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娇

摘要：近十年来，学术界对王稼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涉及到他的外交思想、军事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新观点,新成果，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稼祥开辟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王稼祥；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6-0046-03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对王稼祥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他的生平、思想研究的论文、著作约有110篇(部)，是成果较为丰富、研究相对集中的十年。从研究成果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王稼祥早年思想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王稼祥早年的时限大致是从1906年出生到1925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19年时间。王稼祥少年时代在安徽泾县家乡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为王稼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新旧民主革命急剧更替的时代，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新思想、新学说勃然而兴，为王稼祥的成长提供了社会条件；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接触、学习大量的进步刊物、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创办《醒狮》月刊、投身学生运动，为王稼祥迅速成熟提供了实践基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继而被组织选调去苏联学习，王稼祥开始了一生中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从王稼祥青年时期的书信及发表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食与爱的本能与现代经济制度》等文章中，可以看出王稼祥对当时中国社会及其基本问题的认识：最初接受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号召人们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抨击中国社会的腐败没落，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适合于人类社会的，提出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主张从洋人手中夺回教育主权等。

王稼祥早年思想发展的特点：勤奋好学，但不拘束于课堂知识，善于独立思考，使得他看待问题不光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这种品格，使得他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认识越来越深刻，思想越来越进步；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修正自己的人生目标，使其由教会学校里循规蹈矩的学生成为芜湖反教会学潮运动的领袖，变成一个激进的爱国青年。王稼祥早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很少有接触社会的机会，更未直接参与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思想中带有较多的早期知识分子的气息，难免会存在着一些空泛的成分。

二、关于王稼祥在长征中的贡献研究

王稼祥是长征时期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红军长征方向的调整、遵义会议的召开、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红军长征前，王稼祥思想已开始转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和主张。长征初期，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一起与“左”倾错误进行激烈斗争。湘江之战后，红军损失严重。毛泽东提出了调整红军前进方向的战略决策，即改变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攻打湘西的计划，而是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西北部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策。而“左”倾军事领导者仍然坚持既定方针。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王稼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积极做张闻天、聂荣臻等人的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最终获得多数人的拥护而通过，为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多次讲过。有研究者进行了具体的概括：1.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创议者。王稼祥从事实出发，认为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2.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赞成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3.积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活动。王稼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的过程中，贯彻遵义会议决议，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5年12月。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上发生严重分歧，主张西进。妄图分裂中央。王稼祥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坚决主张北上。他一方面到红四方面军中进行慰问与宣传贯彻中央的决定，消除张国焘错误主张的影响，一方面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有力地抵制其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1936年7月，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跟好几位领导人是分不开的，其中就有王稼祥。

三、关于王稼祥外交思想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在广泛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其丰富的外交思想：1.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独立自主思想。2.提出了“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党际外交基本准则。3.对外援助应当根据具体国际形势和国情而确定的“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4.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就必须支持和平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制止世界战争、核战争、支持全面彻底的裁军的思想。

对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研究，是其外交思想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有学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分析了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成因：(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在客观上使党际关系面临着新的局面；(2)中共开展党际外交的需要；(3)王稼祥的个人素质及广泛的党际外交实践。2.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1)高效的办事机构和干练的工作班子是办好党际外交工作的前提；(2)平等自主是党际外交的基础；(3)“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是党际外交工作的基本准则；(4)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党际外交工作的最终目的。3.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主要影响：(1)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际外交方面的理论；(2)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外交形势异常严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外交路线上“左”倾错误的干扰，王稼祥冷静观察，客观分析，提出了调整我国外交方针的建议：1.不仅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即使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也可以争取和平共处。建议我国政府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2.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3.对外援助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困难情况，“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

四、关于王稼祥军事思想的研究

对王稼祥军事思想的研究，涉及其战术思想和政治建军思想两个方面，而侧重点在后者。

王稼祥指挥或参与过乐安、宜黄等重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注重对敌我双方力量等各方面的研究，善于思考，勤于总结，逐渐形成了其丰富的战术思想。学术界对王稼祥战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大规模、大兵团伏击敌人的歼灭战，这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首创，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保证；2.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王稼祥认为，弱小的红军要想战胜优势的敌人，就必须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3.重视平原游击战，这是毛泽东、王稼祥指导彭雪枫、李先念在华中创建根据地的主要方针，并获得成功。在此后的实践中，王稼祥大力支持并推广这一战术。

革命战争年代，王稼祥长期担任我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贡献非常突出：1.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王稼祥指出，要实现党的领导，一方面要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重视党性修养，巩固党的领导。2.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为了保证“生命线”的作用，王稼祥从端正思想路线人手，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改进和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工作。3.建立、完善军队的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和各项政治制度，从制度上使我军迈向正规化和现代化。4.建立争取敌军的政治制度，保证党对敌军工作方针的全面贯彻，以实现以敌制敌，以敌破敌的目的。

五、关于王稼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王稼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即刚从苏联回国、卷入“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到逐步接受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形成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态度、在行动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的过程。1940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论著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进行论述，反映王稼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较高水平，他是党内较早把这一问题同毛泽东的卓越贡献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领导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得到发展而成熟。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王稼祥，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1.他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1943年8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1945年4月。中共“七大”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并明确地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2.1944年，经王稼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毛泽东选集》，为在全国范围内学习、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它的理论体系，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3.王稼祥作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在工作上向党中央提出的富有创见的主张、为中央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等带有指导性、决定性的决议，以及《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文章，都为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六、关于王稼祥生平及其他方面思想的研究

除上述五个方面比较集中的研究外，十年来，广大学者对王稼祥的研究还包括其生平事迹、高尚品格、对中央苏区、对东北城市工作、对统一战线的贡献研究等。

关于王稼祥的生平事迹研究，2001年徐则浩编撰的《王稼祥年谱》是最集中的体现。该书披露了一些过去不为大家所知的史实，比较完整、准确地记载了王稼祥的一生经历、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弥补了在这之前发表或出版的相关文章或著作的某些不足，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准确而可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关于王稼祥的高尚品格，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的青年爱国学生，还是出任新中国驻外大使，担任党内、军内高级领导职务；无论是身处逆境、跌宕坎坷，还是位居显要、受人瞩目，他都始终自觉地锤炼和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行为准则。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格力量和品德素养。他在成绩面前不喧嚷，在错误面前不掩过；在困难面前不屈服，在荣誉面前不自傲；在职位面前能上能下，在同志面前以诚相待。对金钱、名利，他视若弃物；对自由、解放，他为之奋斗。上述概括，是王稼祥人格、品质的真实写照。

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在此后的4年里，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作战，主持红军政治工作，花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1.精心策划，参与、领导宁都起义，创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2.宁都会议上，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待机破敌的正确主张。3.冲破障碍，力助被“左”倾错误者指认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而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4.致力于红军的政治工作。

关于王稼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问题，有论者提出，早在1936年1月，王稼祥就强调集中力量，一致对外。1937年6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前，他对即将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其前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统一战线是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与极复杂的阶级关系中，这个复杂性，决定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必须经过较长的艰苦的斗争，决定了统一战线合作的范围与程度时时会受到限制，决定了统一战线不会是平滑的直线的发展，而是包含着矛盾与斗争，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螺旋形的发展。这种分析与预测，对党中央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面对统一战线中出现的各党派和各阶级的矛盾与冲突、国民党和国军中有亲日分子及反共分子存在等各种问题，王稼祥提出必须处理好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必须处理好国共两党的磨擦，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站稳阵地，巩固共产党，发展共产党，放手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的诸多论述被党中央所采纳，付诸于统一战线的实践，促进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

1947年王稼祥在中共东北局负责城市工作部的工作，对城市工作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写出了《城市工作大纲(草案)》，强调深化对城市工作重要性及城乡关系的认识，对如何开展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政策：1.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保障城市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2.充分依靠工人阶级，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纠正只依靠无产阶级、不和资产阶级团结合作的“左”的或只依靠资产阶级、不依靠工人阶级的“右”的两种错误倾向。3.保护民族工商业，充分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王稼祥的这种探索具有较深的理论高度和很强的实践意义，为我国东北及全国各城市逐步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年来，广大学者对王稼祥的广泛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王稼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王稼祥历史作用的认识，为学术界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