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玮

胡适、吴宓，中国近代学术舞台上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却道不同。不相为谋。何以?这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

近代中国学术舞台上，占据主角位置的人物乃是那些曾经留学海外的知识精英。许多学子在求知于海外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治学的路径和思想，并在归国后倡导着不同的学术主张，继而主宰着现代中国学术教育的演进方向。自1909年“庚款留学”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选拔大量的优秀学子赴美深造，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留美热潮。这些庚款留美生在归国后的数十年里几乎支配了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乃至整个学术界，在近代中国学术舞台上独领风骚、大放异彩。这些“留美派”中，最值得人称道的便是年纪轻轻就凭借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的胡适；而站在文学革命对立面的学衡派，其中坚力量也大多有着留美背景，两派的学术观点共同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启蒙的一部分。如果追溯新文化派与学衡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和吴宓的留学生活，可以看出，正是两人在不同的高校中追随着不同的导师、接受了不同的思想，而形成了各自的学术旨趣和志业理想，决定了两人归国后在思想文化主张上的差异。

转校与择师

清末民初的庚款留美生，年龄基本在二十岁左右，文化背景也极为相似。从胡、吴二人留学前的经历来看，两人都是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后接触新式教育并进入清华学堂再赴美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留学之前，两人都打下深厚的人文根底和扎实的外语基础。且不论胡、吴两人留学前所形成的文化情感和价值取向是否已有明显差异，毋庸置疑的是，赴美留学尤其是分别就读于哥大、哈佛期间的学习生活，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人的学术路径和人生方向。

1910年9月，胡适人读康奈尔大学农科，正式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在美国留学的七年(1910-1917)可谓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在这七年中，胡适经历过两次转变，前一次是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由农科转修文科；后一次则是1915年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哲学。杜威对胡适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哥大求学期间，胡适确立了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学术理想。相映成趣的是，吴宓的留美生涯也有着类似的转折，1917年7月，至弗吉尼亚大学研习英国文学专业；1918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白璧德门下深造。“能由梅光迪导谒而师从白璧德，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深感荣幸”。师从白氏，促成了吴宓一生中的根本转向。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理想，不仅一直伴随着吴宓之后的人生道路，也成为了吴宓乃至整个学衡派的文化思想渊源。

“此业吾曹欲让谁”

哥大求学时期，胡适最大的收获便是师从杜威，全面地接受了实验主义，进而奠定了一生的学术根基。用白话文代替枯涩难懂文言文的文学革命，堪称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这项成就即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所作的大胆尝试。胡适自言，此项尝试“也就是我在哥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是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运动上面来”。文学革命之外，实验的方法对于胡适的整个学术生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源于实验主义的真理观，“怀疑的态度”亦成为胡适从事社会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指南，并演绎出胡适终身奉行的两大信条：社会政治哲学上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学术研究中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此外，杜威所倡导的“渐进主义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也为胡适后来所奉行的政治改良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醉心于实验主义之余，友朋之乐也是胡适留学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翻阅《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在留学期间的友朋众多——中国留学生界的、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朝鲜的……中国留学生界的赵元任、杨杏佛、梅光迪、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陶行知、张仲述、竺可祯等人，知名度较高的“胡适之的朋友”不胜枚举；外国朋友似乎更多，从政治活动到学间磋商，与胡适过从密切的教师、同学、学者、编辑数不胜数。尤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关于文化革命的思考与主张，即是得益于哥大读书时期与友人关于中国文学应使用何种文字的论辩。正是朋友论辩这样的“小小偶然事件”，点燃了胡适意图倡导文学革命的激情，最终引发出了中国文坛上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

胡适的课外生活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融入西方家庭、旁听政治选举、参加基督教仪式、阅读西方著作等等，他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关注着美国社会乃至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接触了崭新的西方文明之后，再反观本国传统文明的滞后，这促使了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拷问、对中国文化革新路径的思考。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也时刻关注着国内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动态，当时的留美同学中便有人说他“知国内情形最悉”，在《胡适留学日记》中也有着许多当时中国大事特别是国内思想界动态的详细记载。

在美国的七年岁月中，学习、研究、活动构成了胡适留学生活的主旨，如其所言，他是想“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特别是转入哥大的最后两年，“自此以往，当凭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职，此吾所择业也”。如此执着的学术积累与精神准备，皆因胡适有着“为他日国人导师”的宏大理想。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算是提前预告了他回国后的事业方向。三个月后，在其博士论文即将完成之际，他自信甚至有些狂妄地赋词一首，以激励自己努力从事文学革命的志业，其词日：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腐臭，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胸怀大志也好，好名心切也罢，在立志做“国人导师”理想的强大驱力之下，胡适在留美的最后一年已经发出了自己强大学术生命的胎动，其呱呱坠地而声如洪钟已是指日可待了。

“少从白穆传人文”

欧文·白璧德与中国现代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多半能从他那里找到源头。白氏学说重道德训练、重完善人性、重理性批判、重人文传统，乃是一种以少数杰出人物而领航导引群体向上的精英文化思想。白氏主张，避免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病，回归传统文化营造的精神世界，在东西、古今更为宏阔的背景下追思人类的心路历程、寻求道德理想实现的道路，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出路。在白璧德这里，吴宓找到了自己心悦诚服的人文精神，如此“人文世界最美好的存在”如何不让吴宓一干学子叹服拜倒，穷其一生地去追寻这般美好宏大的人文理想。另一方面，白氏的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极为推崇，高度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价值，这也无疑赢得了东方学子们极大的好感和推崇。吴宓等留美学子本就是旧学浸染下长成的一代，中国传统文化乃是这些学子的“文化之根”所在，白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肯定和尊重自然能够在这些学子的心灵中引发巨大的回荡。

自进入哈佛后，吴宓便仔细聆听诸师授课，阅读人文主义著作，悉心学习白师的人文学说。他回忆说：“(1918-1919年)中，宓最专心致志，用功读书。校课以外，又读完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全部著作。是宓留学美国四年，惟此‘第二学年，为学业有成绩、学问有进益之一年也。”另一方面，白璧德也殷殷寄望于自己的东方学子，“白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不单是“英文著述”，白氏还提出，“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在西方则推进人文主义，在东方则保存旧文明之精魂，诚如斯，“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翼成”。面对恩师的殷切期盼，吴宓则承诺道：“宓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

哈佛求学期间，吴宓的好友有陈寅恪、汤用彤、楼光来、张君海等人，几乎全是“研习文学者”，且有着相似的学术兴趣和性情，即钟情于古典文化，多为“老成温厚，静默积学之人”。1918年，吴宓初入哈佛后结识梅光迪，便缘于“按公(吴宓)之文学态度，正合于梅君之理想标准”；1919年3月，当吴宓遇到刚从柏林大学转至哈佛的“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一番相谈之后，吴宓即对陈寅恪赞不绝口，“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独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然而，当吴宓“深感荣幸”地投入白璧德的门下，找到学术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导师与“殊自得”的友朋之时，已经回国的胡适早已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白话文运动。心灵不断地被白壁德、陈寅恪等“志行高洁”的学人“倾倒”，吴宓怎能不对胡适等人“流毒遍布”的“白话文学”感到愤怒。翻开吴宓1920年的日记，可以见到多处痛斥“胡、陈之学说”的话语，“有眼无珠”、“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安得利剑，斩此妖魔”，斯文尔雅的吴宓骂得如此愤慨，其归国后对胡适等人的发难和批判已是在所难免。

吴生奋臂出西秦，少从白穆传人文

或许，恰恰是师从白氏、传播人文，注定了吴宓命运多舛甚至是“寂寞”的一生。民国初年的中国青年学子，所关注的已是新知而非旧学，胡适倡导的恰恰是“新文化”，可谓是生逢其时、相得益彰。较之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吴宓在冥冥之中仿佛已意识到他的生命注定要陷入落寞，“高明之人，每患孤独。此非谓形体之隔阂，乃精神之离异，殆情势之不可逃者。……古诗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其义远矣”。

胡、吴二人分别于哥大、哈佛两所高校中找到了自己服膺的师长，秉承了相异的学术，亦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友人，这注定了两人归国后不同的境遇和人生。不单是胡、吴二人，继胡适之后，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荃、郑晓沧、李建勋等人亦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共同的师承关系使他们在归国后的实践活动均以实验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杜威派学人群体”；而白璧德则对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就读哈佛并受到白氏思想影响的中国学子回到国内后，便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化派进行了论战，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员。正如余英时所言：“杜威式的实验主义与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之间的对抗，从美国移转到中国来了。”

事实上，在激荡变革的近代中国，无论是西方先进文明的引入，抑或是古老中华文化的传承，都是庚款留美学子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宝贵尝试和不懈追求。白衣苍狗，岁月如流，所谓的学理之争、思想冲突或许已成了过眼云烟，或许留下更多的，是留美学子们报效祖国的理想和义无反顾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