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瑾

1961年,美国自由撰稿人雅各布斯出版了她专门探讨城市规划问题的扛鼎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即被视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著作,时隔40多年,今天读来依旧如沐春风。作者雅各布斯不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现实批判意识,这使得此书没有局限于建筑规划学的狭小格局,而是广泛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公共领域与城市生活。雅各布斯揭露的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发展的真相与疮疤,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基准,应该朝着怎样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最具建设性的多样性原则。

所谓多样性原则就是“城市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样的多样性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都能不断产生相互支持的特性.。”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形式和外观上的多样性,而是城市内部功能性的混合效用,它意味着“城市中没有某一个因素可以成为所谓的关键因素。城市里各种事物的混合本身就是一个关键因素,事物间的互相支持就是一种秩序和法则。”这也就是说,富于活力的、动态的多样性并不来自于个别专家或管理者的规划设计,而是城市长期自我完善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扶持城市原有系统的生命活力,尊重街区及居民的基层自治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主要依赖于专业设计和硬件设施投入,这种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和大跃进式的扩张运动,不仅没有为城市肌体的良性循环提供契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的生态平衡与空间自由,侵蚀着原本多样性的城市文明。

一、城市化妆运动与乌托邦的幻灭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城市形象建设为代表的城市美化运动(确切的说是化妆运动)就从未间断过。我们的城市外观是越来越亮丽,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贫乏,以高大全为美学标志的当代城市摧毁了曾经阡陌交错的旧有社区格局,而开创的所谓花园城市其实极大地损害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雅各布斯谈到城市美化运动时,曾询问纽约某个住宅区居民对修建绿地的真实想法,她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此种情况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多么相似:偌大的广场和草坪、豪华的歌剧院与音乐厅,这些美轮美奂的城市意象已经遍布中国的每个角落,它们的确美化了城市,但生活于此的居民十有八九会认为它们大而无当、华而不实。因为广场和草坪往往暴露于炎热的日光之下,根本无法让人踏足休息。这既是对城市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无形中压缩了市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诚如雅各布斯所言,“就像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拥有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利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专家和官员主导了每一个城市街区的建设,真正生活于此的居民却无从参与改变自己生活的计划,而一旦考虑到他们真实的生活体验和个人感受,那么很有可能得出与那些貌似真理的计划截然相反的结论。

以广州的城中村为例,这个聚集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街角社会类似于过去美国芝加哥臭名昭著的意大利人聚居区。由于这里治安不佳、卫生条件恶劣,历来被视为政府重点整治和消灭的对象。然而,客观评价城中村,要知道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往往居住着7到8万名外地人,如果没有如此低廉的房价和生活系统,怎么满足这样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日常需要?如果没有这些默默劳作的外来务工者,又如何支撑今天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城中村既为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外来移民开辟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同时也为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其他阶层的安居乐业提供了保障,这些不都说明城中村具有存在的重要价值和对社会的积极贡献么?它恰恰是城市发展自身多样性的结晶。

遗憾的是,2007年10月,有着800年历史的猎德村作为广州第一个“城中村”改造试点开始动工拆卸,代之而起的是新中央商务区(CBD)和高尚豪华住宅区(珠江新城)。试问,以后还有谁能为贫寒的民工和外来的保姆提供可以居住的廉租房和物美价廉的一日三餐呢?片面追求城市外在形式的美化理念放弃了城市内部功能多样性发展的需求,必将造成广大底层民众生活环境的恶化,一个城市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满足人们,我们所追求的花园城市到底有何意义。它的整齐划一和美轮美奂不过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益为代价,这显然不是一个包容和谐的市民城市,更像是某种封闭而空洞的建筑乌托邦。

二、新城化运动与旧城的死亡

当代城市建设有一个核心理念,即“老不如少、旧不如新”,因此要“以老换少,破旧立新”。每一次旧城改造几乎都按照同质化的标准模式进行,却忽视了老城区自身强有力的更新完善能力。尽管老城区在今天的城市规划者眼里看来又破又旧,但如果仅此说明老城区不如新城有活力则大错特错。雅各布斯认为,要想促成城市多样性的产生,必须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1、社会行为;2、经济行为;3、真实生活如何被使用;4、如何解决有序复杂性的问题。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彼此影响,但它们都可以通过街道的使用来说明城市多样性的内涵和意义——“城市互相关联的人行道用途,这为它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驻足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构成了城市人行道上安全监视系统。这种秩序充满着运动和变化,尽管这是生活,不是艺术,我们或许可以发挥想像力,称之为城市的艺术形态,将它比拟为舞蹈——不是那种简单、准确的舞蹈,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起脚,转身,弯腰,而是一种复杂的芭蕾,每个舞蹈演员在整体中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方格,但又互相映衬,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相互和谐的整体。”

雅各布斯将路人行走比喻为芭蕾表演,意在说明老城区的活力体现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这恐怕也是传统社区与现代都市最大的区别所在。雅各布斯身为母亲,用女性特有的直觉捕捉城市生活的细节;她早年当过记者,这又促使她凭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关怀生活在城市中的所有个体。她发明的街道眼理论意在表明老城区的街道充满了驻足和游赏的快乐,其社会行为建立在多样化的交流与共享基础上,带有和谐温馨的社区意识。反观我们被汽车和快车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马路,是否特别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反省和深思呢?除此之外,雅各布斯还通过比较老城与新城的营业广告时间敏锐地洞察出老城区经济行为的活跃程度同样具有新城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理论在中国同样奏效,以广州为例,新城天河区作为商业中心,无论怎样繁华,到了夜间10点必然关门大吉,而位于老城荔湾区的上下九是居住与商业功能充分混合的街区,在亦商亦住的自由空间内,这里即使到了凌晨依然车水马龙,夜市兴隆。可见“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处。

老城的成功其实是若干个世代生活积累下来的必然结果,每一个杂货铺和报摊都是历经无数次淘汰和选择后遗留的精华,所以每一所房子和住户之间都有着天然的有机联系,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而新城的发展则是瞬时性的,从新城的开发到建设不过几年时间,在如此短时间内聚集的商户与民居无论其密度还是内在的有机联系都显然无法与老城相媲美。但问题是,新城的发展往往都建立在摧毁老城的基础之上,在大规模的拆迁运动中,尽管政府承诺修旧如故,但这种情况通常针对的是个别文物古迹,一般的市民和住户并没有得到回迁的优待。每一次剧烈的改造和社会变迁牺牲的多半是底层民众的利益,过去生活于老区的广州市民为了配合修建地铁被迁移到偏远的芳村和同德围,渐渐被城市抛弃和遗忘。一个个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不过是依靠疯狂的房地产运动催生出来的怪物,它们彼此之间缺乏任何的必然联系,老城的活力也随着封闭的楼盘而一起消沉下去。单纯的发展主义所引发的旧城改造运动直接割裂了城市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生命尺度,导致旧城和固有社区的迅速瓦解和死亡,阻碍并遏制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

三、郊区化运动与公共生活的萎缩

在今天的大中城市周围,别墅群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这些吸人眼球的山林美墅或湖畔住宅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霍华德记者倡导的“花园城镇”。在美国,这套理论的直接成果就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郊区化运动,市民们满怀憧憬地将居所搬到田园,但事实证明了这只会造成城市中心的衰落和黑暗。雅各布斯尖锐地指出“我们今天炮制出来的处于半郊区和郊区地带的混乱状态到了明天就会被那里的居住者本身所抛弃。这种分布稀疏,互相间相隔甚远的地方缺少一个居住点应有的足够的内在活力、持久力和固有的可用性。”对照中国的情况,郊区化运动则有某些不同的表现,因为住在郊区的要么是拥有豪宅或别墅的有钱阶级,要么是出于经济原因无奈选择市郊楼盘的城市中低收入者。前者在逃避城市中心的繁华与喧嚣,而后者试图进入城市中心分享低廉的交通与生活成本却无法企及,这无疑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悖论。

而在笔者看来,郊区化运动最大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资源和土地的浪费上,同时还涉及到教育,比如大学城。几乎所有的大学城都修建在郊区,那里荒无人烟,成千上万的学生被安置于此,形成一座座知识的孤岛。教育的孤岛化必定是比居住的孤岛化更为可怕的事情,以广州的大学城为例,它位于市郊的番禺小谷围,放眼望去,一排排红色或灰色的教学楼、宿舍楼散布于空旷的草地与水泥路上,每栋建筑之间相隔竟有几百米之远,每栋楼都惊人的相似,难以想像从这样机器般的领地中能够培养出怎样的人才。所谓的个性、特色、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等等美妙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岂非是痴人说梦。大学城不仅将摧毁学生的个性,同时也剥离了师生之间的日常交流,被圈养于孤岛的大学生既不能进入城市生活,也无从感受社会的真实面目,他们逐渐从公共生活中隐匿和退场。

美国学者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高度评价以雅各布斯为代表的美国老一辈公共知识分子,并且指出雅各布斯之所以能够在城市研究方面取得如此富有创见的成果,根本在于她作为一名独立的自由撰稿人能够广泛地介入公共生活,“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不盲从权威,是因为可以到处行走和观察而不受传统的规划思想的阻碍”。然而,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既已过早地被学校规训与体制化,丧失了波西米亚人的自由和不羁,与此同时,他们的后继者——当代大学生则被更无情地放逐于荒岛和郊外。这些学生对社会和公共事务缺乏热情,而大学城封闭孤独的生活则让这种消极态度更为顺理成章地发扬光大,他们理应融入生机勃勃的城市,如今却被隔离在暮气沉沉的工厂。新一代的大学生会不会像雅各比所预言的,“他们并不是幻想破灭,因为他们没有幻想。”盲目的城市扩张和圈地运动不仅将城市逐步带向郊区化,同时也消解了城市中心的活力,公共生活的萎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开放的赛博空间相对于冷漠的都市也许更加具有亲和力。

四、城市多样性与温柔的谋杀

关于多样性的问题并非什么新鲜话题,因为“多样性”一词在今天俨然是城市建设的流行语,从学者专家到政府官员,无不把多样性当作标签挂在嘴边,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多样性的消逝乃至毁灭。值得警醒的是,当代城市内部的矛盾越积越多,冲突层出不穷,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贫富分化、群体事件等已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显然,当城市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城市就会显得不安、烦躁、病患重重,莫名的饥渴与恐慌正包围着城市。试问,我们的城市究竟需要什么?

雅各布斯告诉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需要的就是城市的需要,它是一种现实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来自于不同街区、不同时段、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各种需要,多样性原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满足这些需要,通过完善城市生活的协调与互补能力,丰富并扩展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实现所有文化圈层的共生关系。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萎缩与城市生活的衰竭。

雅各布斯说:“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这就有点像温柔地谋杀。”如果说这场谋杀在上世纪的美国依次经历了城市美化、旧城改造、以及郊区化三个阶段,那么在中国,我们已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三大运动,并将那些可怕的病态城市(花园城市、梦幻城市、郊区城市)如数打包过来。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是按照一种渐进的方式逐个暴露出城市规划的后遗症,而中国则是以突击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移植外来建筑,并消化不良。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问题无疑也是最多的。要知道,这些问题虽然在西方早已经历过,但他们可以用近百年时间来解决这些流弊,而中国的悲剧则在于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这全部的恶果,并且还在重蹈其覆辙。推土机依然隆隆作响,盲目混乱的城市建设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难以停歇。当土地的热情已被耗尽,人造的花园也不再鲜活,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去应对未来的挑战?但愿这场对城市多样性的谋杀能早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