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尤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际关系波谲云诡。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充斥着各种复杂的因素，社会秩序急需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上海最为敏感的领事馆等涉外场所却发生多起盗窃案件，搞得驻外领馆人员人心惶惶。国外敌对势力趁机大造反华舆论，扰乱局面。随着事态的扩大，这起盗窃案件终于惊动了中南海，引起了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

“洋飞贼”频繁作案

1949年12月21日晚11时许，上海甜爱路德国商人斯蒂芬·海姆住宅遭窃，盗贼从军人出身的斯蒂芬先生眼皮底下逃脱。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成立了“12·21”专案组，根据斯蒂芬手套上留下的盗贼的一根汗毛和斯蒂芬夫妇的陈述，专案组得出结论：盗贼是一个欧洲血统的外国人，或者是混血儿，具确比较强的攀爬能力，很可能接受过特殊训练。从持有万能钥匙，轻而易举打开密码锁和所具备的反侦查经验看，这是一个惯于盗窃的老手。

正当专案组在刑侦队副队长章维彪领导下对“12·21”盗窃案全力侦查时，12月25日，圣诞之夜，位于徐家汇的天主教堂报案说：发现盗贼正在作案。徐汇分局立刻派出的7名刑警驱车赶到案发现场。飞贼所在房间的窗外有两根电线，一头接在3楼窗外伸出的一段三角铁上，另一头连接在12米开外的对面厨房屋顶的三角铁架子上。就在门被警察撞开的同时，盗贼伸出右脚，踩在一尺开外的电线上，跟着左脚也离开了窗口。众人以为他要跳楼，却被紧接着发生的一幕惊呆了：盗贼双脚分踩两根电线，交替踮着往下面飞快地滑去，眨眼工夫就到了对面厨房屋顶上，还回身抬头向上望望，向众人挥手，很是得意。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盗贼头上的那顶黑色宽檐软风帽被吹落到了地上。借着路灯光，刑警们清楚地看见盗贼有着一头金黄色的浓发，那张脸也暴露无遗，是一个弯钩鼻子的欧洲人。暴露在众目睽睽下的盗贼心虚地收起得意的行为，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现场既没有留下脚印，也没有留下指纹，唯一的物证就是那顶被风刮落的旧风帽。通过他能在电线上行走的行为，刑警们断定他是一个身怀轻功绝技的“洋飞贼”。上海市局刑侦处领导接到徐汇分局的案情报告后，马上联想起提篮桥分局上报的那起盗窃案，决定将“12·21”盗窃案和“教堂夜盗案”串案并侦。

一顶帽子露马脚

专案组的侦破工作一开始运转，便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章维彪一看到徐汇分局刑警送来的“洋飞贼”遗留在现场的那顶黑色宽檐风帽，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把风帽拿在手里，猛然想起这是当年英租界巡捕房“包打听”经常戴的工作帽。“包打听”即密探，也称“便衣巡捕”，每人发给七八套衣服，什么洋式西装、风衣夹克、贫民布衣、乞丐烂衫等等风格一应俱全，往往根据任务的需要化装时用。章维彪当年做过法捕房的探员，侦查案子时常去英捕房了解情况，交换情报，和英捕房“包打听”混得很熟，所以知道他们的化装的底细。有了这条线索，章维彪立刻向上级报告。

听了章维彪的汇报，上海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马瑞三等专案组成员十分激动，他们争相传看，觉得似乎可以从这顶帽子打开案件的缺口。章维彪又说：“根据当时‘包打听的工作习惯，他们为了避免互相之间戴错帽子，都会在上面做记号。如果找出这顶帽子上面的记号，那就很容易知道这‘洋飞贼是谁了。”章维彪把帽子翻过来，里外仔细检查了一遍，终于在帽檐里口发现三个小字：拉吉波。

一顶带有记号的帽子给破案提供了有力情报，章维彪大喜，于是马不停蹄地前往静安寺新成公安分局调查。经调查得知“拉吉波”的全名叫特里甫卡·拉吉波，1915年6月11日出生于印度达邦加市，是英国男子和印度女子结合后生下的混血儿。拉吉波自幼习练印度瑜伽术，其轻功在当地小有名气。1935年8月，拉吉波经同乡、上海英捕房巡捕组长拉尔达的介绍，来上海进了英捕房当一名捕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捕房被日本宪兵队接管，拉吉波留下担任刑事部第五组探长，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拉吉波在上海当刑事捕探的10年时间里，未曾有犯罪记录。

领馆窃案惊动周总理

专案侦查组根据章维彪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认定“洋飞贼”就是拉吉波。正当章维彪在新成分局查阅英捕房档案时，“洋飞贼”又大摇大摆地上了英国货运船“女皇钻石号”，窃取了该船大副威林顿一部珍贵的柜机。此后，拉吉波销声匿迹了大约一个星期。正当警方为查不到拉吉波的线索而焦急万分，以为他已经逃离上海的时候，1950年1月12日，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出一则消息：英国原驻中国上海领事馆于日前夜间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窃贼的光顾，从而导致一只手提保险箱不翼而飞。同日，英国《伦敦时报》也刊登了一则同样内容的新闻，题为《奇怪的窃贼》，该文最后对失窃保险箱所盛物品作了“猜测”，说丢失的保险箱中“极有可能是机密文件”，向读者暗示“这也许是一起‘政治盗窃案”。紧接着，英国的《大不列颠消息报》、法国的《时空快报》、《法兰西新消息》、美国的“美国之音”广播电台等都刊载或播发了消息或评论，公然声称“这是中共制造的一起间谍案”，旨在窃取英国政府的外交机密，以供其制定外交政策、方针时作参考。

西方国家的造谣、鼓噪迅速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0年1月14日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让办公室秘书打来的询问电话。当天午夜，罗瑞卿亲自分别给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上海公安局局长扬帆打了长途电话。扬帆详尽地向罗瑞卿汇报了有关情况，并且描述了领事馆被盗案的作案手法与拉吉波以往作案的手法十分相似，同样是用万能钥匙开了门，又打开壁橱，从一个大抽斗里盗走了手提保险箱。临离开现场前，也没忘记拭去所有痕迹。但是，这一回他疏忽了，在大抽斗的一个隐蔽部位留下了一个未曾擦去的指纹。这是这起窃案现场唯一所获的证据，案犯是不是拉吉波，就在如何认定这个证据上。

罗瑞卿部长听了扬帆的汇报，略作沉思，说：“我记得南京市公安局有一位国民党警察厅留下来的指纹专家张阳行，他过去曾被英国请去鉴定过指纹，据说极富经验。我这就和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陈龙联系，请张阳行即赴上海，协助鉴定，估计他是可以一锤定音的。”张阳行于1月15日清晨6时许赶到上海，一头扎进指纹室，整整工作了6个小时，终于作出了具有权威性的鉴定结论：英领馆现场所遗留的指纹与拉吉波的指纹完全一致。获悉鉴定结果的扬帆局长立即拨通了公安部电话，向罗瑞卿报告。罗瑞卿说：“现在，受西方新闻舆论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上海这起所谓‘政治盗窃案，因此，我们必须尽快侦破此案，向全世界公布真相，以正视听。今天是1月15日，公安部期限5天侦破此案，缉获拉吉波，追回

保险箱!”

“洋飞贼”落网

扬帆和罗瑞卿通过电话后，立即召集专案组全体人员开会，向大家传达了公安部长的指示。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章维彪突然叫道：“哎，我怎么把这点给忘了?”他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在一旁，说：“大家还记得拉吉波在徐家汇教堂作案时所戴的那顶黑色风帽吗?根据调查得知，拉吉波在抗战胜利后到这次出现的大约4年时间里，去向不明。我推断他这次重返上海，纯为作案。4年后，他的工作服还能完整地拿出来使用，这说明他当时把工作服等一些不便带走的物品寄存在市区某处，这个寄存处，就是此番他重返上海的落脚点。”马瑞三点头赞同，并说：“我估计，拉吉波的落脚点八九不离十会在他当年英捕房或者日伪警察局的要好同事那里。”于是，会议决定：以调查拉吉波以前在英捕房和日伪警察朋友为突破口，全力查找其在沪的落脚点。十几名刑警调查了一天一夜，终于从新成公安局保存的当年英捕房档案中以及拉吉波熟识的一些华捕留用人员那里摸到了当年和拉吉波关系最好的三个华捕的姓名：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经过艰苦的查访，1月17日中午11时半，终于摸清了童尧祥、施晓方、耿青湘的下落。经过分析，断定耿青湘有很大的嫌疑。章维彪立即带了两名刑警去大盛纱厂找到了耿青湘，耿青湘很快就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合盘端出。

原来，拉吉波是1949年12月中旬从香港经广州来上海的。拉吉波抵达上海后就找到耿青湘，说他在伦敦开了一家机械公司，专门生产保险箱，此番来沪是考察商品及物色技术人才的。拉吉波还说因为他以前曾在英捕房和日伪警察局供职，担心共产党知道他来沪了要找他的麻烦，所以不想住旅馆，请耿青湘给他安排个住处。耿青湘信以为真，就介绍他去位于闸北区中兴路的一位朋友的闲屋住下。耿青湘告诉警方，拉吉波来沪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具体在干些什么，他并不清楚，但拉吉波曾三次请他吃饭，前天还打来一个电话，说由于鉴定产品需要，请他代为购买一些钳工工具：钢锯、锯条、锤子、锉刀、手摇钻及钻头、螺丝刀等。章维彪马上断定拉吉波还未打开那个保险箱，他购买工具是想对保险箱来一个“开膛破肚”。经请示，章维彪决定迅速赶赴中兴路缉拿拉吉波。

一切准备停当后，章维彪让耿青湘上去敲门。拉吉波一听是耿青湘，便毫无戒心地开了。说时迟、那时快，三名刑警一跃而上，拉吉波还未反应过来，就已被扑倒在地，扣上了手铐。经搜查，刑警们拔到了原英领事馆的那个手提保险箱和“女皇钻石号”大副威林顿的那架照相机，以及一个内盛当年英捕房发的“包打听”工作服的皮箱。出人意料的是，保险箱里放着几大摞信件，收件人都是“罗伯特·福特”(罗伯特·福特是抗战前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二等秘书)，这些信件根本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而是一个女医生——他的情妇写给他的情书。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将情况上报公安部，罗瑞卿部长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听后，指示新华社向海外播发消息。考虑到保险箱内的情书属于个人隐私，因此在报道中并未公开，而称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信件”。1950年1月19日，新华社向海外播发了这则消息，西方舆论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全都瘪了下去。至此，这起惊动中南海，让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盗窃案件终于平息下来。

“洋飞贼”拉吉波于1950年4月被判刑8年，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其在服刑期间能遵守监规，积极接受管教，于1956年6月2日被获准提前释放，遣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