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拯救在金融危机中愈陷愈深的美国经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找出危机的根源——不合理的制度与规范导致的收入分化,并提出了新“新政”思想,内容包括扩大支出、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暂时接管金融机构等。这为奥巴马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导向。

关键词:保罗·克鲁格曼 新“新政”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7-017-02

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愈演愈烈,几乎涉及了所有大银行和金融公司: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被收购、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接管美国国际集团(AIG)……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出口、就业也受到了这场风暴的影响。美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政治运行体制、经济监管架构和金融政策理念不仅前期没有预警,而且危机出现后,毫无防御能力。人们对那些长期信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信条、模型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对于这样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竟然没有主流的经济学家在事前作出预测?

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早在2006年6月,就在一篇文章中预言,由于房地产价格暴涨,投机需求出现逆转,这就会使未出售的房产增加,从而引起不可逆转的严重衰退。2006年底,他预言,“我们要经历一次真正的衰退,在2007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年。”如今这场危机真的来临,这是对西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次重大打击。奥巴马政府也意识到,要拯救这场危机,必须依靠克鲁格曼的新“新政”思想。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保罗·克鲁格曼称自己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所说的不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卢卡斯、萨金特所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近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普雷斯科特等人代表的自由主义,而是由新凯恩斯主义代表的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完善,需要国家干预的思潮。前一种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其在政治上的代表称为保守派,以里根、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而后一种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新凯恩斯主义,称为自由派,由民主党代表,克林顿政府和新总统奥巴马属于这一派。克鲁格曼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正是从这种自由派的立场出发来评论美国的市场缺陷及其成因的。

克鲁格曼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市场失灵和长期的贫富不均。他将19世纪70年代“重建”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来临之间的整个时期称为“长镀金年代”(Long Gilded Age)。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保守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统治。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则将20世纪20~50年代期间称为“大压缩”,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二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20世纪70年代后收入出现了大分化,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对于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并用“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这一切:在发展的初期,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根源是技术需求的提高,而技术需求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推动之下的科技变化。克鲁格曼称之为“安全解释”。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泽尔(Edward Lazear)说道:收入不均大体反映了“技能投资”收益的增多。技能投资是指工作者完成更多的学业、获得更多的培训、获取新的本领。经济学家使用SBTC这一缩写,其意思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化”。他们首先假定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发展与移民;估算贸易与移民的影响;最后,这些可度量因素所无法解释的部分,则统统归因于科技,用科技来解释他们无法用其他可度量因素来解释的事。

克鲁格曼通过欧洲和美国的对比反驳了以上观点,认为欧洲应用信息科技的速度与美国相同,欧洲进口廉价服装的比例,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科技与全球化是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力,欧洲就应该经历与美国一样的不平等加剧。但事实上,欧洲的平等程度高于美国,而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则远远小于美国。因此,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并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也不是科技和国际贸易等因素,而是不合理的制度与规范。在欧洲,工会依然强劲,谴责过高薪酬、强调工人权利的旧规范并未消失。而美国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这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右转所驱动的。

二、美国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首先是关于工会制度的变化。克鲁格曼指出,50年代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1949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与通用汽车达成的里程碑式的协议,简称《底特律条约》。根据该协议,通用汽车保证UAW成员的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与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来换取工人的平静。但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措施。如果取消了限制工人之间的竞争的“工会垄断”,那么失业水平就会下降。于是,《底特律条约》被废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抑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消失,不平等恢复到“镀金年代”的高水平。尤其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共和党推行了一系列支持大企业、压制劳工运动以及各种不利于劳工的政策。例如,布什政府推动了新的加班费立法,使得几十万工人从此再也领不到加班费。同时在劳资仲裁机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中任命了保守派的委员,极大地限制了劳工组织的发展。这些制度的变化导致工会势力的衰落,加剧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贫富差距拉大。

其次是福利制度的变化。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奠定了美国现代福利保障制度的基础。美国那时推行“福利国家”,是吸取了“大萧条”的经验教训,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提供的经济理论。但是,70年代以后,随着里根上台,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给予人民社会福利太多,带来一系列弊端。所以新自由主义要求削减社会福利。不仅企业要“私有化”、“市场化”,而且福利也应“私人化”、“市场化”、“商业化”。里根政府在1980年—1984年间削减开支将近7%;社会福利项目被砍掉了7%,特别是福利受益者依赖于特别项目的那些部分;在社会福利项目中的多重削减对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工作穷人和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计划的接受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低经济收入和高收入集团之间的差距扩大,保持和加深社会的不平等。

再次是税收制度的变化。为了摆脱萧条,罗斯福“新政”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全面干预经济,在税收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在“新政”时期多次颁布税法和收入法,实行累进形式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其财政政策的核心是减税。他认为,减税能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增加收入,从而实现预算平衡。通过减少税率档次,由累进税制过渡到比例税制,整顿税收优惠,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2001年5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减税法案。这是美国20年来幅度最大的一项减税计划。克鲁格曼认为,这些减税措施获益最大的是美国的富人,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必定削减公共开支,结果穷人获得的救济减少,贫富差距进一步加深。

最后是管理层收入的离谱增长。克鲁格曼指出,管理者的薪酬与基本的供需力量的联系并不紧密,而是大大受制于社会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首先,管理者的素质与这种素质的重要程度,都无法明确计量。其次,即使对管理者的素质对盈利状况的重要性有正确的判断,他们最终支付给高管的实际薪酬,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公司的做法。支付高薪,除了吸引他们觉得合适的管理者,同时也为了打消金融市场的疑虑。伯切克(Lucian Bebchuk)和弗里德(Jesse Fried)认为,高管其实是在为自己制定工资,其工资和管理者的素质与人才市场均毫无实际关系。高层收入飞升不是因为对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为新闻机构不再谴责收入过高的管理者,而是赞颂其商业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导公众对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义的痛斥,而是曲意奉承提供竞选捐款的人;工会曾走上街头抗议高额的管理层奖金,但其势力现已一蹶不振。同时,由于最高边际税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70%降到了现在的35%,高管就有了更大的动力来利用其职位谋利。上层收入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社会与政治变化,而非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社会与政治考虑而非纯粹的经济力量导致劳工与老板的收入差距在战后急剧缩小。

三、新“新政”思想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克鲁格曼通过美国贫富差距的变化得出,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为了摆脱金融危机,解决日益严重的事业问题,美国政府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其具体的内容包括:

1.政府要运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金融体系,暂时接管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罗斯福的“新政”明确地要求公众的钱应该照顾到公众的利益。1935年,美政府拥有1/3的银行股权,于是利用这样的所有权位置,迫使银行把它们从政府拿到的钱借贷出去,从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今天的美国政府也可以用联邦的钱帮助银行度过难关,但要求银行一方要做到把它们拿到的钱注入到经济中,给房屋所有者提供帮助。藉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放贷机构把政府贷来的钱以低价申请转给那些有偿还能力的买房者。并通过暂时的国有化,使得借贷市场重新活跃起来。

2.增加政府支出。罗斯福是通过巨大的公众就业工程把大萧条终止的。当前,美国政府要摆脱支出减少,就业锐减,支出更少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加大支出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克鲁格曼指出,政府要支出2000亿美元一年才能将失业率降一个百分点。而要保证“全民就业”,即“失业率”不超过5%,这就需要一年支出8000亿美元才能保证经济的复苏。而这些开支应该重点放在能带来长久利益的项目上,如上升网络的基础设施;升级电网;改善任何医疗体系的关键核心,也就是医疗服务领域的“信息科技”。给地方政府提供援助,避免它们在关键的时刻错误地减缩该有的投资。从而保证这些开支既能造福于未来,同时也给急剧下跌的经济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和人民的收入。

3.改革福利制度,通过立法,设立能照顾每一个人的医疗体制。短期来看,那些失业的,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是最大的,因此,帮助这些人增加失业救济金、免费食物券和医疗保险的补助,这对整体经济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长期来看,则需要一个全民医疗保障。对低收入者补助保险,让每一个儿童都有保险,保障每个人都有买入政府保险的选择。通过立法去实施更便宜而高质量的保险。这样的成就就像罗斯福创立了“社会安全”制度,会永久地造福于美国。

4.暂时性地减税。减税的对象应该是低收入和中产的阶级。但对付经济下滑,减税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如基础建设钱花得有效,因为不能保证消费者拿到退税后会花掉。长远来看,政府需要更多的税收来进行医疗改革。所以,减税不应该是经济复苏计划的核心。它应该是你的创造就业计划捆绑在一起的一部分。

克鲁格曼的新“新政”思想在1月份通过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议案》中得到体现:美国国会可以授权联邦政府获得544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另外2750亿美元用于退税。在基础建设领域,《议案》计划划拨900亿美元。这些公共建筑物项目包括上述900亿美元拨款项目中的绝大多数:飞机场、桥梁、大坝、管道、铁路和公路、隧道、港口以及码头等。规划了清洁能源投资计划,其中具体措施包括:3年内将新能源产能扩大1倍,即为600万美国家庭提供电力;新建或维护总长为4828公里的输电线路,并为美国家庭安装4000万部“智能电表”;为200万低收入家庭修缮房屋,改善御寒条件,使平均每户每年节省350美元取暖费用;对75%的联邦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每年总计为纳税人节省20亿美元;设立新的“清洁能源融资计划”,由金融当局对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贷款担保和其他资金支持。并规定接受大笔救市资金公司高管的薪酬上限为50万美元,除这50万美元和应得股息之外,不得再有奖金。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保罗·克鲁格曼.预期消退的年代(美国90年代经济政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唐柳洁,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生,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北京 100081)(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