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威

在西汉王朝初期和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其中既有千古帝王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一代丞相、政治家萧何、曹参，举世无双的军事家韩信、李广，千古传诵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史学家司马迁，还有为数众多的谋臣策士。在这璀璨的人物星群中，主父偃以其非凡的见识、笔锋犀利的文章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主父偃(?-前126年)，西汉齐国临淄人。他早年学“长短纵横术”辩士之说，晚年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思想与学术比较驳杂。在故乡齐国，主父偃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不仅未能得到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因为家中贫寒，又无人借贷，为了生活和发展，主父偃遂“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可结果同样是“莫能厚，客甚困”。这段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在诸侯王国很难找到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只有京师或许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在强烈的出人头地思想的驱使下，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来到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这次算投对了门路，卫青很欣赏他的才干，数次向汉武帝举荐，不幸的是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内心的功名欲再次点燃，主父偃径直向武帝上书。史书记载，他“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大概因为上书的内容涉及不少当时的热点问题，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朝奏，暮召入见”。《汉书》本传只记载了主父偃上书中谏伐匈奴的内容，该文从历史到现实，条分缕析，极力论证攻伐匈奴乃得不偿失之举，这种观点对汉武帝是典型的逆耳之言。可能是主父偃将反对的道理讲得比较充分，有助于汉武帝的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观点和言辞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抑或是汉武帝被他的才华和雄辩所折服，总之汉武帝丝毫未怪罪于他，还视之为“相见恨晚”的能臣。此后，主父偃得以一岁四迁，由郎中、谒者、中郎直到中大夫，成为汉武帝身边的重要谋臣。

由于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主父偃积蓄许久，也是被压抑许久的主张终于得到全面释放，上书言事更加积极主动。归纳起来，主父偃的出谋划策中，有两项尤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提出诸侯推恩分封子弟的建议，促成了“推恩令”的颁行。开国之初，刘邦为了西汉政权的巩固，大封宗族子弟为王，结果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同姓诸侯王。这埋下了后来中央集权与诸侯王之间矛盾的伏笔。为了顺利地解决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许多思想家积极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文帝时，贾谊上疏“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认为与其晚痛，不如早痛，积极主张大规模削藩。可惜的是，诸侯未削，晁错却被景帝冤杀，以“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权力虽有所削弱，但诸侯王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武帝时，主父偃根据诸侯占地太多太大的敏感问题，借鉴贾谊、晁错削藩的措施，并加以发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

主父偃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已经变小的诸侯王封国中又凭空增加不少小的侯国，这表面上是皇帝的推恩，实际上进一步分割了诸侯的土地和权力。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向中央叫板，长期困扰汉朝皇帝的诸侯王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目的，这一建议的提出者主父偃大有功于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化。

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主父偃起初反对征伐匈奴，但当对匈战争成为汉朝的基本国策，汉军又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初步胜利后，他转而支持战争，并最早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他认为朔方北依黄河，土地肥沃，若在此设置城市，不仅可以作为出兵的据点，且能发展生产，直接补充军需，从而减省大批用于运输的人力物力。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夺取的河套以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以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对匈奴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匈奴当然不甘心失去这一战略要地，为此多次出兵骚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但最终只是徒劳。

主父偃凭借自己的机谋才智，解除了困绕汉武帝多时的一些大麻烦，加上在立卫子夫为皇后和揭露、审理燕王刘定国谋反案件中，又为武帝立下别人无可替代之功，由是汉武帝对他更加倚重，他在朝臣中的地位亦随之大大攀升，以至出现了“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的局面。所谓盛极则衰，主父偃在达到人生顶峰的时刻，绝对不会想到灭顶之灾那么快就到来了。

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主父偃向武帝告发齐王“有淫失之行”。于是，汉武帝任命他为齐国丞相，令他负责齐王一案的审理。主父偃以前受到过齐王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心中一直怀有怨恨，遂决定对齐王的“淫失之行”严加追究，“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齐王知道难以逃脱，无奈之下被迫自杀。这时，曾经得罪过主父偃的赵王害怕他同样对自己进行残酷报复，就先下手为强，伺机向武帝告发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不久齐王自杀的消息传到京师，这两件事动摇了汉武帝对主父偃的信任，下令将其下狱治罪。“面谀”丞相公孙弘趁机落井下石，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最终导致了主父偃被族诛的人生悲剧。

对于主父偃之死，后人一般倾向于认为其为官贪婪，为人狠毒，有仇必报，缺乏儒家必要的人格修养，导致了与周围臣僚关系不和；此外，他又涉足了颇为敏感的宗室贵族的内部矛盾，其悲惨下场尽管有政敌排陷的因素，但还是咎由自取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它忽略了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没有看到官僚贵族之间的虚伪、冷漠对人造成的深深影响。主父偃未得志时，人人弃之如敝屣，“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主父偃贵幸时，门下宾客上千人，“赂遗累千金”；及其受诛，竞“无一人视”，唯有孔车为其收尸安葬。面对这种人情冷暖，司马迁感而发之：“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试想，身处这种世风之中，主父偃除了狂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之外，以一人之力又能改变社会什么呢?也许，他能做的就是在以齐国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衣锦还乡之时，“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然后怒斥他们：“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对以前所受的污辱出口恶气，对这种丑恶的世风做些抗争。

文章结束之际，值得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主父偃的姓——“主父”的来历。根据唐代修撰的谱牒姓氏之学专著《元和姓纂》的记载，“主父”这个姓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赵武灵王，因为赵武灵王曾早早地把王位传给他的小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太上皇。据说，后来以“主父”为姓的全是赵武灵王的后代，却不知他们是如何从赵国流落到齐国的。现在姓“主父”的，山东临沂一带还有，不过人数很少，《百家姓》也未收入这个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