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新夫　陈湘芝

摘要教育公平是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教育公平程度与政治认同情感成正比例相关。“机会均等”的科举“穷人教育”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得以绵延数千年的制度因素。以史为鉴，深入发掘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蕴藏的“公平公正”、“知识本位”教育理念，理性审视当今中国教育产业化、重点大学招生地方化等教育制度，切实贯彻温家宝总理的“穷人教育学”，有利于促进当今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教育公平，古代科举，长治久安，穷人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09)03-0017-06

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问题、实事求是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领域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更新教育观念，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教育公平一直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十七大倡导“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深入发掘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蕴藏的“机会均等”、“知识本位”教育公平理念，理性审视当今中国一些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出台，或许有所裨益。

1历史透视：中国古代科举教育“机会均等”与政治认同的提升

中国几千年官僚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纲常等级秩序的思想，但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中却能孕育出相对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这不能不令人称奇。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得到封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关键在于科举制度自身的完善一直朝着“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尽量达到一种事实平等”方向而努力。

“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乱所。”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改头换面、永葆活力乃至苟延残喘、僵而不死，是它为天下士子点燃的“机会均等”入仕希望所致。

“所谓机会均等原则，主要包括：第一，任何流动机会都应向所有合乎条件的人开放，而不能只向一部分人开放；第二，任何社会地位的条件应是建立在人们的后天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先天基础上，即人们通过后天努力是可以得到的。”科举“投牒自举”、“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形式上确保了官僚系统是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的。“学优取士”、“以文定人”决定了科举制度是以“知识”而不是以“身份”作为选官标准，人们通过后天努力可以达到，而不像世官制所要求的“血统”或“门第”、“财富”是在先天基础之上的。

自隋唐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社会精英(地主、士绅与官僚)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科举考试机会的均等，使寒门士子与权贵子弟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之身份，士绅又可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政治精英通过所授的职份田以及通过购置田产进而成为士绅地主。科举社会的官僚身份之非世袭性又增加了官僚后代(尤其是二三代之后)沦为平民的概率。而平民又可凭籍科举取得功名，从而再次卷入“士绅一官僚一地主”之间的精英循环。

正是由于科举社会为天下士子提供了相对均等的考试与入仕机会，故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来自于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较大数量，也包括当时社会地位极低的市井之子。诸多士子潦倒不第者，皆再接再厉，反复应试不止，觊觎一官，老死不止。其个性特征、精神气质无不纳入科场规范，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从此，士子乐书，百姓乐业，社会安定，是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

科举制度的“机会均等”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对于古代中国官僚政治的延续与发展意义何在?

一方面，精英阶层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新陈代谢状态有利于延续中国古代官僚政体的生命力。科举体制为历代官僚集团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德才兼备”科举士子提供了制度支撑。官僚的非世袭性使统治阶层内部的部分成员不断地流动出政治领域，而平民阶层中的“学优者”以“知识”作为通行证而被权力回收到政治精英阶层，成为官僚集团的新鲜血液，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始终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这对于延续官僚政体的生命力可谓是功不可没。统治者借助这一体制性力量，完成着对优质人力资源的开掘和吸纳以及官僚集团的新陈代谢，官僚政治的主体和后备军源源不断地得以复制。

另一方面，社会价值高度一体化有利于增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感。“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科举士子读书谋取功名的过程实质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过程。因为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天下士子为应试而浸润于儒家经典之中；此外，科举制度均等入仕机会所形成的“士绅一官僚一地主”生态循环，使得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而一统天下之局面日趋巩固，其在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同时增强了社会政治认同感。

科举制度在形式上标榜“唯才是举”，注重机会均等，强调公正、公开、公平。与西方的贵族等级制、政党分肥制相比，它“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战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入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事实已经证明，科举制度的“天下至公”之美誉名符其实。应当肯定，在“士舍科举之外，他无进取之门。苟有毫隙可乘，则营回以趋之，冒法以为之。明知其罪，不暇顾矣”的情势之下，科举制度能高举公平公正之大旗，矢志不渝地追求社会正义，捍卫科考公平客观性，实属不易。

对于科举制度的公平、公正性，胡适先生作过精彩的评述：科举“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

的手，并通过某种向所有自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当然，科举要做到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而科举制至少基本上做到了程序公平，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科举制度不问家世阀阅、凭才用人的“机会均等”取士原则，与世卿世禄制或任人唯亲的赡徇委任等选举办法相比，显然更为天下平民百姓所认同。

2现实观照：对当今中国教育产业化、重点大学招生地方化的反思

一个好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的社会，而应该是让人们“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社会。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也不在于贫富差距，而在于制度的约束使富人和穷人的角色固定化——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们不具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公平条件。“知识改变命运”是中国科举时代士大夫们坚定不移的信条。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由于教育产业化、招生配额制度的非公正性存在，却使实现这一口号变得越来越难。

应当肯定，建国后的教育政策较好地保障了人民受教育的权利，提高了教育的普及性和公正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教育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从恢复高考到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教育作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得到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强音”。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教育事业走入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特别是经过世纪之交近10年来的奋斗，我国已经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转变。

但是，恰如教育部长周济所言，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就必然面临新的课题，“现在，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上好学的问题成为突出矛盾；数量和规模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质量和结构的问题成为突出矛盾……从义务教育来看，99％的人口地区已经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和均衡发展的任务极为艰巨……人民群众不仅要求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加要求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事实如此，教育发展的每一个特定阶段，都会出现过去所没有的问题。“当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扩大到今天的23％时，必然会出现一系列过去未曾有过的公平性问题。”纵观各国教育史，教育平等问题的内涵亦是与时俱进的。“最初人们追求的平等是就学权利的平等，你能上学我也能上学。而到就学权利的平等基本实现后，人们又会产生新的教育平等问题，即有关就学条件的平等问题。因为尽管大家都有学上了，但有人上好学校，有人上差学校，享受的教育资源是不同，因此教育平等就表现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问题。”可以预言，五至十年后，当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后，人们还会提出新的教育公平问题。

当今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确解决了就学权利的平等问题，人人都可以上学，但接受高等教育、上好学校等就学条件的平等问题却日益凸显。教育产业化令广大低收入群体深有感触，而重点大学地方化的招生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众矢之的。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以保持经济增长趋势。这个动机本身就有悖于“穷人教育”理念。且不说与当今美国、印度相比，就是与古代科举制度相比，亦难望其项背。中国古代社会的底层家族之所以常常“挟至奢之望”，是因为科举考试是一种古代人文经典的廉价教育，所需书籍仅为四书五经，“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而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

与古代科举教育低成本相映衬，教育产业化的今天，自1997年高校全面并轨始，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节节攀升的高校收费正让越来越多的贫苦孩子望而却步。因为他们金榜题名之时，也许就是全家受困之际。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贫穷”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低下，更重要的是可行能力的低下。贫穷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成了最可怕的禁锢，它虽没有铁窗，没有大门，但却能锁住人的雄心，泯灭人的希望，这是社会的最大不公。

或许有人会说，不是有助学贷款吗?真实情况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助学贷款是商业银行运作的，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因欠债、逃债而不能如约还贷，非道德因素不为也，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由此造成诸多大学面临着成百上千亿的呆账死账。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衡量一个社会公正化的程度，关键是看它对穷人的态度。科举制度吸纳平民阶层进入官僚系统以制约贵族集团，其初衷虽是基于皇权稳固所虑，却不失为深得民心之举，为平民阶层提供了平等竞争的平台。而当今中国的大学扩招之本意却是“掏出老百姓腰包里的钱”以保持经济增长，它在广泛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加重了社会的不公正，人为地扩大了阶层鸿沟和城乡差异，这恐怕是决策者始料不及的。正如著名教育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所言“糟糕的教育制度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曾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宜瑾日前呼吁：“国家要采取切实措施，扭转教育机会上‘学而优则贫、富且贵占优的倾向。”

此外，高招指标分配不合理亦是导致当今教育不公的重要因素。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可谓是愈演愈烈。1998年以后，许多研究型大学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建”的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会对高等院校在基本建设方面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和投资，所要求的回报就是增加在本省的招生指标，上海、北京等诸多名牌大学的本地生源超过50％甚至60％。生源过于单一、过于偏于本地，降低生源质量有损于研究型大学自身的品质，最终导致戕害高校学术竞争力。人们曾雄心勃勃制定“挤入世界名校”的目标，而招生却画地为牢，迁就短期利益。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所言：“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就重点大学本地化而言，显然无法与古代科举制度“公平公正”、“照顾弱势”教育原则相比，朱元璋为平息“科举取士”南北地区间的矛盾，不惜借主考官的人头安抚、笼络北方士子，实行“南北榜分省取士”制度，平息南北士子的历史积怨，稳定北方社会以求社会长治久安。

朱元璋“分地取士”原则，妙就妙在没有违背科举“以文取士”原则，只是对“以文取士”原则作了进一步限制，使绝对的“以文取士”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