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峰　彭学涛

1950年6月，蒋介石为稳固统治地位，削弱孙立人这个异己分子的权力，拿孙立人的老部下开刀，炮制了“李鸿策反孙立人案”。

立身许国，效命疆场

李鸿，原名李凤藻，字健飞，1904年1月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城外李家大屋一户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幼年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蒋氏私塾去读书。李鸿生性沉静，敏而好学，塾师教过的书文，他从不大声朗读，一个人静静地默诵数遍，即熟记在胸。15岁那年李鸿因家境日困，被迫弃学帮助父亲种田。1925年7月，李鸿赴广州投奔在国民革命军第19师任秘书长的表叔杨觉庵，被介绍考入中央警官学校，他一面勤勉地学习功课，一面努力探求救民于水火的真理，他最服膺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这年底，李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警校，1926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工兵科，1927年7月，李鸿从黄埔军校毕业，到南京陆军教导师学兵营任班长，9月随部在南京外围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激战于龙潭车站，随后参加了第二次北伐，因作战勇敢，立有战功。

1928年11月，李鸿在陆军教导师学兵营当班长时，孙立人是排长。李鸿练兵重视单兵训练，对每个士兵的战技培养和基础教育十分注意，经常带领士兵越野行军和实兵对抗。孙立人对此十分赞赏，加上两人志趣相近，初交即十分相投，自此开始了李孙之间的友情。1930年，孙立人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即调李鸿为第4团一营机枪连连长。1933年，李鸿随部参加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对部属反复讲：“老百姓承受不了内战的苦难，你们不应该牺牲在这个战场上。”因此在“围剿”中该连战功最少，于是一个传言不胫而走：“李连长贪生怕死。”说的人多了，连孙立人也开始对这位相知甚深的下属在战场上的表现产生了疑惑。

1937年，李鸿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他率机枪连在刘家宅阵地争夺战中十几次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在负伤的情况下仍率部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为此，孙立人感慨地说：“我对李鸿的认识太浅了，以往对不起他的地方太多了。”孙立人在升任税警总团第二支队少将司令一职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升任李鸿为少校营长。在税警总团退守苏州河后，孙立人所属第二支队在河的南岸至丰田纱厂一带布防，李鸿率领一营为全支队最前沿，阵地曾经两次失守，李鸿两次反击夺回。第三次日军占领桥头堡，当孙立人亲自带领敢死队和李鸿一营官兵准备向桥头堡发动冲锋时，被敌军炮弹击伤，倒在血泊中，李鸿当即命令号长苏醒和机枪连连长胡让梨背孙立人脱离火线，自己端着冲锋枪殿后掩护。孙立人被送到后方医院紧急救护脱险后，孙立人与李鸿成为生死之交。

1938年3月在湖南长沙组建了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孙立人任总队长，他首先想到的部属就是李鸿，于是，李鸿、刘放吾、唐守治、陈鸣人等相继归来。8月，缉私总队驻防贵州独山、都匀一带整训新军，李鸿任第二大队中校副大队长，驻防独山。1939年春，李鸿任独山行署干部教练所上校教育长，同年冬调任都匀缉私总队干部教练所第四任教育长。1940年，正式恢复税警总团建制，孙立人任总团长，李鸿任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主持日常训练和教育工作，他将孙立人“义、勇、忠、诚”的建军思想通过教练所培训的渠道，由受训的军官和骨干带到部队中去，使税警总团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1942年春，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38师，孙立人任师长，李鸿任114团团长，进驻缅甸与盟军并肩抗日。仁安羌大捷后，5月中旬孙立人率114、112团向印缅边境撤退，李鸿和他的114团在万分困难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到达印度，尤军容整肃方面却居首功。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孙立人任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李鸿仍任114团团长。1943年3月，中国驻印军以印度列多为前进基地开始反攻缅北。李鸿率领114团在缅北野人山、于邦、孟阳河、孟拱等地长达一年半(1943.3-1944.8)的艰苦作战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屡建奇功，深得孙立人信赖。蒋介石原定任命副师长唐守治为新38师师长，孙立人闻讯后向蒋介石力争，终于说服蒋介石收回成命，于1944年8月改派李鸿为新38师少将师长。李鸿接掌新38师后，于10月中旬由密支那挥师沿密支那至八莫公路推进，12月占领八莫，1945年1月攻占芒友，3月克腊戍，打通了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在缅北战场的岁月中，孙立人与李鸿常常一起指挥、并肩作战，配合得心应手，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两人在盟军中也威望日隆，孙立人被誉为“东方隆美尔”，李鸿也被誉为“东方蒙哥马利”。

应召赴台，莫名被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李鸿率新38师进驻广州，1946年2月下旬，李鸿与新38师奉令从九龙登船开赴东北葫芦岛参加内战，接着便开始经沈阳北进。5月，孙立人指挥新1军先后占领四平、长春、吉林、德惠等地，和人民解放军隔松花江相望。孙立人兼任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李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由于国民党军内部派系纷争，1947年4月，在杜聿明一再进言下，蒋介石免去了孙立人新1军军长职务，李鸿任副军长。5月，李鸿接替孙立人兼任长春警备司令，任务交接完毕，临行前李鸿对孙立人说：“新1军不可一日无仲公(孙立人字仲能)，健飞已去电南京，请求面见蒋委员长，呈述新1军将士们的意见，如不被采纳，健飞愿与仲公同进退，辞去军职回乡经商。”孙立人说：“不可，草字头(蒋介石)之成命，未闻有收回之先例，你何必有此一举。新1军可以没有立人，但不可一日无38师，你要好好带领它。”

1948年，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郑洞国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指挥李鸿的新7军、曾泽生的第60军和兵团直属部队共近10万兵力，死守长春，李鸿兼长春警备司令。进入10月，新7军官兵得伤寒病的很多，李鸿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一病不起，只好将军务交给副军长史说负责。10月15日，锦州范汉杰集团被全歼，长春告急，孙立人上书蒋介石请求派飞机将自己空投长春，亲自带领新7军突围，他还致电李鸿：会带新训练的部队来长春接应他。李鸿非常感动，他致电孙立人：“锦州已失，沈阳危在旦夕，切不可来长春。”17日曾泽生率60军起义，当晚郑洞国赴新7军军部探望中将军长李鸿，相对黯然。19日，新7军和郑洞国率领的第一兵团部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20日夜，李鸿等人经吉林前往哈尔滨。在哈尔滨，李鸿在人民解放军所派专门医生和护理人员治疗下，伤寒病很快痊愈。此时，李鸿十分想念被他视之为兄长的孙立人，在得知孙立人曾经上书国防部，力主恢复新1军番号，并在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收编原新1军散失和被解放军遣还原籍的将士，重整新1军的消息后，李鸿为他这位不谙政治的老上司

担心了，不自觉地在纸上写下了杜甫《梦李白》的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1949年1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愿意回原籍的遣送回原籍。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潘德辉等40余人根据本人志愿，陆续送回原籍。临行前，李鸿就有重返国民党军队的想法，郑洞国劝他说，“尽管你因病没参与长春投降，但蒋公为人，心胸狭窄，恐怕不会理解和容忍原谅的。”但李鸿去意已决，与郑挥泪告别。6月中旬，东北解放军签发了李鸿返回湖南的证件并发给路费。7月初，李鸿回到久别的故乡与亲人团聚，住在长沙北大马路寓所“健庐”。在长沙，李鸿写信给袁子琳，仍想追随老长官孙立人。经报告孙立人后，孙立人又亲自请示蒋介石：“委员长，可以让他们来台湾吗?”蒋介石思索一番对孙立人说：“可以让他们来台，再任军职。”随着炎夏的到来，解放军已进驻长沙东郊一带，而蒋介石仍下令陈明仁死守长沙，并布置军警特务在长沙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和学生。为避免卷入一场即将来到的政治漩涡中，李鸿离开长沙，回到老家湘阴县李家大屋居住。就在李鸿回到湘阴不久，在台湾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的孙立人，派少校参谋葛士珩持他的亲笔信来到长沙寻访李鸿。听说李已回到湘阴，便跟到了湘阴，向李鸿面呈孙立人亲笔信，请其去台。

1950年2月3日，李鸿与夫人马真一携女儿哈生，在长沙上了北京到广州的火车，到达广州后即赴香港，在香港等待去台。5月，孙立人派原新1军副军长贾幼慧赴香港，将李鸿和夫人接到台北，并设宴为其接风。不久，彭克立、陈鸣人、曾长云也先后从大陆赴台投奔老长官孙立人。李鸿到台湾第二天，孙立人即带他去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李鸿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态度极为亲切，他说：“现有两个考虑由你选择，一个是准备筹建一支光复大陆的新军一成功军，你去当军长；一个是军校校长，孙总司令说你长于训军，你去当校长。这两个考虑你三天内答复。”据袁子琳回忆，李鸿见过蒋介石之后，曾对他说：“总统很客气，还问我贵庚呢。”当时，孙立人已任命陈鸣人为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彭克立为206师少将副师长兼任团长，曾长云为340师步兵团团长。

然而6月间，蒋介石不仅违背了诺言，还下令将李鸿和夫人马真一逮捕投入监狱。6月至9月间，与李鸿先后至台的新38师将校级军官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胡道生、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孙蔚民、刘益福等17人陆续被捕入狱。孙立人立即晋谒蒋介石，为旧部求情，愿以全家的性命保李鸿等人，但遭到蒋介石拒绝。李鸿等先在台北青岛路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押了8个多月，接受个别审问，不久，又被移押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以“匪谍罪”立案，马真一、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潘德辉以“知情不举”连坐。第一次审问的内容是长春放下武器的经过，第二次审问则指定交代经过“解放团”训练，并受中共派遣来台从事策反孙立人活动的情况。在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受刑最重，坐老虎凳、鞭打、刺手、槌腿，每次受刑时间长达8小时，他们两人最后一次受刑时间长的达12小时之久。曾长云比李鸿、陈鸣人受刑次数稍次之，其他人至少被鞭打两次，但李鸿等人至死不认罪。孙立人对李鸿一案十分关注，他在“国防”会议上声明：他的干部如对国家不忠，就判死刑，不然就应该释放，不可另生枝节。然而军法局无法结案，因为李鸿案是一起牵连很广的大案，无论如何也不能无罪释放，否则总政治部无法交代。1951年三四月间，李鸿等4人被移押到台北延平北路保密局看守所，1952年冬，又被送往桃园县南嵌保密局“别馆”监狱。蒋介石原想通过李鸿案拿到他们策反孙立人的证据，结果落空了，只好另谋出路。1955年5月，孙立人旧部郭廷亮被捕，经过毛人凤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郭廷亮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间谍”，到台湾是搞“策反”的，于是8月孙立人被免职、幽禁，蒋介石终于达到了目的。1956年9月29日上午，郭廷亮被判处死刑，随后被蒋介石赦免为无期徒刑，下午李鸿案的胡道生、潘德辉、马真一等13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0年、7年有期徒刑。

李鸿自1950年入狱后，经过长达4年多不杀、不放、不审也不判的岁月，直到1955年孙立人被诬陷的时候才移送军法单位进行侦查。1958年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再移押至桃园龙潭卧龙山庄囚禁。此后，李鸿等4人从未经过任何军法开庭审判，也未收到任何起诉书、判决书。直到1968年7月，李鸿等4人才收到“国防部”公字第32号裁定书，以叛乱罪提起公诉，李鸿被起诉的理由是：1948年“弃守长春”，在被释放后又接受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示来台，策反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掌握兵力以备策应解放军攻台。该裁定书还称：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匪谍”一案，因被告患病不能出庭，自应停止审判。同年11月，李鸿等4人又收到“国防部”裁定书，说明：李、陈、彭、曾等犯因病停止审判，依据军事法条款，延长羁押期两个月，现延长期届满，本部认为有继续羁押的必要，依军事审判法有关条款，继续延长两个月。一直拖到1971年5月，终于对李鸿等4人进行最后判决，7月14日宣判，判决书称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各处无期徒刑。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台湾“行政院”颁布减刑令，李鸿等4人被减刑为25年有期徒刑，而李鸿等4人已坐牢25年，于是“国防部”又发了一纸减刑裁定书，草草将李鸿案了结，以“怀刑忏悔，衡情尚可悯恕”为由，于1975年7月14日将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四人释放。

晚年凄凉，含冤离世

李鸿出狱后成了一病容憔悴的瘦弱老人，夫人马真一和儿子李定安把他从卧龙山庄接到屏东家里。闻讯而来的部属看到李鸿将军如同隔世，泪水洒满这些铁石男儿的衣襟，大家在一起谈到李鸿案和孙立人案，无不义愤填膺。李鸿案判刑17人，孙立人案判刑35人，两案先后株连达120余人，受酷刑达数十人。许多人出狱后晚景凄凉，有的终身残废，有的住进了敬老所，有的扫大街甚至卖血维持生计，有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

陈鸣人亦由家人接回家中，于1984年2月7日在台逝世。彭克立、曾长云在台湾无家，被当局送去台北市中和敬老所，过着形影相吊的晚年生活，幸有在台北的袁子琳、潘德辉等印缅战场的好友经常往来探视，聊解寂寞。1986年曾长云客死他乡。1987年李鸿在家中突患中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生活不能自理，说话和手足功能尽失，住进了医院。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3月孙立人恢复了自由，他与旧日战友见面时，总是一再询问李鸿的近况如何?当他得知李鸿已瘫痪在床时，

即表示要亲自前往屏东探望，怎奈健康已不允许步履艰难、体衰气弱的90岁老人长途跋涉远去屏东。4月中旬，彭克立回大陆湖南长沙定居，临行，双手捧着曾长云的骨灰盒走上飞机，他要完成曾长云的临终遗愿，把他的骨灰送回故乡湘乡安葬。这时，李鸿病情日危。有人到台中看望孙立人，将李鸿卧病和彭克立上飞机的照片给这位老人看，孙立人泣不成声，悲愤欲绝地说：“李鸿他们何罪，一关就是二十多年。他们长年征战，立了那么多战功，竟一笔抹煞，公理何在?”接着又连声说：“是我连累了他们，是我连累了李鸿，我为什么要召他们来台湾呢?我竟然相信了蒋介石的承诺!”

1988年8月15日，李鸿在屏东医院辞世，终年85岁。在那段日子里，孙立人心中好似有心理感应，日夜坐立不安，一再询问：“健飞有什么不对了吧。”当噩耗传来，孙立人因过分的悲恸，数日来不时念着李鸿的名字，喃喃自语，叹息不已，连续3日食不下咽。9月3日下午1时，在台南屏东市阴雨绵绵中，李鸿的追悼会正在进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李鸿将军生死与共的旧日战友，有的是税警总团的代表，有的是新38师的代表，有的是新1军、新7军的代表，有的是黄埔校友，更多的则是与李鸿先后下狱和因孙立人案株连的台湾军界精英。孙立人是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因身体和精神状态不堪负担更大的悲愤，在众多部属的劝说下，由他的长子孙安平专程从台北南下屏东，代表他参加丧礼。

灵堂正中鲜花簇拥着李鸿的遗像，遗像上方端悬着孙立人亲题的挽幛“精忠报国”，铺天盖地的挽联，字字血泪，发自心声，使人不忍卒读。其中孙立人挽联云：

“六十年亲似弟兄，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大厅中还悬挂“国防部长”郑为元、“参谋总长”郝柏村、“陆军总司令”黄幸强、“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等党、政、军界要员的挽幛。这时，自绿岛赶来参加公祭的孙立人事件的关键人物郭廷亮，一字一泪地颂读了他写给旧日长官和狱友李鸿的祭文，道出了李鸿“匪谍”案与孙立人事件的内在关系：

其实，公(李鸿)及我等，均被列名在‘O一四计划之中，是当局要整肃的对象。公职位较高，先被暗中拘捕，我等在四十四年，始遭大肆逮捕，先后均以一个模式：炮制“匪谍案”，表面上是不同个案，其实是一脉相承。因公及我等，都被圈入孙将军的嫡系干部，而孙将军又坚持‘军队国家化。不予排除，势必阻碍家传。我等遂成为孙将军被排除之代罪羔羊!天呼!命耶?

回忆在民国五十三至六十四年期间，亮有幸，与公被关在同一黑牢——桃园卧龙山庄。小室共囚，长达11年，朝夕相谈，肝胆相照。因而得知，公虽因孙将军之故而获罪，心安理得，死而无憾。正为亮及其同案受刑人，甘愿追随孙将军，虽暗淡一生，亦终生不悔!拭目以观今日之军政领袖，能有几人具有孙将军之正直气质?则我等之执着终生，又何憾之有?

郭廷亮的悼文说出了李鸿及孙立人案受牵连的数百人的共同心声，灵堂内外悲愤的情绪达到了极点，许多老人相拥而泣，不能自己。台湾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公祭会的消息，人们纷纷上书请求为李鸿、孙立人案洗雪沉冤，讨还公道，一时间震撼了台湾岛。在平反冤狱的呼声中，1988年10月，李鸿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他的骨灰由其夫人马真一带回大陆，安葬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