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全

近来,中国学术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季羡林、任继愈二位老先生的去世。围绕两位“大腕”的去世出现了一些颇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对两人的评价。在这里,我不想加入对季、任二老歌功颂德的大合唱中。我只想谈谈由二老去世引发的一个一般性问题,那就是:对于我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死后功过应该如何评说,有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

在今日中国,很多混迹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人已经丧失了评价学术的基本能力。用论文数量与级别、课题数量与级别、获奖次数与级别等等权衡学术成就,固然很不入流(虽然通行全国);即便那些重质而非重量的方式(据说在北大似乎倾向如此),大多也未必等于准确把握了权衡学术成就的标准。在一个学术被权力、金钱、名誉严重腐蚀的时代,学术标准也自然而然地模糊了。今日中国随随便便就称某人为“大学者”甚至“大师”,便是最突出的征兆。

其实,我认为,关于如何评价一个学者,中国人文——社科界曾经是有正确准绳的。比如,本人在北大念书时,哲学系盛行一种说法,即汤用彤和冯友兰是两个层次的学者。其表述为“汤用彤只是哲学学者,而冯友兰是哲学家”,并且这不是出自冯友兰而是出自汤用彤本人。我至今相信,这种说法不是汤用彤先生的自谦,而是符合事实的一种描述,因为它得到了包括我的导师汤一介先生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同。我认为,这种说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它意味着在汤用彤、冯友兰那一辈学者心中存在着一杆衡量学术轻重的秤,也就是说,他们还保有一种评价学术水平的真正标准。对那一代学者来说,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什么什么家”、“什么什么大师”是有严格标准的。连汤用彤先生都不能称为“家”或“大师”,当今中国有谁能称为“家”或“大师”呢?谁敢说自己已经超过汤用彤了?

不要以为汤用彤的看法只是少数中国学者的主观意见,实际上,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最近我读列奥·斯特劳斯的书,斯特劳斯特别提到海德格尔的一种说法。海德格尔曾经严格区分学者和思想家,前者或者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有自己的思想但必须依傍别人,而后者是不仅有自己思想而且还是不假他人的原创。斯特劳斯像汤用彤承认自己不如冯友兰一样承认自己不如海德格尔,认为海德格尔是个思想家自己只是个学者。

有鉴于此,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尝试,从汤用彤和海德格尔的说法中抽绎出一种学者层次论来。

我认为,可以由低到高地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分为四大类:伪学者、小学者、大学者、大师级学者。所谓伪学者,指那些有学者之名而无学者之实的学者。这种人即便著作等身、名扬四海,本质上仍是不学无术之徒,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本特点:尚未入门。所谓小学者,即平平常常但符合学术要求的学者。这种学者之所以“小”,是因为他们虽然学术路径没有问题但格局太小缺乏抱负,因而即便文章著作多如牛毛、被人奉为泰山北斗,也不过是一个功夫扎实的普通学者而已。所谓大学者,指有大关怀但原创性不足的学者。大学者的标志是有宏大的问题意识,即便研究细小的东西也能小中见大,不会给人琐碎无聊之感;但大学者(狭义大学者)只能依赖他人进行创造,独立创造能力有限。所谓大师级学者,指有大关怀且有足够原创性的学者。和大学者一样,大师级学者必须有大关怀,但大师级学者与大学者不同的是,大学者无论多么有创造性但仍然只能依傍他人,大师级学者则属于可以遗世独立、自出胸臆的学者,他“以无法为有法”、“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上述四类学者的区分是有清晰的逻辑线索的。先区分真学者与假学者,然后在真学者中区分小学者与大学者。本来,有大学者就够了,之所以还分出一个大师级学者,乃是因为我认为广义的大学者还必须分为依傍型的和独创性的两大类。因此,不难看出,区分学者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两种,一是区分真假的标准,一是区分高低的标准。中国古代儒家关于学问的两句话“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就是从这两方面说的。

区分学者的真假对于学术评价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在评价某人是否大师之前先应该问问他是否够得上学者的称号。伪学者自古以来就不绝如缕。伪学者的基本特征当然是不合“学术规范”。不过,我所理解的“学术规范”与今日中国流行的所谓“学术规范”有本质区别。今日中国流行的所谓“学术规范”只是一些形式化的学术写作要求。遵循这些要求固然重要,但并非最重要的。,很多非常符合既定形式规范的文章著作仍然是伪学术的。衡量学术真伪的真正尺度乃是我称之为“学术路径”的东西(可通俗理解为“学术套路”)。通俗地说,伪学术的基本特征便是“不上道”,就像打拳没有套路一样,任意胡来。

我所谓“学术路径”不是指狭隘僵死的学派教条,而是指学术问题和学术方法的诸多可能线路,这些线路可能是已发现的也可能是未发现的。有无学术路径在根本上表现为所讨论的东西是否属于真正的学术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恰当可靠。承认“学术路径”并不意味着学术必须受制于一些固定不变的格式,而是意味着学术不是随意的,超出一定限度学术就会成为伪学术。承认学术路径的存在意味着真正自由的原创与随心所欲的臆造是有本质区别的。换句话说,承认学术路径的存在意味着学术是“有法”的,最高的学术乃是寓“有法”于“无法”而不是完全“无法”。

我认为,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合“学术路径”的伪学术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扭曲式学术,二是臆造式学术。扭曲式学术有意或无意地扭曲了真正的学术问题或恰当的学术方法,而臆造式学术干脆虚构学术问题或驴头不对马嘴地解决学术问题。扭曲式学术多半是实用性压倒真理性的结果,它为了迎合某种现实需要不惜牺牲真理(此即儒家所谓“曲学阿世”所指的)。臆造式学术则多半是无视真理谬误之分的结果,它把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等同于无所依傍的自由原创(此即“画虎不成反类犬”在学术上的表现)。表面看来,扭曲式学术似乎比臆造式学术对真正的学术危害小些,但实际上两者在危害程度上难分轩轾,甚而至于扭曲式学术由于更具欺骗性对真正的学术危害更大(臆造式学术毕竟更容易辨认一些)。记住这两种伪学术的存在,我们在面对某些“学术成果”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现它根本连“学术”都够不上,更不用区分高低上下了。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环境下,我以为了解和谨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小学者与大学者的区别,我强调的是有无大关怀因而是有无大格局,这意味着在我看来大学者不等于有大批量扎实可靠“学术成果”的学者。在我看来,小学者就是研究小问题的学者。你研究一万个小问题,小问题终究还是小问题不会因此变成大问题。有人外语功夫很好,比别人多懂几门外语,可以把别人看不懂的介绍过来;有人记忆功夫很好,过目不忘,可以写出材料翔实到让人不忍卒读的文章和著作;但是,要把这样的人称之为大学者我觉得太过勉强。因为我觉得他们浪费了他们的天赋,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上消耗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认为大学者是能够真正把握大问题并从大问题出发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者绝不会沾沾自喜于超强的文字功夫或记忆功夫(虽然他必定非常重视这些功夫),他会把这看成是本末倒置,文字或记忆的功夫对他来说只有相对于他所关心的大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学者的大关怀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只有具备超常志向与悟性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大关怀,不必说蝇营狗苟之徒不会有大关怀,即便满足于从搜集与整理材料中获取俗世声誉的人也不会有大关怀。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学富五车的所谓著名学者谈不出什么像样的见解来,甚至在他被迫(比如被媒体抬出来)就某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时总是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原因就是他们本来就缺乏大关怀,他们的学问只限于不太重要的层面。

不过,我并不认为大学者和小学者之分是天生的,我认为后天的努力与先天的禀赋一样重要。成就大学者需要一个人在其生命早期就领悟到大问题并作出抉择从此始终如一地关注大问题。由此才能解释,某些天赋异常的人为何最终未能成为真正的大学者而顶多只成了名声显赫的学者(大学者不等于名声大的学者,即便这种名声不像在今日中国某些人那里那样的不堪,不是被授予的或被吹出来的)。用古人的话说,这些人“立志”不够“高”。不是有天赋也不是够勤奋就能成为大学者的,必须有大抱负才能成大学者。

至于大学者与大师级学者的区别,我认为主要出自天赋的不同。大学者与大师级学者都能够领悟到大问题并始终着眼于大问题,但大师级学者能够跳出前人已经摸索出的路径发现新的路径,就因为他拥有较大学者更高的悟性。我说是“悟性”,乃是因为我指的不是文字能力,不是计算能力,也不是记忆能力,而是对问题的直接把握能力。想想尼采,想想马克斯·韦伯,你就知道这种人是真正的“天纵英才”,普通人无论多么勤奋都赶不上他们。因此,我认为,小学者与大学者的区别主要来自于后天选择,大学者与大师级学者的区别主要来自于先天禀赋。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区分四层次学者的目的不是要以此褒贬季、任二老。我认为现在想准确评价季、任二老还不是时候,因为时代太近以致太多因素会干扰我们的判断。还是那句老话: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我觉得我们还不算“后人”。)我在这里区分四层次学者只是想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是有标准的,不是“怎么都行”的。至于我自己,你要问我本人属于哪一层次的学者,我不知道,我也许不过是“一只有鉴赏力的虱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