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宏伟

近读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觉得标题起坏了，应叫《出延津记·回延津记》。既然主人公的名字是摩西，就不如模仿圣经的《出埃及记》，干脆叫“出延津记”。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带着盼望和信念，小说中却看不到这一点。人性可以黑暗，但作家不能跟着黑暗。

这使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8月5日刚好是他去世一周年。他缺少刘震云这样娴熟的艺术技巧，但比刘震云多的则是信念和气魄，不唯荒凉与寒冷。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称赞说：“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爱火……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索氏的作品若撇开俄罗斯大地和俄罗斯精神谱系，不过是一堆报告文学素材。

索氏首先是一个穿越了冻土、监狱和黑夜的人，他深深懂得自由和阳光的价值，也写出了这种价值。他在中国既没有肖洛霍夫也没有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吃香”，然而，他却是一位精神兄弟。他的作品，总让人感到异常亲切。他笔端倾斜出的自由和快乐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人身，但这种温暖背后又有特别沉重和庄严的气质，不至走向肤浅的享乐主义，反给人带来深沉反省和真挚忏悔。尤其像《癌症楼》中科斯托克洛托夫出院后在街头边逛边想的描写，使人感到由衷亲切和沉重。笔者一个人在明亮阳光下游逛，看到周围许多人、事时，甚至也会想起科斯托克洛托夫的种种看法，体味着索尔仁尼琴对生命尊严和人类信念的种种维护与张扬。

索尔仁尼琴一生坎坷，但他却认为，若没有逮捕和监禁，他这一生也许永远都只会写写歌功颂德的速朽文字，尽管他热爱文学，也不过天天为着题材的选择和技巧的提高而苦苦思索，这样的写作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奴才”式写作，日日抚摸着镣铐唱出优美动听的赞歌。而遭监禁和流放之后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召唤。他觉得自己已不得不要为真相而写，为了不遗忘过去而写。

但真相是什么?这需要眼光来发现。所以，从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出发，索尔仁尼琴发现整个国家病了，长了肿瘤。人体的肿瘤会导致个人死去，国家的“肿瘤”也会导致一个国家死去。这正是他的代表作《癌症楼》要告诉读者的真相。新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之所以形成，当然是为了保障个人能过上幸福生活，但它却一再以幸福来诱惑人把自由交出去，到头来自由变成了奴役，幸福生活却远远没有兑现。

小说结尾第三十六章标题为“也是最后一天”，科斯托克洛托夫排队买火车票时愤懑地想：“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挨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在另一部杰作《古拉格群岛》中，作者回忆起自己被捕第二天，要和另外六个俄国兵、一个德国战俘一起步行被押送到布罗德尼茨，押解队长点头示意要索尔仁尼琴拿起他本人的箱子，索尔仁尼琴感到受了侮辱，就请押解队长让德国人拿。德国人拿了一段路就拿不动了，其他战俘却自愿轮流拿起箱子往前走。类似当上军官这样的小权力就能把人异化成一个傲慢自大的人。多年后，直到在古拉格群岛经受了非人磨难，索尔仁尼琴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才认识清楚，他忏悔说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罢了。

1993年，流放国外20年之久的索尔仁尼琴在归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记者斩钉截铁地说：“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这可不是要人在人面前。“坦白从宽”，而要回到神圣价值，蒙受光照，接受精神洗礼，新生命才能真正开始。小到个体，大到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如黑格尔所言，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对过往的邪恶和罪孽进行清算，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就永远无法开始崭新的历史。

然而，人类自身怎么会得精神疾病?社会和文明本身一定会矢口否认。很多人躲进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幻象中麻醉自己，根本不愿正视精神疾病。其实，连生命本身都得了一种叫“死亡”的病。可惜，人们对内体疾病会高度重视，对精神痼疾却漫不经心。什么时候，才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信念，关注一下精神的病症?恰是有了价值之光的透视，才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在疾病摧残下，科斯托克洛托夫才空前关注起那不被摧残的生命柔情，死过一回后，才发现那三个卢布一串的烤羊肉味道是那么喷香，那么与众不同，那么回味悠长。

从《一句顶一万句》所揭示的孤独和荒寒中探出头来，也就更体会到了索尔仁尼琴比我们多出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