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邑兰

这里是北京新兴的超大型社区，约15万的总人口里，外籍居住者6万多，其中韩国人占了约80％。不同国籍的居民之间长期生活在一起，要面对“鸡毛蒜皮”的摩擦。也要掌握共处之道。

韩国人慎荣树今年65岁，他掐指算算，不觉已在望京生活了12年。

在北京，很多人会习惯性地称望京为“韩国城”。这块位于北京东北部四环、五环之间，毗邻首都机场的大型社区，总人口约15万，其中韩国人就超过了三分之一。

加上五道口、亚运村、国贸等地，在北京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10万，成为在北京外籍人士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族群。

慎荣树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会阅读中文刊物，去过中国沿海很多城镇，是个十足的“中国通”。在望京西园三区314号楼的办公室里，慎荣树办了一份名为《北京通讯》的韩文报纸，每周一期，主要面向在北京的韩国人发行，介绍中国新闻，风土人情，兼有韩国每周发生的大事。

作为中韩建交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韩国记者，慎荣树曾担任过“在中韩国人会”的会长，现在是协会的顾问，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北京通讯》上，“让更多的韩国人理解中国，这样才能减轻彼此的隔阂和误解。”

“望京都快成‘联合国了。”望京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孙庆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目前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在望京居住，不过韩国人仍然占大多数，在经历了种种“鸡毛蒜皮式的摩擦”之后，这些“异乡”人和本国居民在进行着艰难的融合。

到北京去

沿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大街的大西洋新城走到望京西园，涌动的“韩流”无处不在。

路旁的广告、餐厅、商场，基本都标着中韩两种文字，“韩国制造”的痕迹随处可见：韩国国际学校、跆拳道馆、家庭性质的韩国宗教组织、定期号召聚会的韩国人机构、提供家庭式旅馆的商业组织……韩国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进望京一带的楼宇、街巷，连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股石锅拌饭的味道。

慎荣树还能清晰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时的情景。那是1993年，中韩建交第二年。其时，毕业于汉城大学中文系的慎荣树，被其所供职的《京乡新闻》作为特派记者派驻到中国。

有亲历中国发展的机会，慎荣树很是期待。而与慎荣树不同的是，在那时不少韩国青年心中，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红色国家”。北京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李周美回忆，她10多年前第一次来中国，下了飞机猛然见到五星红旗，居然“心里一哆嗦”。

来京第一年，慎荣树住在塔园的外交公寓。按照当时的规定，外籍人士在北京不可以和中国人混居，外交官与外国记者必须住在建国门外、塔园、三里屯与齐家园四个“指定”的外交公寓内。来华的商人和外企雇员等，则须住在涉外饭店，位于望京的丽都饭店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在该地出入较多的最初原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马晓燕从2005年开始一直关注望京的韩国人社区。临近望京新城的花家地一带，因为有韩国国际学校、中医学院、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等院校，曾聚集了一些韩国留学生及家长。人气浓了，后来到北京居留的韩国人也愿意选择望京一带。

马晓燕博士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在望京居住的韩国人群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跨国公司的白领，一类是留学生，还有一类是自主创业者。

望京新城一期于1996年交付使用，第二年，第一批入住的200多户韩国人“涌”向了望京。随着望京新城的建成和渐具规模，陆续有早期住在花家地和亚运村公寓的韩国人搬迁过去，望京由此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作为第一批入住望京新城101的韩国人，商人禹东硕说，韩国老乡们都是口耳相传来到这里，他自己没有拉拢过任何韩国老乡，“这就跟中国人在国外有‘唐人街一个道理。”

韩国人聚集最多的望京西园三区、四区，韩籍住户的比例超过了50％。

中韩建交几年之后，“红色中国”再也不是“陌生”的代名词了，敞开的国门于韩国民众而言，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尤其是身处金融危机的时刻，“到中国去”，意味着可能获得足够的工作机会，高性价比的生活。

韩国人金银婵是一家名为“姨姨家”泡菜店的老板娘。泡菜店开在南湖菜市场，这是望京最大的农贸市场。2001年，金银婵跟着来北京读书的儿子住到了望京，摆摊卖泡菜，一卖就是8年。“我每天都是这么忙，一天卖个上千块并不难”，说话间，金银婵又忙着给一位老主顾装泡菜，“这片好多都是老朋友了，有的人基本上天天来买。”

邻里间的“鸡毛蒜皮”

由于不会说中文，慎荣树的夫人平时在小区内活动，“尽量避免和中国邻居接触”，她认为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很多时候，望京的韩籍居民都有他们自己的活动圈子。

基督教在韩国普及率最高，对于这些漂泊在异国他乡的韩国居民而言，基督教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联结同胞之间情感的纽带。“唱诗，读《圣经》，举力各种家庭聚会，活动很丰富。”慎荣树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韩人教会”的会长，平日，教会还会帮助在京韩国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除此以外，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后，“在华韩国人会”还会召集来自大连、青岛、广州等地的韩国同胞，在望京体育场举办“韩国家庭运动会”。而平时韩国人之间小规模的足球、垒球比赛也经常举行。

“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似乎并不能避免邻里之间的磕磕碰碰。

“韩国人喜欢喝酒，社区晚上常常有韩国人喝醉了发酒疯跑去乱敲其他住户的家门。时间长了，其他中国居民意见很大，也会向我们反映，”望京西园三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朱晓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望京社区论坛的一位业主讲了一件小事，“某日后半夜，楼上不断有狂砸地的声音，我忍无可忍去找他们。原来，这家韩国男人后半夜回来，要喝酒，没有下酒菜，于是韩国女^，在地E砸他家的朝鲜鱼干，给这家男人下酒。鱼干很硬，所以砸了很久。”

新浪网望京社区业主论坛一位业主2006年还专门写了一封给北京市长的信，信里声称“目前的生活受到部分韩国租房者的严重干扰，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和休息”。该业主还建议“应该实行邻居否决制度，即只要周边邻居(当然主要是楼下邻居，应该占50％的权重)受到租房者的影响和伤害，就有权力通过法律手段要求其离开，派出所进行备案，三次以上受到否决的，可被视为本市不受欢迎的人。”

而细微的文化差异也会让彼此不悦。

韩国人习惯于把鞋子放到房门外，而中国邻居觉得这占用了门前的空间，污染了空气。“他们都把鞋脱在门外，周末来客人的时候就摆一片。”住在望京西园三区的昌女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抱怨。

“不明白中国家庭做饭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油烟?广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喧闹的大秧歌，还会把宠物狗带进电梯?”对于

中国邻居的生活习惯，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韩籍白领朴先生也有诸多不满。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郑信哲研究员2008年5月曾做过一份《望京地区中国居民与韩国人关系调查报告》。在一项针对中国居民的问题“您更愿意同哪一人群接触交往”中，回答“当地居民”者为绝对多数，占97.7％。而当问到“您对于韩国人大批人住望京社区的态度”时，说“欢迎”的只占12.9％，“不欢迎”的却占27.3％，理由各种各样，有“消耗地区资源，使物价居高不下”“影响社会秩序，造成生活压力”等等。

“这些邻里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妥，中国住户会觉得居委会在偏袒外国人，韩国住户会觉得在中国受到不公正待遇。普通的一个小问题，很可能就变成了‘国际问题。”望京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孙庆民有些头疼。

艰难的融合

28岁的韩国小伙李永洙很喜欢在望京生活。“这里交通很方便，到处都有韩国的食品和商店，一点都不陌生。”

李永洙去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和自己的几个中国朋友搬到了望京的慧谷时空。“我喜欢我的中国邻居，我家碰到什么事情，找他们，都乐意帮忙。”李永洙声称自己“能听得懂中文，但要自己说话，还不太流利”。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涉外处处长高志勇看来，中韩居民之间的摩擦和误解，主要还是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自己家人还会牙齿和舌头打架，何况邻里之间呢，这是常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少韩国商人因为生意惨淡回国。望京的韩国人一下少了许多。

“现在学生放假，大约又有30％左右的韩国人离开了望京。”望京街道南湖东园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流管工作的李侃专门从电脑中调出社区里韩籍用户的资料。

一些中国居民开始怀念起自己的韩国邻居。

“他们大多数人还是彬彬有礼的。”正在望京西园三区内打乒乓球锻炼身体的李大爷说道。为了和韩国邻居们交流，李大爷还特意学了几句简单的韩语，比如“安尼阿塞哟”(韩文：你好)，三言两语，就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韩国人性格太急，而中国人是慢慢来，要学习中国人立足长远的态度。”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的慎荣树，也一直在适应着这里的节奏，他愿意入乡随俗。

根据朝阳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处提供的数字，生活在望京地区的韩国人要占该地区外籍人口总数的80％。

为了给韩国居民提供便利，望京社区南湖派出所在西园四区的门口设立了一个对外服务窗_口，主要接待韩国人，派出所还特意招聘了5名精通韩语的朝鲜族协管员。

尽管摩擦在所难免，各类主体仍然在努力适应着对方。韩国驻华使馆曾在望京社区举行了“韩国驻华大使与朝阳区市民见面会”，就是想“进一步促进中韩居民的沟通”。

“社区会定时举办一些文体活动，我们的流管员会及时通知韩国住户。春节前，还会有专门针对外籍人士的文娱活动‘外国人在北京过大节。”望京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孙庆民告诉记者。

在中国社科院郑信哲研究员的另一项针对韩国居民的调查问卷中，韩国人虽然对当地居民的一些行为举止有看法，但他们更多的意见倾向于“政府对外国人限制过多”“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外国人政策”等。

除了号称“韩国城”的望京，在北京，还有不少外国人的聚集区，比如长富宫和发展大厦附近形成了日本人的聚集区。在京的德国人比较喜欢住在以燕莎友谊商城、凯宾斯基饭店为中心的地区，随着离燕莎商城不远的德国使馆学校的落成，德国中心也已日见规模。

“中外混居社区由于语言、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产生矛盾在所难免，但是移民担负着作为城市文化载体的使命，他们将会最终获得作为现代城市社会中日常实践的行为主体的角色和价值。”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马晓燕告诉记者，她还会持续关注望京，关注中外混居社区。“这是一个长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