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渊

权小责大，发言人普遍抱着多一句不如少一句的原则。外国记者普遍有这样的感觉：开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话。其实，想想口径稿的层层审批过程，也就不难理解外交部发言人们为何经常答非所问了。

发言人制度作为舶来品，由外交部引入中国，走的是由外及内的路线。虽然早在1980年代其他中央部委也模仿外交部设置了发言人，但真正上场的机会远不如外交部多。直到2003年非典肆虐，汲取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骗公众丢官的教训，许多政府部门才相继建立起了发言人制度。中国的发言人多半还显得稚嫩青涩，但已经成为政府须臾不可少的形象化妆师。

在中央各部门中，外交部发言人由于其业务内容广泛而最为外界熟知，也最能当得起“国家喉舌”的名号，而从对记者最早的限制多多到今天的为记者服务，从发言人的小众明星到大众偶像定位，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历史变迁正是中国愈加开放自信的写照。

制度的草创和确立

中国的发言人制度草创于1982年的外交部，其契机是受苏联人谈话的刺激。当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攻击中国之余又流露出改善关系的意向。当时苏联因阿富汗战争被国际社会孤立，战事也不顺利，中央判断苏联即将战略调整，缓和中苏关系是其中一步，勃氏讲话可以看作投石问路。以当时中苏关系的冰冻状态，老一套应对显然行不通。邓小平指示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对勃氏讲话做出回应，早已有心建立发言人制度的钱索性借此机会建立发言人制度。

26日，钱在外交部门厅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钱担任发言人，翻译是李肇星。这次处女秀前后只有三句话，简短之外还显得相当草草：既无专门场地，双方都是站立，还处于试点阶段。这是钱第一次做发言人，也是最后一次。直到1983年3月1日，从西德调回的老外交官齐怀远宣布自即日起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该制度才正式确立。

最初，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每周一次，没有答记者问的环节。1983年9月，改为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接受提问；1986年起增至每月两次答问；1988年后改为每次发布会都可以提问。自1995年起，发布会改为一周两次，也就是通行至今的周二、周四例行会制度。随着发布会时间增多，对提问次数的限制也逐步取消，往往持续到记者不再提问方才散会。

发言人隶属外交部新闻司，定额3人，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3位发言人理论上平等，当然在某些时候对司长会有所倾斜。就级别而言，属于外交部的中层干部，多在驻外使领馆参赞一级的外交官中选拔。一般来说。驻美、欧、联合国等重要国家或组织的外交官中标的几率更大。而发言人的更换周期大致和驻外外交官的轮替周期相同，约3至4年，卸任后一般重新派驻海外担任大使。

新闻司的明星们

迄今为止，外交部新闻司一共出过24位发言人，10任司长，其中不乏公众认知度颇高的名人，譬如李肇星、吴建民、沈国放、章启月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知名度高的发言人其成名期都在1990年代中期或更晚。前期几批老发言人，除了后来攀上更高平台的几位，一般人谈不上给老百姓留下多深的印象。后浪更比前浪高，原因大致有四：

一者，外交部发言人是国家的面孔，他们的名气与国家实力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成正比。说通俗些，一个对国际事务无足轻重的国家，很难引起外界的兴趣，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发言人出镜频率低，很难为公众熟知。反之，媒体则会死缠烂打套消息，发言人出镜频率由此提升，人气也就热了。

二者，技术手段改善信息接收渠道，有助公众了解发言人。直到1990年代初，电视机于普通大众还是比较奢侈的大件商品，电视节目也很单调。除了新闻联播，估计没哪个电视台会播放发言人的画面。至于收音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现今，传媒手段多样快捷，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发言人的音容笑貌，看得多了，想忘记都难。

三者，外交部发言人从马毓真为首的第二梯队过渡到李肇星为首的第三梯队，历经北京政治风波、经济制裁和银河号事件，这段时间是发言人最艰难、压力最大的时期。当1993年银河号事件谢幕后，西方的人权牌威力大减，新闻司的发言人们也敢于发挥口才，随机应变，不照搬公文讲稿，因此成为外交部里最先鲜活起来的面孔，得到公众认可。

最后，早期的新闻发布会对记者限制很多，一般只谈外交之类的大事件，而现在限制少，记者提问涉及面又太过广泛，似乎任何领域的信息外交部发言人都能提供。造成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原因是许多部门信息不公开，或发言人制度不完善，外国记者干脆借外交部发言人来了解政府态度。反过来，一些部门考虑到外交部经常与外国记者打交道，所以也乐得偷闲借外交部之口向外界传达信息。

倘若遇到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又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非外交问题，外交部也比其他部门更适合担起责任。譬如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次例行会上，针对外交部的20个问题有15个涉及非典。近期的绿坝事件本该由工信部出面澄清，但首当其冲的却是外交部，工信部的记者会迟至3周后才召开。中国的声音

关于外交部发言人的影响，前发言人章启月女士的一段话最能诠释其意义所在：“外国人不会记得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但他会记住中国的声音、中国外交的声音，我想既然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负很大的责任。”

就在几年前，发言人的讲话内容常常只能引用一两句到新闻稿中充当文眼或点睛之笔，其详情国内公众反倒要通过外媒或港媒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获知。如今，在外交部网站可以看到每次发布会的记录。发言人在发布会上每有惊人之语，总能成为网民议论的话题。

随着公众对外交部发言人了解的深入，批评声音也日渐增多。几年前多半是诟病发言人的对外言论太软，据说还有人专门邮寄了两粒钙片给某发言人，暗讽他是软骨头。近两年来，随着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发言人针对国内问题的发言也容易激起风浪。而网络的发达使得批评声浪传播快，且易形成叠加效应，这是老一代发言人未曾遭遇的情形。在网络评论中，不少网友爱模仿发言人的口吻杜撰言论，将自己希望表达的东西通过发言人之口说出。譬如几年前有人编排过孔泉的段子。段子里的孔泉先是暗示日本国旗是垃圾，再称靖国神社是公厕，最后嘲笑日本人太矮。这类“曲线爱国”的意淫帖大可一笑而过，现实中没有哪个发言人会做这样的公开讲话。因为外交部对于发言人说什么，说多少，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据披露，外交部发言人身后，通常有数十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负责搜集信息，他们要阅读大量的报刊文章，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揣测对方可能会问什么，再依题按照外交语言特点制订标准答案，在外交部这个标准答案被称为“口径”。在发布会上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发言人低头

看稿，这在老一代发言人是常有之事，但从孔泉第一个脱稿开始，已经很少看到只顾闷声念稿的场景了。一般来说，记者的问题如果碰巧是发言人熟悉的话题，应对起来就要轻松得多。

口径汇总后还要上交，只有通过层层审批，并获得部里授权，该口径才可以使用。当然，这需要时间，有时发言人临上场前半小时都还没看到口径，若是碰到字迹潦草的还得小心辨认。总之一句话，说什么、说多少并不是发言人说了算，决定权在外交部高层。

如果因此认为发言人仅仅是个复读机就大错特错了。口径稿不过是以有限变应无限变的剧本，但记者不是演员，他们不会按照发言人的预想思路走。遇到这类变化，就要求发言人临场发挥。也就是说，发言人虽然决定不了说什么说多少，但至少可以选择怎么说。

临场发挥的基准虽然还是口径稿上的内容，但仍具备相当的风险。发挥得好，可以加分。反之，无异于自己朝陷坑里跳。所以，在遇到一些较敏感的话题时，经验老到的发言人通常会选择绕开，说一些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再加上几句俏皮话敷衍了事。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通用法则，譬如白宫前发言人麦克莱伦就是出了名的嘴严。如果发言人铁了心要挑战自我，至少应该保证其效果不会适得其反。

在权变方面，现任发言人秦刚可算是尝试较多的一位，但也因此留下过不少硬伤。例如，2008年5月回应一些国家批评中国人权时，秦刚反问批评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几，有何资格代表国际社会。把各国人口这一“常量”与具体的批评意见挂钩，这样的问话多少有点逻辑不清。再如，当年11月在问及“枪炮与玫瑰”乐队发行《中国民主》专辑一事时，秦刚对记者说：“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这样的反问不仅过于直白，目标更直指记者，即使本无敌意，也很容易被看成敌意的表现。

今年6月25日，秦刚又就Gmail邮箱一事上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去邮局寄信，实在让人怀疑他是1966年出生的。秦刚最受诟病的，还数6月9日在绿坝事件上的讲话。秦刚的那句“你有孩子吗?”绝对可以载入史册，国内媒体普遍将之作为妙语大肆宣传，可细细品来，将有无孩子当作是否赞同强制安装反色情软件的标准，想当然的成分居多，终究还是难以服人。台下的记者都是斯文人，不可能为了一句不合适的话跟发言人理论，但这不代表发言人可以玩脱口秀。

说什么?说多少?上司说了算；怎么说，发言人说了算。可是，要是出口伤人，满嘴跑坦克，倒该回头想想章启月的提醒，因为出口的话并非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中国。

发言人的瓶颈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开国内先河，制度建设和人员素质均为国内领先。可是，考虑到多数政府部门的发言人制度真正起步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矮子里的高个儿，对外交部发言人的作用不宜拔高。因为至少有四大瓶颈在制约着外交部发言人更好地发挥作用。

首先是制度上的欠缺。目前，国务院没有统一的发言人，由外交部发言人担负着日常对外沟通的任务。外交部发言人级别尚可，但权限太小。权小责大，发言人普遍抱着多一句不如少一句的原则。外国记者普遍有这样的感觉：开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话。其实，想想口径稿的层层审批过程，也就不难理解外交部发言人们为何经常答非所问了。

其次是文化缺陷，这主要体现在民族性格上。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讲究敏于行，讷于言。口才好反被孔夫子认为是轻浮、不值得信任的体现。经过2000年的积累强化，中国人养成了拙于言辞的民族性格，口才稍好的又往往流于油滑。千余年的科举制重笔试轻口试，知识分子背书比说话厉害。外交官也是从国民中来，会不同程度地沾染这种群体性格。

第三，中国式历史教育养成了敏感脆弱的国民心态。笔者还记得儿时思想品德课上，老师教育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要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不能给国家抹黑。在课本中出现的外国人除非明确介绍是国际友人，否则一般都是些不那么可亲可爱的人——要么对中国有偏见，要么干脆就是反华分子。与西方人重视竞争不同，中国人更崇尚秩序。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国人一旦遭遇外国人的批评或指责，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是有意刁难，然后迅速上升到国家高度，将个人分歧演化成国家行为。具体到发言人和记者的关系，西方记者习惯于提尖锐的问题，总是希望能一语切中核心，并以难倒发言人为乐。这只是一种职业习惯，他们在自己国家这么干，在中国也这么干。发言人就是和记者打交道的职业，与其将之看成刁难，倒不如放下架子，摆正心态，以平常心对侍。

最后，公开透明度不足也会阻碍发言人的发挥。发言人制度创建的初衷就是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以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发言人作为信息的供给者，本身就是信息公开透明化的一部分。然而，长久以来中国外交笼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公众不知道外交官们究竟在忙什么，只能从外交官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判断这是一种很体面很轻松，还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近年来，公众对外交部的种种批评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外交信息的匮乏。如果说作为信息接收端的公众对外交部本身就抱持扭曲的认知，那么发言人的信息输出又能取得多大效果呢?说到底，发言人制度的背后，是正在向现代政治运作转型的一整部国家机器。

(责编谢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