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接受林纾——痴迷与背离

2009-08-14贺根民

粤海风 2009年4期

贺根民

一个是骀荡的新文化倡导者,一个是执拗的旧文学代言人;一个是狂飙突进的白话文鼓吹先锋,一个是卫道自任的古文遗老,鲁迅与林纾构成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关口的两类文化坐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而浮荡起来的文学革命之舟,豁露出质疑和重估传统文学价值的批判锋芒,从晚清民初一直走来的“五四”文人,备受文化转型的精神炼狱,展现了彼此形态各异的文化观念控御方式。其中,鲁迅接受林纾的过程,隐含着他对传统与现代、国粹与新知的理解态度,也折射了特定语境下的新旧文人的文化心态和道德立场。

一、入乎其内与文学滋养

清末民初积弱不振的社会现实,激发文人强烈的担当意识。林纾秉持输入文明的本能自觉,以洋洋大观的“林译小说”引领国人徜徉于一个陌生的小说世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接受视野。林译作品之富,达246种之多,涉及欧美11个国家,其对异域风土人情的精心刻勒,包孕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过滤过程,也隐含着一种文化检讨的本位立场。林纾用活脱的古文笔法从事小说翻译与创作,提升了小说的文类地位,林纾《〈践卓翁小说〉序》清晰地交代自己玩习小说的缘由:

余年六十以外,万事皆视若传舍。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时政,故着意为小说。计小说一道,自唐迄宋,百家辈出,而余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为文昌子,文笔奇古,乃过其父。浅学者几不能句读其书,斯诚小说之翘楚矣。宋人如江邻几,为欧公所赏识者。其书乃似古而非古,胶沓绵覆,不审何以有名于时。宛陵梅叟,诗笔为余服膺。而《碧云騢》一书,至诋毁名辈,大不类圣俞之为人。吾恒举邻几杂志,疑为伪作。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记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闻见,或且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1]

在中国文学近现代过渡时期,对于疲于复述陈说而翘盼新学的国人,林译小说是一种开辟鸿蒙的文学指南。闪烁其间的古文神韵,焕发别样的艺术光华,或开拓文学视野,或提供创作借鉴,它滋养和熏陶过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像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钱锺书等。正因如此,林纾凭借其优美动人的林译作品,被世人视为国文导师。

在周作人的回忆里,严复、梁启超和林纾,鼎足而立,是影响早期鲁迅文学之路最大的三位。周氏兄弟痴迷林译小说的劲道,现在读来仍丝毫不减其力度:“我们对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清灰洋布。但是这也只以早期的林译本为限。”[2] 林译小说风行之时,恰是青年鲁迅渴望新知的敏感时期,他的艰难求学之路,从中国南京到日本东京,新式教育是其接受新知的重要途径之一,期间林译小说的影响自不可抹煞。据许寿裳的回忆,只要一见到林译小说,“鲁迅每本必读”,[3]这说法虽近乎夸张,若就1904年鲁迅《致蒋抑卮》的夫子自道而论,应该是比较接近现实的,其云:“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4]身处异域他国的鲁迅,咀嚼林译小说之际,感同身受之余,竟联想到对故国社会现实的追索,林译小说影响之深,就可见其一斑。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曾检视过自己作于南京的几则日记,发掘了鲁迅接受和消费林译小说的大致情况。像1902年《辛丑日记》提及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903年《癸卯日记》提及的《华生包探案》、1904年《甲辰日记》提及的《利俾瑟血战余腥录》,均系林纾译作,鲁迅对林译小说的接受,由流连玩赏到想法设计购买,这是一个接受效应不断加重的过程,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鲁迅接受林纾作品的实际。

林纾以一介不懂外文的古文大家,厕身于小说翻译领域,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张力色彩的传播符号。若就思想启蒙层面而论,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道路选择倒与林纾的翻译之路存在某种默契。林纾尽管不愿国人视之为翻译大家,但其从事小说翻译,历卅载而不辍,就是一个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的存在事实。简易文言和细腻笔致译就的异域小说,给当下小说翻译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范式。鲁迅投身于文学翻译与创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还落脚在思想启蒙。1920年《域外小说集·序》交代:“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5]学以益智、文以移情,介绍外国新文学是当下文人救国新种的一种方式。正因为受林纾之于哈葛德作品的影响,周氏兄弟尝试合译了哈葛德与安度阑俱二人合著的《世界之欲》,改名为《红星佚史》,1907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用词和文风均受林纾的影响。林纾进军小说领域,彰显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特别是其极力提倡小说走近平民大众,去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展现一种可贵的平民意识,唤起文学关注世俗人情的人本回归。林纾“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文学理念,接续了文学观念传统趋向现代嬗变的桥梁。若循此理路考察,鲁迅《呐喊》、《彷徨》二集中小说的审美取向,大都是关注下层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写照,这种创作倾向上所体现的浓郁的平民文学色彩,自然不能抹煞林纾作品的垂范与榜样效应。

事物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完善自我,有参照才会有对比,而在对比中不断反省和检讨,更能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鲁迅不泥于旧说,敢于推陈出新,这足以彰显他思想的深远和形象的高大。周氏兄弟后来之所以萌生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愿望,其诱发动机主要有二,其一、翻译方法的探究。周氏兄弟有意纠正林纾译著的误译现象,试图以直译的方式来树立另一类翻译模式。1931年鲁迅于《致增田涉》一信中对此作出明确说明:“《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6]其二、文学理念的更新,在沿袭林纾的翻译理念之时又另张一军。林纾译作斤斤于介绍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学,却相对忽视了对世界弱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关注,显然有些不合当下中国国情的需要,也不足以让国人认识和正视危机四伏的民族生存环境。于是,周氏兄弟裨补阙漏、救其未逮,专注于弱小民族文学的推介,于是就有了《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和出版。

如前所论,许寿裳认为鲁迅似乎有些厌倦林纾老是翻译哈葛德的侦探小说:“而对于他的多译哈葛德和柯南道尔的作品,却表示不满,他常常对我说:‘林琴南又译一部哈葛德!”[7]《域外小说集》将文学视野投向俄国、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翻译理念。照此来说,鲁迅兄弟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动机,适如一个钱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它折射了鲁迅扬弃自我刻意祖述林纾做法的过程。步入民国以后,林译小说的翻译质量下降,鲁迅对林译小说痴爱就不复存在了。尽管,1909年《域外小说集》在日本东京出版之后,第一册卖出了21本,第二册只卖出20本,不可避免地宣告他们翻译理念的暂时失败。平心而论,林纾的意译和周氏兄弟的直译,不只是两种翻译方法的差异,其中隐含着两种文化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说,意译意味着坚守本土文化的立场,落脚在本土文化的求同上,而直译则意味着世界文学的眼光,根基于异域文化的求真上。鲁迅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情愫始终未改,周作人就重提起鲁迅这份情结:“只有一次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8] 历史文化演绎着鲁迅洞察平凡人生的审美取向,正是透过《欧美小说丛刊》评语的窗口,我们把捉到鲁迅批判接受林纾的文学轨迹。

二、出乎其外与接受疏离

社会心理的喷薄和个性精神的涵茹,使得文学凝聚着一系列社会生活的文化符号,就人生祈向而论,林纾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矛盾实体。用古文译小说,被传统文人所轻,而传播异域文化的垂范之德确实值得大书称颂的,固守古文之不当废的文化遗老心态,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致使其最终被新文化运动所抛弃。林纾自小就遵守祖母“畏天而循分”[9]的教诲,婚后又有岳父刘有棻以《呻吟语》、《五种遗规》灌注的安身立命之说,古文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也构成其秉性趋于传统的色彩。他曾经跟随薛则柯学习欧阳修古文,亦因其古文创作善于叙事抒情为古文大家吴汝纶、马其昶二人所推崇,可他不愿固守桐城家法,画地为牢;却又十一次拜谒崇陵,作诗志哀,对逊帝溥仪,执臣子礼甚恭,以清室遗老自居。坚守古文的文化观念立场,致使其逐步走到新文化阵营的枪口面前。新旧文化阵营的交恶,形成鲁迅之于林纾接受链的暂时断裂。事情的原委可见当时相关的文化论争。新旧文化之争,表面看似文白之争,实际就是两类文化立场的交锋与冲突。这场由新文化人挑起,以林纾败北而告终的文化论战,就是一场非对称性的文化斗争。林纾出于对古文的过分迷恋,而攻击白话文,抵制新文化运动,左右奔突,几乎是孤军奋战,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尴尬境地。

如果抛弃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林纾并非一个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形象,仅仅视之为反对新文化的卫道士,是不得要领的。林纾亦曾忧愤国事、倡导革新,1897年仿白居易讽喻诗,结集出版《闽中新乐府》。对此,胡适的1924年《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评价颇为公允:“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达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10]更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初起之时,林纾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专栏,衡以当时情势,胡适之论,可谓求是之说。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只注意到鲁迅提倡和创作白话小说的一面,而忽视其继承清儒家法的一面。譬如他参用文言译《月界旅行》,用文言撰写《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题墓志,钞古碑,整理古籍,作旧体诗等,他对文言文的喜爱程度并不亚于白话文。其实,文白参用就是当下的行文习惯,并不就见得谁是谁非,有个高下之别。因此,鲁迅大肆抨击文言文,未必全出自生命体验,期间应该隐含着一种政治话语判断。《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抖落出这种判断法则的底因:“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11] 评价章太炎的历史业绩,并不着眼于其经学和小学成就,而就其革命影响来定论,就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变体。

鲁迅与林纾未曾正面发生冲突,但鲁迅的具体创作中回应与顺手一击林纾的地方却不少,这主要表现为接受链双方的文化立场差异。1928年发表的《我的态度气量与年纪》云:“因为我一个而抹杀一切‘老头子,大约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国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别,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当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12]从创作动机上考察小说家的伎俩,鲁迅有的放矢,锋芒直逼林纾借《荆生》和《妖梦》来讥讽和影射新文化人的做派。《荆生》中的三少年,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自美新归的狄莫,分别喻指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妖梦》中白话学堂的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亦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的别名。在林纾的幻想时空里,他希冀出现荆生、罗睺罗阿修罗王式的人物来重振乾坤:“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13]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由新文化人主动出击和发难的文化论战,滋生林纾不被社会认同的悲哀,特别是激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点名批判和贬损的人身攻击手段,林纾一时丧失了平和心态,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积忿。针对林纾《致蔡鹤卿书》斥白话文为“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14]的说法,鲁迅具体创作之中不乏顺手讥刺的文字。1919年《现在的屠杀者》云:“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5]1921年《阿Q正传》则说:“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16]1924年《论照相之类》亦载:“林琴南翁负了那么大的事名,……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往矣。”[17]话锋所指,落脚于林纾不谙时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固执行举。

《孔乙己》1919年4月初刊于《新青年》时,尚有一篇末《附记》,其云:“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是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件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18]众所周知,这是基于在1919年2—3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的影射手段而发的。稍后的《中国小说史略》论及唐之传奇文《补江总白猿传》时,鲁迅亦借古喻今:“传言梁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深入溪洞,……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19]从文学源头来探究此类现象,显示了鲁迅刨根究底的良苦用心。颇具喜剧意味的是,《呐喊》1923年8月交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之时,鲁迅删去了这一《附记》,个中缘由,盖与当下情势变迁攸关。借古人皮毛抒己之怀抱,并非只是林纾的专利,鲁迅《故事新编》运用此法亦相当娴熟,这适如其《故事新编·序言》的表白:“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20]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之于林纾的接受链又在断裂中得以修复,这好比历史兜了一个圈子,仿佛回到原地。用小说笔法来影射现实社会的人或事,顺手一击而不露斧凿之痕,鲁迅之于林纾,可谓一脉相传。他们的区别,并不在于运用方式的差异,而在于各自所处情势和文化语境的变化,就此而论,1923年鲁迅删去《孔乙己》的篇末《附记》也在情理之中了。

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学多样性,提供了文人自由选择的弹性空间。鲁迅正如他的接受对象一样,思想和行为自相攻伐的成分不少。林纾既是新思潮的鼓吹者,又是旧文化的守护者;鲁迅既展示了解构旧文化的无畏勇气,标示其痛恨文言的一面,又不时玩赏“国粹”旧文,挟旧学功底以自重,这些都展示特定时代关口的社会选择的多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21]鲁迅批判接受林纾及其作品的合理成分,并能有效吸收和化用,以卓著的小说创作,奠定了新文学艺术宗师的地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是一条鲁迅接受林纾文学理念的演变之路。因此,我们考察鲁迅接受林纾的文学过程,不应只注视到其抨击林纾顽固守旧的一面,而忽视青年时代的鲁迅沉溺于林译小说的实际。鲁迅正是在“迷恋——解构——回归”的审美道路中,客观超脱地接受林纾及其作品,从而在“合——离——合”的审美趋向中实现思想认识和小说创作的时代跃进。

[1]林纾.《践卓翁小说》序[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21.

[2]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4.

[3][7]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9

[4]鲁迅.鲁迅全集[M](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1.

[5]鲁迅.鲁迅全集[M](第十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1.

[6]鲁迅.鲁迅全集[M](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73.

[8]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9]林纾.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70.

[10]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G].北京:中华书局,1993:106.

[11]鲁迅.鲁迅全集[M](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45.

[12]鲁迅.鲁迅全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1—112.

[13]林纾.荆生[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