坛话语，策划着诗坛话题和焦点，使整个诗坛弥漫着对底层诗歌的漠视和歧视，流行着一种自认主流的却是空虚的格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郑小琼的诗歌显得尤为真实和珍贵。“月光里楼群、霓虹、犬吠、车辆、荔枝林，以及／相伴三年的五金厂和炉火，一个哑语的拾荒人／他孤独而单薄的背影，圆脸细眼的老板，油腻腻的工友手掌(苦涩而微笑的生活)，扳手、线性切割机、啤酒机、电线、铁剪／伫立门口开花的植物，断残的手掌”(《活在异乡的村庄》)。郑小琼的短诗多从打工细节人手，打工生活流水线的每一个事物都进入诗句。从生活中汲取鲜活的诗句，而不是从书本中提炼诗句，这不仅仅是一种诗歌技巧，更是一种诗歌创作的理念，姑且不提“学院派”等诗歌作品，同样是打工诗人，更多的人舍弃自己难得的生活经历，反而求助于被认为“深度”、“高度”的书本资源，使诗歌成为别人思想的“翻译文本”，而缺乏诗歌应该具有的真诚和感动。郑小琼诗歌虽然刻画着打工的每一个细节，但思绪总不局限于这些打工场景，而是延宕到人生、命运、社会、政治、爱情、亲情等，有生命之思的力度，也有社会关怀的沉重。其诗歌，轻咏浅唱的隽永中有厚重，多愁善感的柔婉之中有坚硬。“一个女工在黑暗中，不断用雨水洗涤着内心的悲苦的黑暗，剩下大雨过后清晰的热爱在内心的深处，充满了敬畏承受着我肉体与灵魂的五金厂，我看见自己像一块薄薄的铁片，被雨水映出，闪闪烁烁的光斑将被锻造运往远方，我小心翼翼的孤独也正被雨水洗着，明亮而清新有如这日益成形的命运／有如清晨的幸福也如同漂泊时身不由己的，苦难全都随着雨水一起漫过清晨”(《雨水》)。郑小琼的长诗《人行天桥》、《耻辱》、《魏

国记》、《完整的黑暗》等，更使郑小琼诗歌在当代诗坛中脱颖而出，使其诗歌跳出了普通打工诗人局促、直接的打工经验而升华到具有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宏观的历史大视野。“广告牌霓虹灯巨幅字幕上微笑的明星乞丐商贩子流浪汉一个不合法的走鬼三个证件贩子聚积的人行天桥，难以数清的本田捷达宝马皇冠的轿车装饰着这个城市的繁荣，珠江嘉陵南方摩托车装饰的小商人走过，一辆自行车八辆公共汽车的小市民手挽着手穿过叉形的街道河流，我是被这个城市分流的外乡人挤上了世纪广场的人行天桥。”(《人行天桥》)此诗以南方工业化城市的一个人行天桥为视点，用散文和诗体二重奏，历史与现实错杂，事实与想象交汇，批判现实黑暗面，这和当代诗人“远离政治”的犬儒心态成为鲜明的对比。身缠苦痛，心系大爱，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社会公民诗歌。

郑小琼诗歌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强烈社会批判，更有工业化时代的反思和人类终极意义的关怀。“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密生长／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仿佛背对我的荔枝林，有风摇曳，花草弄影，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模糊成不可预知的命运”(《铁》)。“有多少爱，有多少痛，有多少铁钉／把我钉在机台，图纸，订单，早晨的露水，中午的血液／／需要一枚铁钉，把加班，职业病／和莫名的忧伤钉起，把打工者的日子，钉在楼群，摊开—个时代的幸福和不幸”(《钉》)。郑小琼在制造业流水线上，提炼出“铁”这个意象，其许多诗歌经常提及“铁意象”以及由“铁”衍生的钉、机台、钢筋、机器、扳手、切割机等形象，反复咏叹，从不同角度不断地挖掘其意蕴，使“铁”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中令人震撼的意象，使其诗歌有着“冷硬的工业时代的新美学”。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也称赞说：“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创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学符号之一。”“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生活》)。郑小琼从打工的切身经验中，深刻感受到工业化时代关于“人的异化”的命题，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思考“人的全面发展”时提出的一个命题。准确地说，“人的异化”是个世界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但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由于无良资方恣意的压榨、政府管理的缺失等等，人的物化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而在我们的文学作品或者媒体中，对于打工生活的关注，目前更多的还是关注用工环境的恶化，社会保障等层面，尚未探讨到“人的异化”这一深刻的命题。郑小琼诗歌，先知先觉，给我们时代揭开了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人的生存危机。

郑小琼诗篇《春天·弯曲》、《春天·水》、《河流·返回》、《树木·汹涌》等关于四川故乡黄斛村记忆的抒写，也是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变化的一面镜子。“暗示多于河流，没有油菜花，也没有四月，布谷的叫声太过残忍，庄稼地过于空寂／剩下一条饱受麻纺厂污染的河流，哪一年哪一月，人们开始习惯了不再清澈的水／习惯了不串家走门，拉家谈，习惯了长辫子的，电视剧，小名花花已换成了格格，这个小小的村庄，唉，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传统像冬天一样崩溃／它们的流向，有着几何学一样的方向，途径，潜行了千年的规则，封建的字条被撕毁，重新贴上后现代主义，一个鸡头开始在村庄／做出创造性的阐释，它需要这物欲时代的美梦，黄斛村女性的水饲养出神秘的肉体，她们适合，开发利用，把欲望，道德，内脏都涂上胆汁，这苦，只有一个保持老式传统的神像才阅读”(《春天·水》)。农村一直都是中国诗人的一个理想寄托地，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山水诗或者田园诗类别，中国文人也一直有哿隋山水、心系田园这个传统。农村为什么能被诗人浪漫化?这和农村固守着传统的价值观、伦理观和初级群体朴素而又美好的人际关系等密切相关。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商品以及商品所黏附的文化价值观的触角深入农村的每一寸土壤，城市化的联动效应也促使农村发生剧变。这剧变不仅仅表现在农村衣食住行的方式变化，也不仅仅是农村的自然环境变化，更是其中道德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化。郑小琼在故乡黄斛村的咏叹中，总萦绕着一种无奈的、阴郁的、破落的死亡意识，这是中国农业文明崩溃的晚钟，让我们重新思考“新农村建设”的方向。郑小琼的农村题材的诗歌，由于其“打工诗人”的身份而被读者、评论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但在乡土或者农村题材的诗歌中，郑小琼诗歌无疑是敏锐的，她写出了中国当代农村的真实现状，而不是一味沉湎在传统田园(山水)诗歌的浪漫假象之中。

从郑小琼诗歌涉及的题材和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把郑小琼命名为打工诗人，确实会低估了郑小琼诗歌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张清华也说：“其作者的身份决不是一个打工者的名字就可以涵纳的，这是一位有着坚实的文化支持力量的诗人，她的思考包括现实、历史、哲学和文化的广大领域”。郑小琼诗歌着笔于打工生活细腻的感触，升华到人与社会的思考，其中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和深刻的人文关怀，都给越来越精英化、圈子化、私人化的当代诗歌带来崭新的气象，为中国当代诗坛展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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