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这篇文章，让我们更走近了周扬。为了让读者了解本文的来龙去脉，我们破例地将引文出处全保留了。

周扬晚年患病住院，著名学者龚育之去探望他，病中的周扬对龚育之说，他身上“有两个癌症”。

“他(指周扬)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刊《百年潮》1997年第3期)

我们知道，20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一场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一方以周扬为代表提出“国防文学”，另一方是冯雪峰和胡风经鲁迅的同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最后，鲁迅写出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给了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派致命一击。在这篇名文中，鲁迅讥刺周扬等人为“四条汉子”，并特别表明他“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在文章里，鲁迅还痛诋周扬之流虽是“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

周扬知道，鲁迅是“民族魂”，是毛泽东最佩服的人，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撼山易撼鲁迅难，这样一来，要想推翻鲁迅给自己下的结论实在太难了。所以他才感慨“三十年代”是他身上的癌。不过，感慨归感慨，周扬这样的人哪肯轻易认输。奈何不了鲁迅，他就把矛头指向胡风和冯雪峰，指望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为自己找回一点脸面，他先是争辩说是胡风从中挑拨，蒙蔽了鲁迅才使鲁迅对他周扬产生了不良印象。后又指责冯雪峰没有把“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向中央汇报，致使中央无法对此事下结论。

周扬说：“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冯雪峰从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我到了延安，冯雪峰却拒不回延安，在上海擅自脱离党跑回他的故乡浙江去了，致使‘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整整三十年之久没有得到正式结论。”(周扬著《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转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周扬在这里说的完全是谎话。因为，早在1938年，毛泽东对“两个口号”之争有过明确的指示，难道毛泽东的指示不能算“正式结论”?

193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约见了“两个口号”之争的当事人之一徐懋庸，听完了徐懋庸的陈述后，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引自徐懋庸著《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04页)

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具体、明确，之后延安也就不再提“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了。而周扬却说中央没下“正式结论”。周扬为什么要这样说谎呢?因为毛泽东这番话对他很不利，毛在这里特别指出：“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这个“你们”，当然包括周扬，并且毛还告诫他们“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如果承认毛泽东的话是“正式结论”，就等于承认在口号之争中，他周扬“错了”，“不尊重鲁迅”。然而，从周扬后来的有关“两个口号”之争的言论中，我们发现他从来没承认自己错了，也没有承认自己不尊重鲁迅。

周扬不仅没有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相反，一有机会，他就试图割除身上那个“三十年代”的“毒瘤”，试图翻案，试图将鲁迅对他的批评言论“毁尸灭迹”。

1957年5月，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批判，而冯雪峰作为丁、陈的“同路人”也遭到批判。周扬意识到这是一次良机，他可以借批判现在的冯雪峰来为当年的“四条汉子”正名，推翻鲁迅当初对他的批评。在他的授意下，1957年8月14日，“四条汉子”之一夏衍在会上做了“爆炸性的发言”。发言很长，这里不便全文实录，其要点是认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并非鲁迅之作，而是冯雪峰盗用鲁迅名义写出的。夏说：“请同志们想一想，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这一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查对，缺席判决，使我们处于无法解释的境地，而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史的一个定案，究竟是什么居心?造成的是什么后果?这究竟是谁的宗派。”(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52页)

夏衍的“爆炸性发言”使会场炸开了锅，一时间，群情激愤，不明真相者纷纷指责冯雪峰是个大骗子。然而，许广平的发言却让大家冷静下来了。许广平是这样说的：“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指冯雪峰)说是你写，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59页)

表面上，许广平是在质问冯雪峰，实际上是在讥刺夏衍说假话，因为既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写的，夏衍所说的“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这一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查对，缺席判决”就完全是栽赃陷害了。

此刻的周扬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他忘了鲁迅的手稿还在，不看一下手稿就说文章是冯雪峰写的实在太草率、鲁莽，于是他迫切希望看一下手稿，想从中找到蛛丝马迹以坐实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周扬当即责成中宣部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查看原稿之后，周扬大失所望，因为：“原稿十五页中的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写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从原稿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63页)

由于核查结果对周扬、夏衍不利，周扬对核查结果秘而不宣。对冯雪峰的批判也无法深入下去。

不过，周扬不肯就此认输，为了迫使冯雪峰就范，承认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曾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等人，周扬自己不便出面，就让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做冯雪峰的工作。看来，邵荃麟在做思想工作方面确实是高手，经过他一番苦口婆心、刚柔并济的说服、开导，冯雪峰这个硬汉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承认自己在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中犯了“宗派主义，狂妄自大”的错误。那么，邵荃麟是如何做通冯雪峰的思想工作的?从冯雪峰写于文革的材料中，我们或许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指邵荃麟)，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党行动。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邵荃麟说：‘有些话是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护的本能太强了。”(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66页)

邵荃麟善于“攻心”，他把周扬上升到党的高度，“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那么，损害了周扬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这么大的帽子能不让冯雪峰心惊胆战吗?另外，虽然批评周扬的是鲁迅不是冯雪峰，但邵荃麟强调，鲁迅需要“保护”，怪罪不得，一切责任只能而且必须由他冯雪峰来承担。作为一名老党员，为了维护周扬所代表的“党”的利益，为了“保护”鲁迅，冯雪峰只能屈辱地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错误，把所有问题自己扛了。

1957年9月4日，冯雪峰在党组第25次扩大会上作了检讨。从检讨内容来看，冯雪峰已完全屈服了，他几乎原封不动地把邵荃麟指责他的话搬进自己的检讨里，尽管他知道邵荃麟的指责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一派胡言。冯检讨说：“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宗派主义的成见。1933年底我离开了上海，1934年4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词，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等同志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1936年7月至9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并且要停止当时的党团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由我来通过群众加以领导，但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

我到上海之前，周扬同志等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是已经形成了的；但我到上海之后，我不但没有向鲁迅先生解释，进行团结工作，反而隔阂加深了，这也是我要负责的。”(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68页)

有了冯雪峰的检讨，周扬在其报告中，顺理成章而又如愿以偿地给冯雪峰下了结论“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本来，给冯雪峰扣上这顶大帽子，周扬本该心满意足、大功告成了。可周扬毕竟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半辈子，他知道政治风云波诡云谲，瞬息万变。今天自己在台上，可以随心所欲作践冯雪峰；明天自己下台，这些不实之词也就没了效用。政治报告比文学作品的战斗性强，但文学作品的时效性却比政治报告强，周扬知道，自己的政治寿命自然比不过鲁迅的文学寿命，就是说，自己所做的政治报告会随着自己的下台变成一张废纸，而鲁迅的文章则是不朽的。那么，只要鲁迅的作品存在一天，鲁迅对自己的批评(用他的话来说是“损害”)也就存在一天，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办法，可以一劳永逸消除鲁迅在作品里对他的“损害”呢?最终，他想出一条妙计，让冯雪峰为鲁迅这篇名文写注释，也就是让冯雪峰把其检讨写进注释里，以冯雪峰的注释抵消鲁迅正文里对他周扬的“损害”，换言之，就是借冯雪峰的“手”堵鲁迅的“口”，并且，“注释”与“正文”永远如影随形，像结拜兄弟那样虽非同日“生”，却愿意同日“死”，那么，只要“注释”随“正文”一同流传下去，他周扬的脸面也就可

以永久保存下去了。

周扬这一招堪称绝妙，他只是动动脑子，无需亲自出马，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将鲁迅的批评化解于无形了。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问题是，冯雪峰愿意配合他这么做吗?一个人在高压下，为了过关，也许会迫不得已做一番违心的检讨，但谁愿意把这样的检讨定格成文字放在伟人作品后面，并随伟人作品一道流传下去，如果这样做，不就是把自己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吗?

于是，周扬又把这一艰巨而不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邵荃麟，后者不负周扬厚望，终于说服了冯雪峰，写出带有检讨意味的注释，以下是注释的全文：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一九三六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落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178页)

冯雪峰写这样的注释定然十分艰难，一方面要维护周扬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要保护鲁迅，结果只能是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由于是鲁迅批评了周扬，为周扬开脱，就势必影响鲁迅的形象，尽管冯雪峰在注释里尽力保护鲁迅，但他为周扬开脱本身就已经显露了对鲁迅的不敬，鲁迅和周扬是水火不容的，所以冯雪峰在注释里不可能做到两个都保护，而这，为后来周扬找他的碴儿留下了话柄。那么，冯雪峰为什么要违心地写这个注定吃力不讨好的注释呢?原来，他是中了周扬为他精心设计的“请君入瓮”的圈套。下面这段话就是明证。

1983年，牛汉在一次会上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实：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了。(中略)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荃麟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中央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认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我对荃麟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荃麟来规劝我是很费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荃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荃麟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荃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威胁。荃麟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作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得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

显然，周扬在这里耍了一次“阳谋”，他借邵荃麟之口告诉冯雪峰，想留在党内，就要按他们的要求起草“注释”。为了保住党籍，冯雪峰屈辱地写下符合对方要求的“注释”，而对方却根本不兑现承诺，结果，让冯雪峰“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能想出这种圈套的人，其人格之卑下也就无须多言了。

新时期以来，鲁迅对三十年代的周扬的批评渐渐深入人心，而冯雪峰在注释里对周扬的刻意维护已显得欲盖弥彰，这时候的周扬，对冯雪峰当年为迎合他而写的“注释”又发表了这样的高论：

“写这条注释我事前并不知道，但写成以后给我看了。当时觉得鲁迅注释工作一贯是雪峰主持的，而《答徐懋庸……》这篇文章又是雪峰代笔的，他为了交代自己的问题写了这条注释。《答徐懋庸……》信虽然是雪峰执笔的，但代表的是鲁迅的观点，信里还有鲁迅亲笔加上的许多话。鲁迅署名就是鲁迅的嘛。这个注释虽是雪峰检讨自己，实际上却是批评鲁迅。”(《五四文坛鳞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609页)

邵荃麟在一份材料里说，当初正是周扬安排他去告诉冯雪峰：“鲁迅答徐懋庸的注释问题

所说的哪些事实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正。”而周扬却说“写这条-注释我事前并不知道”；当初，正是他通过邵荃麟给冯雪峰施加压力，设置圈套，冯雪峰才按照周扬的要求写了自我批评的注释，而现在的周扬为了适应新形势，却说“这个注释虽是雪峰检讨自己，实际上却是批评鲁迅”，既然是“批评鲁迅”的注释，周扬当初为何要同意《鲁迅全集》采用冯雪峰“批评”鲁迅的注释?

当初，为了给自己遮丑，他不惜给冯雪峰设置了一个卑劣的圈套，套出冯雪峰自我批评的文字，现在，为了适应新形势，他又对冯雪峰倒打一耙。至于他自己当年是如何给冯雪峰施压如何对冯雪峰威逼利诱，他则闭口不提。一个人，为了在政坛上如鱼得水，如此信口雌黄翻云覆雨，只能说明他的身心已完

全被异化了。

和周扬相比，冯雪峰要正派得多。倘若冯雪峰想报复周扬，他是完全有机会的。“文革”期间，“四人帮”想在冯雪峰被周扬所逼而写的“注释”上做文章，从而达到打击周扬的目的，冯雪峰却一口承认“注释”是自己写的与周扬无关，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周扬。此事的经过，周扬的秘书露菲有详细的说明：

‘文革中，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过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00页)

其实，当时的冯雪峰只要如实交代周扬是如何给他施压如何逼他就范写下违心的“注释”，在当时的情况下，就足以给周扬致命一击。而冯雪峰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作为一个正派的人，他有着自己的做人原则——不落井下石，不趁人之危，不做整人的棍子。这一点，他和胡风很相似。当时，胡风还在牢中，上面让胡风写揭发周扬的材料从而可以立功赎罪，尽管胡风和周扬之间积怨很深，但胡风也不肯做这种落井下石的事。作家李辉和胡风妻子梅志的一番对话证明了这一点。

“李：文革中对周扬的情况你们有没有了解?有文章还提到你们对他并没有落井下石。

梅：胡风对周扬没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文革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批判周扬的材料，批判17年黑线，挨斗我们也知道。四川公安厅派人来让胡风立功，胡风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这种身份，没有资格揭发，他个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提供不出什么。结果他只交了一二千字的表态。还要他揭发沙汀。他说他们两个人谈创作谈得来，关系还好。但胡风也知道他为人乖巧，他曾上过他的当。这不是政治问题，也不必和周扬扯上。别的就不再说了……1980年从成都来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后来进了精神病院治疗。那时他对周扬仍然不放过丁玲很不满意，说：自己痛过之后还不想想过去整人的狠，真没人性。”(引自李辉著《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55页)

冯雪峰的以德报怨，不仅让周扬感动得“眼睛里溢满了泪水”，而且让周扬终于承认，冯雪峰是个好人，为人是正派的。

“周扬说：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07页)

周扬是在1975年的11月说了这番“诚恳”的话，然而，一年后，也就是1976年11月，周扬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在这封题为《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的书信里，周扬故伎重演再次对冯雪峰提出尖锐而又毫无道理的批评：

“冯雪峰到达上海后，先从鲁迅先生那里了解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向鲁迅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协助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些都是对的，也是有功的。他的错误是，他在处理党内问题和对待胡风问题上完全没有原则。冯雪峰在我把上海‘文委系统的全体党员名单转交给他之后，他仍避免和我见面，并对我隐藏他已来上海的事实，不向‘文委党组织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对于我们在‘国防文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不及时地向我们提醒或在党内正式批评。那时他被胡风蒙蔽和欺骗。他让胡风窃取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的口号来作为他个人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资本，冯雪峰是有责任的。”(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周扬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冷人奇怪的是，他每次的说法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一会儿说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提出错误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与“国防文学”相抗衡；一会儿又说，冯雪峰是“协助”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对的，但他让胡风“窃取”了这个正确的口号，则又是错误的，“冯雪峰是有责任的”。其实，周扬在这里指责冯雪峰，无意中也指责了鲁迅，因为按周扬的说法，口号是冯雪峰协助鲁迅提出的，倘若被胡风“窃取”了，冯雪峰有责任，鲁迅作为口号的真正主人当然要负更大的责任了。这样一来，周扬在文中就犯了一个他根本不敢犯的错误——指责鲁迅。

说到所谓的“窃取”，也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如果胡风真的窃取了鲁迅提出的口号，那他只会偷偷地独自使用，怎么会把“窃取”的口号和被窃者(鲁迅、冯雪峰)一道大张旗鼓的使用7倘若某人“窃取”了另一个人钱包，他会拿着这个钱包和被窃者一道去饭馆大肆享用吗?就连一向支持周扬的林默涵也不同意所谓胡风“窃取”口号的说法，“默涵对我就讲过，既然鲁迅写文章承认口号是他提的，就不必再提别人。”(引自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45页)

谈起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周扬总是批评胡风、冯雪峰进行宗派分裂活动，蒙蔽鲁迅，打击“国防文学”派，而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浓厚的宗派情绪。晚年，周扬在饱受打击后，也开始认识并承认自己曾犯过宗派主义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我去看望周扬，那时党正在大力清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在干部队伍中的影响，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派性这个东西，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可顽固啦，可厉害啦。我可知道它。那时候，两个口号论战，我们就是宗派主义嘛，就是意气用事嘛。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引自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百年潮》1997年第3期)

周扬这一次说了真话：“同一个观点的就是亲嘛。明知有错也不肯认错，就是要争个我高你低，没完没了嘛。”

派性严重如周扬者，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党同伐异。

通常情况下，周扬显得冷酷无情，然而对于曾和他并肩作战的一些伙伴，他也流露出温情脉脉的一面。“文革”后期，周扬从秦城监

狱出来后，几个好友去看他，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在里面，想得最多的就是尽量不能牵连到你们。1957年鸣放期间，正是他在关键时候透露了高层决定反右的消息，从而保护了他的几个伙伴。

“李(指李辉)：萧乾告诉我鸣放时你在休假，让他主持工作，可后来他成了右派，是不是?

张(指张光年)：我们有三个副主编，还有侯金镜、陈笑雨，采取轮流值班制。1957年头几个月正好是萧乾值班，我身体不好，就基本上不看稿件，由他决定编发。有的稿件看到清样时我主张抽下，已来不及了。《文艺报》放的太多，害了不少人被划右派，事后我承担责任。但也怪罪萧乾，我对他作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对不起他。接下来还是说周扬。他先是来编辑部鼓励我们鸣放，但很快又变了。他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把我、侯金镜、陈笑雨、袁水拍、林默涵五个人找到一起，宣布小平同志的意见。他对我说：‘小平同志要我带话给你，要张光年把脑壳后面的一些小辫子自己揪下来，积极投入反右斗争，把《文艺报》办成文艺界反右的主要阵地。我理解这是要保护我，让我检讨过关。”(引自李辉著《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80页)

你看，如此重大、绝密的消息，周扬只透露给了这样五个人，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袁水拍、林默涵。萧乾也是《文艺报》的副主编，但却被周扬摈除在外，原因无他，只怪萧乾非他的圈中人，而袁水拍、林默涵并不是《文艺报》的主编，周扬却慷慨地也向他们通报了消息，理由无他，因这二人乃他得力干将也。

对于圈中人，周扬能帮则帮能拉则拉；对于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周扬能整则整能压则压，决不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曾任中宣部秘书长的李之琏对周扬有过这样的评价：

“他这个人，对不提他意见的人，对吹捧他的人，相信得不得了。对那些对他有尖锐意见的人，不服从他的人，就想办法整，是不留情的。”(引自李辉著《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00页)

李之琏就是因为不服从他而被他一手打成反革命，平反后，周扬对他的态度仍旧很恶劣·

“在平反时我到北京，等待最后结论。我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当时也住在那里。每天我们都能在散步时碰到，他的态度恶劣透了。第一次碰到我，问我：你来了，你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兵团，他又问：你来干什么?你将来还回去吗?完全装蒜。以后见面，他还是问这几句，我干脆躲开他。后来我的问题解决，复查组一个副组长让我去看他，我去他的房间，他连让我坐也不让，只寒暄了几句。以后我和他都是中顾委委员，见面也不说一句话。”(引自李辉著《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04页)

丁玲是周扬的老对手，在丁玲的平反过程中他一直从中作梗。丁玲和冯达同居那段历史，早在延安时期就经过审查有了结论：冯达是暗中变节，丁玲并不知情，所以此事与丁玲无关，不是她政治上的污点。陈云、李富春同志都在复查结论上签了字。可新时期后，周扬仍到处宣扬，丁玲身上的污点是有的，不能动，所谓“污点”就是丁玲“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引自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93页)。1984年，中组部克服了周扬制造的重重阻力给丁玲完全平了反，当正式平反文件送到周扬手中时，他竟大发牢骚：“这件事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一下，我还是宣传部的顾问嘛。”(引自李辉著《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67页)

丁玲逝世后，周扬对《丁玲同志生平》原稿中“丁玲同志是受左的错误的迫害时间较长，伤痕很深的作家”一句话，也非要删去不可，直至争执到当时中央主管文教的某位官员那里，决定留下才算了事。人都死了，周扬还在不依不饶。他身上的派性真是根深蒂固。

病中的胡风得知周扬仍不肯放过丁玲时，不由得感慨说：“自己痛过之后还不想想过去整人的狠，真没人性。”

也许，一个人官欲太强，派性太强，其人性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