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盎格鲁一撒克逊”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这种模式在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其过于强调自由竞争、忽略公平等局限性也值得警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英美等国家一直奉行的“盎格鲁一撒克逊”金融模式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在宏观调控方式上要讲求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在改革步伐上应继续推行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盲目追求市场化。

关键词：金融危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13.7；F1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3—0156—04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其市场经济模式对世界各国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和金融地震的震中，美国经济和金融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督促我们对美国所一直奉行推崇的“盎格鲁－撒克逊”式(Anglo-Saxon)的自由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的审视，深入分析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及其主要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通常是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这些国家所用的语言均为英语，且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许多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同特征。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要是指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发展模式的总称，又称为“英美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强调企业自由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企业经营目标。该模式的特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和美国总统里根当选并分别推行“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而更趋强化。推行该模式的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削减赋税、自由竞争、放松管制、私有化和鼓励个人财富积聚，其实质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有限干预的结合。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便是英、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们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产基础上的，垄断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具有充分决策权，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发挥政府的有限干预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所依据的经济理论主要来自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思想，尽管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政府也适当增加了干预的程度，但是自由放任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应当说今天以英美为代表的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更加接近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行调节的市场经济，也被称为“最纯净和最自由的市场经济”。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突出的优点是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优势，充分地调动了个人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张“市场最大，国家最小化”的原则，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竞争那只“无形的手”对经济的指挥作用和推动作用，极力推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最佳配置。具体而言，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基本上由市场引导，即在市场发达、竞争充分的基础上，由私营企业(即生产者)和个人(即消费者)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进行自由选择，决定投入什么和投入多少、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消费什么和消费多少，最终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达到经济的一般均衡。这种由竞争机制、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构成的市场力量，一方面引导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按最合理价格将某种生产要素提供给企业，从而使其收入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则引导企业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从而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因此，这种模式在促进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方面体现出了一定优势。

在这种经济模式的运作过程中，资源配置决策高度分散化，由竞争机制、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构成的市场力量强于政府的力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手段或基础手段，这可以说是分权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基本的内涵。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组织和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运行，对资本市场和资源分配制定政府措施，为市场完善化、竞争公开化、运行规范化提供保证。政府还应对消费者难以判断、竞争者容易忽视的卫生、安全、环保等制定标准，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丧失竞争能力的退休者、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诸如此类的措施，无一不是为企业经营活动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来实现的，企业反对政府制定全国性的经济计划和具体的工业发展方针，反对运用政府的权力去培植和协调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不赞成政府去进行各种补贴，认为这会扼杀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可以说，提倡小政府与大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部分时间只充当了社会“守夜人”的角色，1930年代大危机后，政府才开始在较大范围介入社会生活并对经济活动进行有限制的宏观调控，干预程度相对较低。

另外，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表现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灵活性，比其他模式的国家更能适应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大都具有高度国际化的特点，更多地把经营活动转移到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获得廉价劳力和新兴市场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小，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自由企业制度为基础，遵循平等竞争原则，使许多外资愿意把经营活动转移到这些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更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局限性

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以超过预期的速度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得到了各界的推崇。其中IMF和世界银行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鼓励发展中国家效仿“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也带来诸多社会经济矛盾和诸多体制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容易导致不惜牺牲长期社会利益而追逐短期利益。如前所述，由于“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小政府、大社会和政府干预减少，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手段，经济发展的运行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从而造成其经济发展过于追求短期利益，使经济不断出现新的失衡现象，导致市场动荡，并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是因为，市场固然可以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资源合理流动，然而就像计划手段并非万能、也有弊端一样，市场的配置手段也绝非万能，对资源的配置也有其不足之处。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是，在完全市场配置的前提下，各个主体往往会更加注重短期利益的追逐，而忽略对社会长期利益的追求。比如企业的经营中，经理人受制于股东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和一些业绩考核指

标的压力，更加倾向于短期化的经营目标，从而影响长期发展的合理安排。同时，监管方面，政府的干预程度相对较低，使得对于市场的监管措施并不能完全跟上实际需要，市场的弊端就会逐步显现，容易诱使资本的贪婪秉性过分张扬，导致泡沫膨胀、投机欺诈等一系列问题出现。

其次，强调竞争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重要特征，但是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与竞争主义，就不可避免会使各种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冲突关系较为明显，严重削弱了市场的协调性与社会和谐性。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是残酷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优胜者，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管理层与工人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大多面临互为竞争对手的局面，相互间的利益分配通过竞争来决定，冲突和矛盾往往通过法律解决，这使企业内部乃至社会内部缺乏凝聚力。

最后，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这种经济模式更加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不太重视公平和合理分配的原则，这就会加剧贫富分化，一些社会问题也不断凸显。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公司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角色过弱，使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面临更大压力，贫富差距悬殊。

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辨析

在金融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金融领域本身带有双重逻辑：一方面，金融无视边界与国家，不断扩张，这是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逻辑，金融已经不能适应过于狭窄和不足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它要打破边界，迫使各个国家屈服。另一方面，金融领域本身也带有纯粹的市场逻辑，这是一个没有约束、没有监督、没有限制、充满创新的市场，但同时也会带来股市暴跌和违规交易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金融全球化成为了推广这种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主要的最强有力的运载工具。

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逻辑关系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始于房地产和信贷危机——其根源在于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放松。危机与英美等国家一直奉行的“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即冷战结束后，基于自由贸易和资本随意流动的经济形态政府放开对国内金融和企业的监管，这成为了“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的主要特点。这种发展模式给予市场和私人企业更多信任，相信金融企业会在市场中自律，这就导致这种模式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一种金融机构的体制，使得企业投资者明显要冒更大风险，风险资本家或投资银行家与欧洲意义上的银行家相比要强大得多，成为财产所有人在更高程度上的企业风险的参与者。

尽管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世界经济的繁荣、萧条和复苏》一文中主张：“无论缺乏管制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体当下感受到了怎样的痛苦，都不足以导致一次全球性的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次贷危机滋生、演变和爆发直到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整个过程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印迹。1990年代起，美国的金融自由化速度开始加快，严格遵守多年的清规戒律纷纷瓦解，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控制更多转向了推动金融发展，金融企业利润在上市公司的利润中比例也逐步攀升，最高峰时达到了40％。利润的急剧提升更加刺激了投资者逐利本性，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开始被创造出来，充斥在整个金融市场，伴随而来的是利润的更大幅度的增长。金融行业的超常规发展不但冲昏了从业者的头脑，也蒙住了监管者的眼睛。监管者开始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认为金融机构的自律行为完全可以防范风险。于是，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渐放宽，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不断上升，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少，从而陷进了虚拟创造的泡沫之中。在过去几年中，“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金融体系达到了鼎盛，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曾经写道：“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赌场里面边横排竖排，摆满了赌桌。”这主要因为宽松的监管、技术创新以及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首先，各色各样的金融衍生品盛行。此外，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也呈现高度融合的趋势：这些国家拥有的外国资产和债务额相比30年前翻了5倍。这种模式的国家都坚信，自由市场会带来最大利润，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将发挥最有效的作用，技术创新支撑的金融产品将让更多人分担风险，使得金融系统变得更加强大。

不可否认，金融创新确实对合理配置资源、增进经济活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实践也展现了一个现实，即并非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旦创新脱离监管，就有可能对市场稳定形成不利影响。高度发展的金融体系在创造出更多利润的同时，也同样制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如美国楼市泡沫。当泡沫被吹得越大，破裂时的损失也更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前景》曾经做过统计，从过去30年发生在17个国家的113次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那些推行“盎格鲁－撒克逊”式金融体系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时，遭受的经济损失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是以更加循环连续的方式运作，当经济高速发展时，高负债的投资银行把信贷泡沫吹得更大，一旦出现紧缩状况，“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体现得越加明显。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监管上放松得过了头，但这一模式在实体经济中仍然适用，市场化、自由化便是这一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的有益经验。在学习与借鉴过程中，必须摈弃和警惕这种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缺陷，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经验指导我国的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尽快从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一个国家或其某些行业以及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应片面追求改革速度的加快，应该在充分考虑监管水平的情形下，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要把改革当作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对待，要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从最初的设计开始便始终贯彻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推进的原则，使改革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也是保持改革自身有一个宽松环境的正确选择。

其次，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不能片面追求效率，忽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只有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和协调，在全社会树立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坚持公平的原则，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于调控方式，在肯定市场手段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不能忽略政府干预和监管对资源配置所具有的作用。总体上说，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方式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垄断、公共物品以及外部经济影响等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当这些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一定的调控作用就很有必要。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根本出发点或说总体原则，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佳化，使微观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微观自身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行业之间的利益、区域之间的利益、供求双方之间的利益、资源保护与资源利用等等，能够灵活有效、高度统一。因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国家调节和干预必须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政府协调的主要手段是政策指导与调节，重点是保护市场竞争，确定市场竞争规则，以保证各类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竞争活动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要起到监督市场竞争的作用，确保市场竞争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

最后，具体到金融领域，当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应该适当远离盎格鲁－撒克逊的发展方式。过度自由无序的发展终究会带来灾难，因此，金融监管必须加强，要做到监管与创新的最佳切合。综观危机的发生过程，可以看到，靠资产价格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盲目无限制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泡沫化现象，因此，金融改革与创新应当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行业发展必须要与实体经济相协调，防止与实体经济“疏远化”。

责任编辑：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