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雷

去年年底,台湾爆出新闻要将“繁体字”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一时间引得大陆一片哗然。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对台湾的申遗之举,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议案,主张“逐步恢复繁体字”。此言一出迅即在网上被热炒为最雷人的议案之一,力挺、支持者有之,嬉笑、揶揄者有之。“书同文”似乎重又遭遇了现代困惑和争议。在我看来,汉字的“繁”、“简”之争绝不是一个空洞、无聊的话题,而确实需要多层面的、历史地来看待。

繁体字的演变与现状

有人认为,从古代的甲骨文、金文和篆、吏、草、真、行等字形演变,经民国时期的简化努力和尝试,到今日大陆通行的简化字,体现了汉字简化的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恐怕是站不住脚的。的确,汉字的字形几千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规律和原则不是简化,而是定型化、规范化和符号化。早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象形色彩都比较浓厚,尤其是字形多数极不固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的“书同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比较彻底的汉字规范行动。自此而形成的小篆使得汉字前所未有的定型化了,这主要变现为轮廓、笔画和结构三个方面的定型。此后的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虽然字形多有变化,但总的来看,其遵循的原则都是削弱汉字对象形表意方式的依赖,使汉字的形体更加符号化、线条化和规律化。诚然,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简体字,并且历经千百年还得以流传和通行,比如“东”、“为”、“长”、“书”、“专”等,自东汉时期便被作为草书的形体。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的是出于艺术构图美观的考虑,有的是为了民间交流的便捷。尤其,这些简化字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其本字的地位。简化是一种便利化,但便利化却决不能等同于简化。

事实上,汉字的整理和规范,首先和主要的是规定每个汉字的标准形体,清理同一字体中的异体字。汉字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山寨版”的新字,历朝历代,与官方规定的“正体字”相区别的“俗体字”不断出现并且流行起来,这类“俗体字”多为手写的简体或草体,影响力很大,有时连官方文书和书生士子笔下也不能避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汉字字形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大约每过几百年就要进行一次。从两汉到唐宋,都有运用法令整理和规范汉字的记载。

因而,从汉字的演变源流来看,便不能说汉字的发展、变化是以简化为规律的。

其次,对于海峡两岸汉字形体的差异及其由来,也要历史地看待。事实上,在50年代初,台湾当局也一度提出要推行汉字简化。1953年9月“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便撰文主张简化中国字。蒋介石也曾指出“简体字的需要是生活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1]。而1955年,我国大陆地区率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于1956年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搁浅了汉字简化。然而,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推行汉字简化的专家都是“五四”时期成长、成熟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陆地区今天的简化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五四”激进情绪的产物。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界便逐渐酝酿着对“五四”的反思和重评。应当说,从太平天国起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承受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远有欧洲列强坚船利炮的严酷威逼,近有日本脱亚入欧倏然崛起的强大诱惑,他们背负着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使命。而到“五四”时期,在一系列历史契机面前,这种历史使命更显得空前的涩重。所以,“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激情是有其历史语境的,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主张摈弃传统文化,以实现民族命运的更生。胡适主张作诗“要须作诗如作文”[2],“文当费骈,诗当废律”[3]。鲁迅提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4]。而关于汉字,钱玄同则和陈独秀往来商议着“欲废孔学,先废汉文”[5]。今天看来,这些意见无疑是太过激进,实不足取。但实质上,今天在许多方面我们并没有摆脱“五四”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仍旧迷信现代,迷信进步。在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新诗”/“旧诗”、“简体字”/“繁体字”的命名上,实际上是隐含了一种进步/落后的价值判断的。这种价值判断的建立又无不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迷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认为台湾地区称“繁体字”为“正体字”是比较恰当的。在大陆,继1956年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获得通过之后,1977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提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提出“这次简化之后,在4500个较常用字之中,超过十笔的还有1300字”[6],其中列举使用的频率较高而急需简化的字有“衡”、“醒”、“篇”、“誓”、“舅”等。今日偶有一见的“餐”、“冀”、“藏”、“私”的简写[7]即出于这次简化方案。1986年,国务院表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保持必要的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8]因而批准废止了这一草案。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可见一味地追求“简化”,甚至以“十笔”为限,这并不是汉字变革的方向,汉字有其自身借助字形、字音来表意的特点。关于这一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使用者来说,应当深有体会而无须多言。所以,单纯求“简”而不顾及汉字自身的特点和渊源,这种改革必然是失败的。王力先生早在1938年就曾指出:“无论是谁,如果他抱定至多不过10画(或6、7画)的主张去改造汉字,一定会走一条‘绝径的。”[9]

繁体字的现实文化意义

还有的人认为,随着海峡两岸交流密切,尤其是大陆经济的持续发展,简化字将逐渐在港澳地区普及,甚至有的人乐观地表示,简体字“必”将“风行”港澳。我曾于2006年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以我所见,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户外广告、影像期刊,都不曾看到简体字。反倒是在大陆的不少平面设计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繁体字的“非法”回潮。2008年年底,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新年新诗朗诵会”,因为按计划最终要到香港献艺,所以在北京的演出使用的也是繁体字版的舞台布景。其实,因为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原因而影响地区间交流的不止港澳台地区,还包括朝鲜、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许多韩国朋友和越南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国家,不少老人都还认识繁体字,但却看不懂简体字。过去,中日韩等不同国家的朋友可以通过笔谈来进行简单而有效的交流,但现在也已经不可能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都同属于汉文化圈之内,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作为一个强国,华夏文明深深吸引着这些周边近邻,中国的文化输出现象也是亚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部分。所以,尽管政体、国体以及综合国力不同,但周边国家先天地同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复杂的(甚至在一些极右势力中是矛盾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19、20世纪的反殖民斗争浪潮中,不少国家获得民族独立,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和规范,所以使得汉文化圈出现了一定的瓦解,但这些国家的文字中也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繁体字[10]。未来的世界大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要是大国,在文化上更要是大国、强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当逐步摆脱西方化的路径,探索富于东方色彩的现代化社会,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汉字传递的是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信息,文化优势正是中国发挥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有力因素。所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也必须重视汉字“简体”和“繁体”的问题。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陆前几年掀起了一阵“国学热”,而汉字毫无疑问应当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书”在古代就受到极大的重视,儿童八岁上学,首先学的就是“六书”。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得不承认,相比较简体字而言,繁体字更多也更好地保存了古代的文化基因。比如“六书”中的“假借”和“转注”,在简化字里已经基本沦为一种脱离日常使用的文字知识,而在繁体字中,却是可以落实在具体的汉字上的。以台湾为对比,尽管台湾民间也通行着一些简化字,但台湾对传统文化的续存在整体上显然要比大陆做得好,这不能不说同台湾对繁体字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维持繁体字更直接的是维持了一种文化态度。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曾经告诉我说,在台湾的中文系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上,音韵、训诂等小学是被放在一种通识课的地位来要求的,学生只有通过相关的考试之后,才可以进一步选择现代学科制度下的不同研究方向。所以,台湾的多数学者既可以研究《诗经》、《楚辞》,也可以说说沈从文,聊聊朱天心。而大陆培养的高级人才往往只能自叹弗如、望洋兴叹。而像“皇太後”、“早生华發”这样的错误也屡见不鲜。说简体字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简体字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应当视而不见的。所以,抱着理性的态度,以恰当的方式,重读百家经典,振兴国学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圣贤之举。可是,假如一边提倡国学,而一边又忽视“繁体字”,甚至抱定“简体字”,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11]似的态度来看待汉字问题,这种文化心态恐怕难免被讥为“叶公好龙”吧。

我认为“繁体字”应当受到重视,但是我并不认为汉字简化便一无是处,我也不大赞成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大革命式的完全恢复繁体字。应当说“简体字”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片面性,使得目前汉字简化这项工作未能做得完美无缺。但毕竟立足于现代应用的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推行了五十余年,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会”中,教育部语用司负责人回应称“在法律未作修改的前提下,简体字的使用规定不会调整”[12],应当说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所以无论是“繁简并用”、还是“识繁写简”或是寄希望于科技手段,“书同文”的这个现代困惑都值得好好考虑,不可立行,也不可不行。

[1]转引自 沈克成:《书同文:现代汉字论稿》,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2月,第4页。

[2]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第7页。

[3]胡适:《寄陈独秀(1926年10月)》,《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第32页。

[4]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2页。

[5]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第141页。

[6]《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参见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第629页。

[7]分别是“餐”字的左上部分、上“北”下“一”、上“艹”下“上”和“厶”字。

[8]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论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参见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5月,第645页。

[9]王力:《汉字改革》,《王力文集·第七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第342页。

[10]1946年日本政府颁布《当用汉字表》,收汉字1850个;此后又颁布《常用汉字表》,收汉字1945个。韩国1972年制定《教育基础汉字表》,收汉字1800个。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作为第二语文被列为英文学校的必考科目。

[11]陈独秀:《答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第56页。

[12]罗德宏:《国家尚无恢复繁体字计划》,《北京晨报》A7版,2009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