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原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扮演一些角色，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所担当的责任也不同。“文革”的十年浩劫，牵动着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惊心动魄的记忆，王维汉在这一时期的“特殊使命”尤其令他终身难忘。

1968年，毛泽东下令从65军调一个团到北京文艺口“支左”。时任65军193师副政委的王维汉，于8月26日率193师579刚进入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京市14个工厂1400多工人合编组成“工人、解放军驻艺术院校文艺团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组织下设两个分支，12个工军宣传队，负责10所艺术院校和北影、中央乐团等文艺团体的“支左”工作。9月6日后，十大协会等15个单位和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芭蕾舞团三个样板团也相继进驻工宣队。这其中就有江青的样板团。宣传队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宣传队指挥部还成立了领导小组，王维汉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成为了周总理在文艺战线工作的“联络员”。

跟江青“唱反调”

江青在“文革”中首先抓住宣传舆论阵地和文艺口不放。大骂这个是“大坏蛋”，那个是“大特务”、“大叛徒”，妄图打倒文艺界一大批老干部。宣传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情况后，江青说：“这个队伍(指文艺口)1935年在上海搞了一个假党，头头是特务、叛徒，胡乔木、阳翰生、田汉一窝子。抗战期间，接受了国民党的编制，什么复兴社、兰衣社、CC派都伸到文艺界。他们组织了十个演剧队属于国民党政治部，都有军衔，田汉是国民党少将。”江青的话，让周恩来总理坐不住了，周恩来说：“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之后做历史分析，要把档案接过来，认真看档案，这‘假党底下并不是没有真党员和革命青年，光未然就是一个我党的特派员。‘七七事变前，有些救亡青年到延安找光明之路，要分清是非，区别对待!”周恩来的一番话驳斥了江青把文艺口说成一片黑的谬论。

起初，汀青曾企图把宣传队握在手中。宣传队进点一个多月，她就叫《人民日报》头条通栏标题发表大块文章，介绍文艺口宣传队经验，又让各个样板团轮流给宣传队演出。江青见到王维汉时阴阳怪气地说：“好家伙!这么年轻的师政委呀!”江青让王维汉陪她排样板戏，看进口影片，想把王维汉拉到自己身边。后来，她还给王维汉发了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中南海的通行证，叫王维汉直接去中南海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并且吹风说王维汉不回部队了。后来江青又叫王维汉带北京京剧团去唐山、湖南、江西体验生活，创作修改《节振围》、《杜鹃山》两个现代京剧。这样一来，江青既可以把王维汉握在手里，也可以把文艺口运动推给周总理，使已经很繁忙的总理又增加了负担。因为是江青亲自交待的，所以王维汉去请示总理，总理让王维汉先去。王维汉去了不到一个多月，总理夜间打电话，叫王维汉尽快返京抓运动。王维汉立刻由湖南返回北京。这时，江青正在闹病，让所有的人没有大事不要来干扰她。因此，王维汉没有直接找她汇报工作。这下子可惹恼了江青，她说王维汉封锁她，从此便一反常态，对宣传队和王维汉百般挑剔，说王维汉肆意改变宣传队的任务，她指令进驻宣传队的样板团只管生活，分担事务性工作，说“宣传队不懂文艺，无知，破坏样板戏!”干扰宣传队的正常工作。

江青把原驻样板团的军代表视为眼中钉。这些军代表都是从陆海空选调来的优秀师团干部，江青说他们是杨成武派来的，专整她的黑材料，还把乐团的军代表揪回原单位批斗。1968年11月，汀青又把中国京剧团的军代表撤走了。在一次“文革”碰头会上，周总理问：“中国京剧团军代表怎么不见了?”汀青却说：“王维汉你站起来，回答周总理的问题!”王维汉心想：“这不是你要撤走的吗?怎么叫我回答?”王维汉知道汀青历来只要有成绩，都揽在自己头上；有问题，都推给别人，叫别人承担。王维汉站起来，一两分钟没吭声。江青一看着急了：“王维汉，你为什么不回答总理提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军代表归你管，你为什么没法回答?”就在王维汉和江青面对面的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周总理站出来解围说：“散了会再说吧!”江青怕王维汉把这件事情当众公开，心虚的她也就没有再为难王维汉，但这件事让她心里很不舒服。果然事过不久，谢富治按江青授意怒气冲冲地对王维汉说：“我今天要教育教育你!王维汉，你这个师政委怎么当的?你不听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话，无组织无纪律，竟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心捣乱!你想干什么?”这一批就批了王维汉两个钟头。

1968年冬天，文艺口抓“五·一六”，却受到宣传队的抵制。江青为此极为不满。其实这是江青等人蓄意把矛头指向周启理。他们污蔑总理不抓“五·一六”，周总理说：“‘五·一六矛头是针对我周总理来的，我能不抓‘五一六吗?问题是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化!”当总理听到东方歌舞团竟有40多个“五·一六”时，总理说：“落实了吗?我不信新中国培养的青年会有那么多‘五·一六?”芭蕾舞团刘庆棠用逼供信的手段，逼杨少甫、武兆宁承认是“五·一六”，并带人把中央乐团刘天喜等抓到芭蕾舞团，用打骂的办法逼他们承认是“五·一六”。王维汉和宣传队的同志仔细分析了这5个人的问题，最后确定都不属于“五—一六”，按总理指示精神，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将5人保护起来。江青知道后火冒三丈，但也无计可施。

江青用两面手法挑拨离间

李德伦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他是周总理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的延安。对李德伦这位有国际影响的指挥大师以及“背景”，江青是不放心的。1969年春，中央乐团演出结束后，广州部队邀请中央乐团为部队“学代会”演出，经总理批准，同意上演。江青却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她让李德伦从北京打电话追问“为什么中央乐团不按时返京”?军宣队向江青说明了情况，江青又叫李德伦按她的话说：“请示也不对，下不为例。”借此挑拨离间，把矛头指向周总理。1969年初，李德伦被乐团推选为九大代表，而江青安插在乐团的亲信却落选了。她怒气冲冲地对王维汉说：“李德伦的伯父是大汉奸上将，父亲是军阀中将，他根本没资格当九大代表。你去乐团召开大会，宣传这件事。”王维汉认为：李德伦是老党员，在创作《交响乐沙家浜》方面做出了贡献。虽然家庭有问题，但本人没问题，而且早已划清界限，党员选他是有道理的。周总理得知情况后对王维汉说：“你告诉乐团，上边不同意，不要开大会。”王维汉按总理说的向宣传队做了传达。后来，江青又当着李德伦的面说：“(你)搞《交响乐沙家浜》，搞音乐是有功的!”她这种用两面手法对待老同志、挑拨离间的行径让人不齿。

协助总理保护文艺战线的老干部

在“文革”的十年中，许多文艺战线的老干部受到了不公平的打击，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身处困境。周总理总是用他非

凡的智慧，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保护我党政军的老干部。

文艺界是“文革”的重灾区。因为文艺界有江青重点“关注”的对象。她用“文艺黑线论”污蔑广大文艺干部，说：“有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江青把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说成是叛徒、特务，把郭沫若领导的演剧队说成是属于国民党；文艺人员到解放区来，她说是派遣的国民党特务，说这些人掌了权，培养了接班人，文化部中层都是国民党，还说各协会、教师队伍、演员已被腐蚀等等。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极大地伤害了文艺界的干部。

周总理一向极为爱护文艺人才。他说：“文艺界受灾了!”对一些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主要演员，总理经常询问。文化部的9个副部长，总理逐个询问，并把所知道的情况告诉军宣队，特别是对博物馆馆长龙潜。总理说：“没有历史问题，没有现行问题，错误检讨了，群众通过了就可以解放，结论以后作，也不要都由我们审批。”总理的指示加快了解放干部的速度，原来被群众组织抓进牛棚的干部，有86％都得到了解放。总理对普通演员也十分关怀，如对郭兰英、王昆、邓玉华、张军，他总是经常询问。

过去从白区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一些历史情况容易被年青人揪住不放。例如雕塑家刘开渠，总理就过问了几次。在得知还没有被解放时，总理就指定刘开渠设计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王维汉带着总理的指示到美术学院，这样一来，刘开渠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解放。周恩来还让王维汉把文艺界80多个单位的负责人、知名人士、主要演员的名单列出来，逐一检查，了解是否都已经恢复自由。

常在总理身边，聆听总理的教导，王维汉慢慢体会到了总理爱护干部的心情，有些小事情王维汉耕主动办了。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他没有历史问题，更没有现行问题，但一直没有解放。有一次开会，王维汉见到管桦单位的宣传队负责人便问：“管桦在你们那里?怎么样?解放了吗?”负责人说：“您认识?”王维汉说：“他是我的老同志。”第二天，管桦就获得了解放。

1971年初，“支左”部队撤回之前，周总理专门会见了王维汉及在中直文艺口“支左”的干部和战士。周恩来肯定了宣传队的工作成绩，他说：“你们立了两功……”许多同志都被总理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支左”干部调回部队后，按规定要向组织“说清楚”。北京军区陈政委说：“在文艺口‘支左的干部就不用了，因为江青已经给你们做了结论。她说：‘65军干部坏透了，一个不能留。江青从反面给你们作了结论，所以你们做对了!”

王维汉在“文革”中，率部队到北京文艺口“支左”，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负责国家文化部下属83个文艺单位的联络工作，认真贯彻周总理指示，与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协助总理保护了大批文艺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