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根

中国对民生开支的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到国内的稳定，是中国崛起首先要突破的瓶颈；而在全球战略开支上节省的后果，不仅影响中国的形象，还会妨碍中国全球利益的实现，但说到底，中国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自身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承担国际义务。

7月28日，由两国元首致开幕辞、历时两天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下帷幕。会后的联合新闻稿称，中美关系保持了强劲、积极的发展势头，在这一基调下，今后中美两国的交流将在高层接触、军事、人文和人权等几个层次展开。

中美关系能取得如此成果，S&ED;机制功不可没。该机制其实是布什时期两个对话(关于政治问题的“高层对话”，以及关于经济问题的“战略经济对话”)的结合体。以往的战略经济对话是由布什倚重的财长保尔森牵头，但政治对话只是由国务卿赖斯的副手牵头，级别较低。如今，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对话都上升为内阁级的，分别由国务卿希拉里及财长盖特纳列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及副总理王岐山。这种新的对话将一年一次，而不是以往的半年一次。

中美接近的时空背景

中美对话平台升级看似简单，实则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在筹备中美2005年8月首次中美定期“高层对话”过程中，中方曾建议使用“高层战略对话”表述，但美方却认为“战略对话”仅用于与其盟友之间的对话，一旦使用这个词可能会引起盟国尤其是日本的不满。

当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还吝啬“战略”一词时，美国学者却在随后相继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中美共管太平洋”和“两国集团”(C2)等概念。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顺应时势提升中美对话层级，降低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重点讨论安全、金融、贸易和环境问题。在4月1日于伦敦首次会晤胡锦涛时，奥巴马重申“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奥巴马对大使的选择印证了这一点。驻华大使乔恩·亨茨曼原是犹他州州长，也是共和党上升中的明星，而驻印度大使克里斯蒂娜·罗默、驻日本大使约翰·鲁斯分别只是没名气的前众议员和低调的互联网及生物技术律师。奥巴马为强调中国在他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亲自宣布选择了亨茨曼，而罗默和鲁斯的名字只是出现在一系列大使任命官方新闻稿名单上。

另据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欧伟伦(William Overholt)分析，以前从里根到克林顿再到小布化，几乎历届政府跟中国的关系都要大体经过18个月的动荡才开始稳定下来，而这一次，由于新政府两位美国政治强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对华政策具有高度共识，奥巴马上台初期中美即出现了未曾有过的热络。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即到中国，两名华裔部长骆家辉和朱棣文也在随后访华，从而打破了美新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必有波折的周期律。

应该说，中美关系的热络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中美关系除了双边经济利益的交融与平衡之外，还有地缘政治利益、全球战略利益的重叠与平衡问题，这就使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充实成为可能。反过来，中美接近又为解决双边、地区及全球问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首先，中国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地位和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9.8％，是世界同期平均增速的3倍多。现在中国进出口总量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经济规模2007年就已超过德国，位列全球三甲，今年还可能超过日本。另据美林数据显示，如果继续按目前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将在18年内超越美国。这已让中国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对手或伙伴。从经济实力角度，仅占世界陆地表面积约13％、全球人口1／4的中美两国，却占全球GDP的31％以上，且在过去6年全球经济增长中占超过一半的份额，中美合作将令世界其它国家无法望其项背。

其次是没有中国合作，美国难以解决诸多地区问题。如今美国身陷两场战争，反恐成为消耗华盛顿经济、政治和道德资源的无底洞；“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更是让美国遭受沉重打击。内外夹击情况让美国实力严重下降，美国已处于战略收缩和力量盘整期，再也没有小布什刚上任时的风光，已无力单独对付朝核、伊核、巴以、格俄等地区危机。而中美在管控台海危机方面已有成功、密切的合作，让中国逐步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成为美国既定方针，为此，布热津斯基建议中美以一个“非正式的两国集团”来“拓展和深化两国地缘战略合作”。

再次是中国在利益全球化的进程中也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进行的，美国的全球战略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拓展海外投资，中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利益已经投射并正在涵盖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再加上走遍全球的华侨群体，中国政府面临着保卫中国国家、团体及公民个人等多层次各领域安全的艰巨任务，而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有能力给予特殊关照。

最后，中美需要共同面对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大范围流行病到网络威胁、从气候变化到能源保障、从全球金融动荡到极度贫困等21世纪的挑战。奥巴马认为时代不同了，“没有一个国家能独立迎接21世纪的挑战和对世界发号施令”。而在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来访的布什总统时也指出：“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

由于时空背景今非昔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均意义非凡。对中国来说，如果说伦敦G20峰会是中国经济上的“成人礼”(英国外相大卫·米利班德语)，那么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优先关注及对话的对象，才是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

中国崛起的国内瓶颈

中国无论经济规模、进出口总额、人口、疆土面积、外汇储备及主要工农产品生产总量等等均是世界前三位，中国不管怎样说都是个大国!而作为全球性大国，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折磨与痛苦，似乎是眼下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在4月1日至3日伦敦G20峰会上，“中国讲话，所有人倾听”(英国外相大卫·米利班德语)的原因所在。当世界接纳并期待中国崛起时，中国却不能承认自己崛起了，这背后只能说中国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中国现在还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中国人自己相信了。

而事实上中国自身却真的是面临诸多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谐社会课题组近期在江苏无锡发布的一份名为《民营企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中的普遍价值》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正面临五大问题和矛盾：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城乡、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经济增长和资源、能源的矛盾；社会诚信的缺失。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应对这五大问题和矛盾，中国就会进入“矛盾凸现时期”，经济社会将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美国的战略合作。

另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中国国家财政税收2007年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如再加上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那么2007年中国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而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才约6000亿元，仅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但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2007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万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这就是说，“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而且15％和61％，2.4％和11.5％的差距，不是短期能赶上的。

中国对民生开支的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到国内的稳定，是中国崛起首先要突破的瓶颈；而在全球战略开支上节省的后果，不仅影响中国的形象，还会妨碍中国全球利益的实现，但说到底，中国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自身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承担国际义务，乃至与美国形成“双核”，制订出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从而有效地维护本国利益。鉴于此，中国现阶段对外仍是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在与美国的全球合作上选择性地出钱出力，而尽量搭美国的便车。举世瞩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因此只能视为中国跨过全球性大国门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