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茀

由于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千方百计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的前夜，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

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苏联经济达到极盛，按法国《国际经济学》杂志1993年根据联合国统计方法的计算，苏联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960年的42％，增加到1985年的44.3％，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开始与美国争霸，在亚、欧、中东、非、拉美等地，处处摆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一度处于全球攻势。然而，勃列日涅夫时期亦是苏联走向衰落的时期：从1970年后各种经济指标全面下降，以经济年均增长率为例，从1966～1970年的7.4％下降到1981～1985年的3.6％。专家认为，苏联实际经济增长率应该比3.6％更低：“苏联经济增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靠出口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国际价格上涨(1973年中东战争以后石油价格提高了15倍)维持的，如果只靠企业内部积累，恐怕3％的增长率也难以保障。同时，据估计每年的社会总产值中大约有2％属于没有任何效果的浪费性消耗。”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盛极而衰?中国学者从理论、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多方面做了诸多的讨论。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治改革停滞，导致苏联新旧问题与矛盾不断积累，“消耗了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使苏联“走向衰亡”。那么，勃氏时期的改革为何停滞并与预期目标遥遥相距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和抵制应该负主要责任。

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化”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但是当时关于领导干部不能超过三届的任期制，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干部的谋私行为，加之干部队伍有较大的流动性，制约了利益集团的持续性发展。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由于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实际上形成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领导干部没有失去职位的后顾之忧，“不受惩罚和恣意妄为的环境，最终改变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加之勃列日涅夫曾经公开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似乎默认了谋私不可避免，导致以权谋私成风；勃列日涅夫带头大搞裙带之风，使得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谋私程度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干部利益集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部门／地区型的利益集团，主要由在同一个行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组成，其成员大多是“曾在一起学习过，彼此都十分了解，还常常保持一些非正式小圈子关系”的“专业‘小团体”。主要有军工集团、农工集团、石油化工集团、天然气工业集团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由地区领导干部组成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目标是追求部门／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种，帮派型的利益集团，以曾经在某个地方工作过的领导人为核心，由当时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同乡、同学，通过利益关系逐渐发展起来。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等。勃列日涅夫曾担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技术学院院长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他担任总书记以后，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一个个安排到党和政府的关键职位上”。如后来的政府总理尼古拉·吉洪诺夫、政府副总理伊格纳季·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奥尔基·帕夫洛夫、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即谢洛科夫)等都是毕业于该冶金学院，从而形成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个集团表达共同的利益，集体反对‘异己的人，对总书记无条件支持并有着个人的衷心。”

第三种，特权阶层-利益集团。这是各种类型的利益集团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联系和组织行为，但是由于成员都拥有职位一权力和与此相联的生活待遇特权，产生了与广大群众不同的特殊利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这个群体属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称的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高踞于社会之上，形成了广义的利益集团，即特权阶层一利益集团。

上述三种类型的利益集团，帮派型联系最紧密和经常化，部门型集团在遇有重大利益的时候联系较为紧密，特权阶层型集团平时基本没有联系，但是在重大利益关头不约而同地保持一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存在着大量忠实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勤勤恳恳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是利益集团的反对者。

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歪曲与抵制

在相当的程度上，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衰落，始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歪曲和抵制。

苏联经济政治体制建立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当时苏维埃俄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斯大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新生的政权和保卫国防，创立了可以集中调动社会资源的经济政治体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强大，同时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任务提上日程。

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初衷，是提高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地方精英的私利驱使之下，地方主义大肆泛滥——地方大肆争资金、争项目，争到项目以后却疏于管理，使未完工的项目大大增加；部分争来的生产资金挪用盖楼堂馆所和宿舍——经济效益没有提高，改革因被扭曲以及因改革措施不当，而归于失败。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1965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柯西金政府针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同时纠正赫鲁晓夫改革的失当，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拉开“新经济体制”改革序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搞活企业，主要措施，一是减少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以利润提成为中心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但是，由于“新经济体制”改革触及领导干部的利益，各个环节的利益集团进行了消极抵制。

1970年代初，苏联决定通过合并企业和撤销管理局的办法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精简管理环节——把原来的四到六级工业管理体制改组为二到三级。苏联学者的研究表明，“采取这一改革步骤，使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具体。苏联的各个领导层，从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考虑，想方设法阻止联合公司的建立。企业领导人害怕参加联合公司后缩小甚至丢失自己的职权而反对；总管理局的领导人怕丢掉领导职务而不愿‘自行撤销总局；各级地方机关从实际利益出发，千方百计不愿让自己管辖的

企业加入联合公司；中央部门不甘心缩小自己在计划和管理方面的权限，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联合公司。这种权力之争，极大地妨碍了联合公司的发展。”苏联原计划在工业中普遍建立联合公司，但到1975年底，联合公司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4.4％。1976年，苏共通过的建议中又明确规定，到1980年要完成建立联合公司的任务，但是，到1980年，联合公司的产值还不到工业产值的一半。

新经济体制的其他改革措施虽然在初期获得一些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不仅未能把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反而使二者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为，企业利益集团钻改革措施的空子为自己谋利，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利用新获得的权力、新自由改善经营管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与上级和国家计划作斗争的手段。例如，企业为了多得奖金，竭力隐瞒生产能力，以压低国家的计划指标；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谎报成本以提高产品价格破坏合同纪律，以次充好；为了逃避风险，回避革新，甘愿利用老设备生产老产品等。

对于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和意见。改革派认为，这是未根本触动旧体制基本框架的必然结果，其克服的途径是进一步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而部门利益集团——国家计委、物价委员会等部门领导人却纷纷发表文章，强调坚持和加强计划原则、物资计划调拨和计划定价原则是计划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础。部门利益集团给国家党政领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所有部门利益集团中，军工企业集团反对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声音最大。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美争霸和军备竞赛的加剧，军费增加(1981年增加到当年国民收入21％，居世界第一)，军事工业优先发展(军工业占主导的甲类工业占工业投资80％～85％)，军工集团日益膨胀，其权势和影响日益增强。当时，苏联的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60％(西方学者计算为45％左右)，支撑与美国大体相当甚至比美国还要大的军工综合体和军队，依赖的是高度集权体制调集全国的资源，因而，集权体制成为军工集团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新经济体制对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改革，无异于在挖军工企业发展的根基，尖锐地触动了军工集团的利益，遭到其强烈的抵制。结果，军工企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强烈的反对者和抵制者，是改革长期推不动的最重要阻力”。

在国际上，1960年代东欧国家以“布拉格之春”为代表兴起改革的浪潮，对苏联模式构成挑战。勃列日涅夫害怕国内外进一步的改革联动会导致苏联对国内和东欧失控，于是在1968年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以后，对国内经济改革开始收缩和转向。1979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放弃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把企业“放开、放活”的思路，改为把企业“管住、管好”，经济改革在倒退。

由于1960年代末以后改革开始蹉跎，问题越积越多，政府总理柯西金和其助手基里林受到民族责任感的驱使，再一次试图在工业中进行改革。“1979年准备了由苏联部长会议要求的关于苏联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分析报告。报告中对国家经济状况进行了符合实际的描述，指出，财政与经济领域问题日益加重的趋势不可避免，因而，需要对工业进行根本的、结构性的改革。”根据这个报告的改革思路，将要打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根本触动管理阶层的利益。因此，报告引起了利益集团的“恼怒和不满”。结果，1979年苏共中央通过的是使改革倒退的决议，主张根本改革的柯西金的助手基里林被撤职，而报告被打入冷宫，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处于保密状态。

在政治领域，由于利益集团的抵制，改革更难推动。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的腐败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信，反腐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反腐的行动却遭到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阻碍。其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重要成员(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等)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女儿、女婿、儿子等)肆无忌惮地搞腐败，如果反腐势必搞到勃氏的头上。19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从国家利益出发，准备惩治贪污腐化的领导干部，但是，当安德罗波夫把包括内务部腐败行为在内的国家腐败状况报告交给勃氏后，勃列日涅夫一改往常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对安德罗波夫施加无声的压力。后来，安德罗波夫为打破僵局，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安德罗波夫的良好关系。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消极抵制，这次反腐败行动胎死腹中。

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导致老年政治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越来越严重。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患大脑动脉粥样硬化和第二次中风。当时，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局长的弗·亚·克留奇科夫由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陪他去见勃列日涅夫，克留奇科夫回忆说：“桌子边坐着一个十足的病人，当同我问候时，他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并且好长一会儿都喘不过气来，随后便直接栽倒在沙发上。”当时安德罗波夫即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管理这个国家已经力不从心了”。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此后虽然他的病情不时有某些好转，但是一直没有恢复到自己正常工作的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逐渐衰退。在他生命的晚年，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道：“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候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局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当时，尽管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们心里都明白，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听任一位神志不清的重病老人“掌舵”，是源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不合理!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任期超过两届，为了保证自己继续在位，关于中央委员两届任期的规定就是通不过。

苏联盛极而衰

还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国内和西方已纷纷发表评论：1965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更有甚者，认为改革失败。由于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千方百计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经济处于危机的前夜：经济增长停滞，1961～1985年，苏联每5年平均社会总产值增长率逐年下降：1966～1970年7.4％；1976～1980年4.2％；1981～1985年3.6％。

为了提高生产率，勃列日涅夫时期曾实行集约化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加快科技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集约化战略下，苏联下血本加大对科研投资，使该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和占国民经济比重均占世界第一。集约化战略使苏联在重要的科研领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在核武器和航天科技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但是由于种种体制问题，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技发明在生产中被利用的比例不断下降：在1960年代提出集约化战略之前约为50％左右，70年代下降到30％左右，到80年代初已经下降到25％左右。集约化的主要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达到，社会生产的各种效率和效益目标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进一步恶化。社会生产物质消耗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扩大：1970年代末，苏联生产每一单位国民收入消耗的电力是美国120％，用钢量为190％，水泥用量为180％，所需投资为500％。

中国俄罗斯经济问题专家王金存总结：“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传统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经济模式已经到了功能衰竭，非改不可的地步……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领导人在经济战线的最大失误是丧失了改革的良机，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