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

[摘要]媒介环境学彰显媒介形态的特性及其对人和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它忽视传播主体和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媒介效果的影响，体现了学科理论范式的局限。同时，它突破了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范式，试图从人性化的新视角思考媒介形态的演化，显示了学科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媒介形态；媒介主体；人性化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3－0376－05

一、媒介环境学的研究状况

“媒介环境”术语media ecology，又译作“媒介生态”，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首创和唯一一次使用它是在私人信件中。他说，为了促进媒介环境的平衡，每一种文化都有必要限制使用某些媒介，这体现了他对信息环境和媒介功能的关切。波斯曼(Neil Postman)推广了该术语，他遵照麦克卢汉的建议，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纽约大学创办了媒介环境学专业和博士学位点。波斯曼经常对学生说，媒介环境学学位点的使命之一是“探索麦克卢汉著名的隽语‘媒介即讯息”，此话道破了媒介环境学是研究媒介形式及其意义、功能的理论。媒介环境学通常被分为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是奠基者，代表人物有英尼斯(Harold Innis)、麦克卢汉等；纽约学派是光大者，代表人物有波斯曼、莱文森(Paul Levinson)、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林文刚等。实际上，媒介环境学思想也散见于其他国家学者的著作中，如法国的艾吕尔(Jacques Ellul)的著作等。纽约大学在媒介环境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扬名海内外的媒介环境学者大多毕业于该校。1976年《纽约大学年鉴》记录了波斯曼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媒介环境学会章程第一条明确媒介环境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一套复杂的关系”。林文刚认为媒介环境学“旨在研究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研究媒介系统，“重点是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它“还关心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总之，媒介环境学理论范式明显不同于传统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

经验学派成为北美传播学研究主流，主要在于它的媒介短期效果研究和内容分析的说服力，但这也是它遭受诟病之处，因为传播效果不仅指“可观察到的意见、态度或行为的改变”，还包括“更深层次的对受众认知结构和社会特质的建构”。经验学派关于“具体内容的量化研究，从根本上限制了传统实证研究的视野和范围。研究人员不可能对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内的传播进行调查和测量”。经验学派试图修正自身的不足，日益倾向于更广泛更深远层次上的效果研究。从魔弹论到效果有限论，从议程设置、教养理论到知沟理论，可以看作这方面的努力。然而这些修正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没有转变研究对象，仍然局限于内容分析，所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批判学派的政治意识形态视野和理论视野与经验学派研究范式相对立，它主要研究大众媒介的所有权，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组织对媒介的控制及其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和获取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批判学派关注媒介所有权的集中所造成的信息环境对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制约，也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问题。批判学派抱持怀疑、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提醒受众警觉传播活动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倾向，通过否定现存社会秩序，达到重构理性社会的目的。批判学派关注传播活动本身，视野比经验学派宏阔，但是也没有触及媒介技术形态。

传播学传统学派注重传播的内容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但忽略了传媒技术自身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结构上的冲击，这恰是媒介环境学的聚焦点。林文刚这样界定媒介环境学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1)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实际上，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和符号结构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样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2)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使其在传播中带有一套偏向。(3)媒介技术会促成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后果，这往往与媒介技术固有的偏向有关。根据这些理论假设，可以在20世纪初期生态理论家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中发现媒介环境学的苞芽，他们开始研究媒介技术如何影响人的观念。朗格(Susanne Langer)和沃尔夫(Be njamin Lee Whor.D)研究了内化于我们自身的符号系统的形式和结构如何影响了我们与周围环境打交道的方式。盛誉于1915－1935年间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把媒介作为社会的子系统来研究，视媒介为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强调媒介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主要学术领袖之一帕克(Robert Park)认为，传播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态环境；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发展改变了人的角色认知。但是芝加哥学派并没有把媒介的社会生态环境作为传播研究的对象，而是探讨媒介技术变迁对人类角色扮演起到了哪些环境性和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已经接近媒介环境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并对后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媒介形态及其影响研究的第一人。在英尼斯看来，任何媒介都存在时间或空间的偏向性，并深刻作用于社会组织形式。在印刷术到来之前，石头、陶泥、羊皮纸等能经受时间的消蚀，具有时间的偏向性。结果是，使用这些媒介的社会往往更稳定、长久，趋于保守的宗教势力更强大。纸张则是空间偏向的媒介，使用纸张的社会世俗制度完善，政治权威倾向于非集中化。广播也是空间偏向的媒介，但使用广播的社会政治权威却倾向于集中化。麦克卢汉承继了英尼斯的主要思想，认为与传播的讯息相比，媒介技术更为重要。麦克卢汉认同英尼斯关于传播新形式对时空的根本性影响，与英尼斯不同的是，他还探讨了媒介新形式对个人感知的结构性影响，认为媒介技术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是媒介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课题。

自麦克卢汉以降，媒介环境学者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都没有偏离媒介环境的变迁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这一主题。波斯曼综合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强调了媒介形式的作用，认为“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因此，媒介形式非常重要。波斯曼始终捍卫印刷文化，盛赞印刷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同时无情地批评电视媒介的负面效应。他在《童年的消逝》中指责电视造成由印刷媒介在16世纪建构的童年概念的消

逝；在《娱乐至死》中担心电视的娱乐化特性将毁灭社会文化，正如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担心的，“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在《技术垄断》中，波斯曼对技术发展持悲观主义的批判态度，认为现在社会已经进入技术垄断阶段，人们受到机器意识形态的控制，渴望“爱心斗士”来抵抗美国的技术垄断。梅罗维茨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给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角色带来的变化。艾吕尔在《语词的羞辱》中认为，语词的力量和形象的力量根本不一样，每一种媒介形式都有影响人类意识的特征，对人的意识的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也根本不同。莱文森对媒介技术发展充满乐观，相信人类掌握着媒介技术的主导权，媒介只是臣服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传播工具。他坚持“软技术决定论”，认为“硬技术决定论”有些极端，“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

英尼斯、麦克卢汉等人被冠以“技术决定论”的帽子而受到诸多争议。过分强调媒介技术而忽视传播内容对传播的影响固然失之偏颇，但是完全忽略媒介技术具有偏向性的影响也未免矫枉过正。随着媒介向人类社会生活的急剧渗透，媒介自身构成了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言下的“拟态环境”，对人和社会的结构性影响日益明显。从这点来看，彰显媒介技术的影响显得顺理成章。不可否认，媒介环境学给传播学和媒介文化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了解传播媒介整体的、长远的效果。

二、媒介环境学研究范式的局限

媒介技术特性是固有的，与传播主体无关，但媒介技术的影响与主体有关，因为不同的主体会传播不同的内容，媒介影响也随之变化。易言之，传播主体决定媒介技术产生影响的方向。工人阶级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产生的效应不同；私营、公共、国营广播电视产生的效应也不同。私人企业会把手中的媒介机构当作赚钱机器，国家政府会把手中的媒介机构当作国家发展的工具或权力集中的手段。法兰克福学派觉察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造成的单向度的传播后果，对文化工业背后的经济利益追求有清醒认识，对文化工业造成文化原创性的丧失感到痛惜；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更注重媒介与文化、权力的关系；文化帝国主义学派揭示美国等发达国家输出文化产品，造成文化侵略。整体上看，媒介环境学派过于关注媒介技术特性及其影响，却忽略了媒介主体的作用。他们只关注了中世纪僧侣阶层通过控制媒介而垄断知识和权力，但是忽略了印刷术以来媒介主体的作用。麦克卢汉把媒介类别分为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受到广泛认同；他还把媒介分为“冷媒介”、“热媒介”、“光照射媒介”、“光透射媒介”等，但没有区分媒介主权。波斯曼指责电视，但没有区分谁掌握着电视。莱文森对媒介技术充满乐观，但对媒介主体视而不见。媒介环境学者按照研究的价值取向，只是笼统地探讨媒介特性及其对人、对社会的影响。他们重视宏观层面的、长期的技术影响，忽视微观层面的内容影响。媒介主权属于中观层面问题，通过对内容的制约，从而决定媒介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向。

媒介主体的作用还体现在他们作为施动者的角色。媒介技术与媒介主体是一种互动关系，媒介技术对人和社会具有塑造作用，但是，被塑造出来的人和社会也会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技术。早期媒介环境学者探讨媒介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忽略了人对媒介的积极作用。英尼斯认为笨重、耐久的媒介具有时间偏向，决定社会秩序相对稳定、长久，他忽视了是人有选择地利用了这些媒介。汉谟拉比法典刻在巨石上，是人为了使法典永存而选择了石头，人本来可以选择木头或其他载体，而且从雕刻难度来看，这些载体比石头雕刻更轻易。在这一点上，英尼斯显然是因果倒置了。麦克卢汉偏离了芝加哥学派把传播作为社会生成和维系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思想，强调媒介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莱文森用“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的概念纠偏，说明他看出了“媒介决定论”的不足，试图用“软技术决定论”来修改前辈的错误。

政治经济因素对媒介技术影响的作用可以说是媒介主体能动作用的延伸。大众媒介兴起以来的发展走向是越来越控制在经济集团或政治集团手中。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认为，19世纪媒介日益成为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转型，最初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瓦解了。这说明哈贝马斯发现了政治或经济集团对媒介的操纵，以及媒介功能随之发生的相应变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意识到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放大了这方面的研究。媒介环境学研究却不然，“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媒介技术的影响绝不是无条件的、必然的，它受制于多种因素。印刷术在欧洲演化为一场空前的变革，引发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等后果，而在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社会却没有发生这些变革，说明欧洲具备这些变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而中国不具备这样的环境。

三、媒介环境学研究范式的突破

经验学派的研究关注现实，服务于选举宣传等政治目的和企业(包括媒体)经营管理等经济目的，缺乏对媒介技术是否人性化的形而上思考。批判学派采用哲学的、宏大叙事的批评态度，探讨传播活动本身与社会和人的关系，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文关怀。传播学者从内容层面探讨媒介伦理道德和规约，对媒介技术的人文关怀则不以为然。这种缺失可能源于两种认识：1、媒介具有技术属性，技术是中性的，是把双刃剑，适度利用有益无害，滥用则有害无益。2、媒介新技术毫无疑问有益于人类福祉。

当然，对媒介利弊的评判因人而异，而且可能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然而具体到某一种媒介，是否存在人性化问题，观点是可以明确的。人性化关怀应该成为传播学和媒介文化研究的终极关怀，因为它关系到媒介核心的道德目的问题，否则，这些研究会变得很盲目。

对媒介技术的人文关怀可追溯到柏拉图的著作中。柏拉图在《斐德罗篇》里重述了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古埃及法老塔姆斯对特乌斯神说，文字可能有损于人的记忆能力。英尼斯的著作也流露出媒介技术道德和现实关怀的端倪，在他看来，西方现代社会媒介发展严重失衡，偏向时间的媒介陷入低谷，偏向空间的媒介发展迅速，其结果造成人们缺乏历史意识，心态浮躁，充满空间征服欲望，因此有必要发展时间偏向媒介以抗衡空间偏向媒介的不利影响。英尼斯主张“万事勿过”，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过度发展一种媒介成为绝对主导媒介，就会造成社会知识和权力结构的危机；那些能够促进时空观念平衡的媒介是比较好的媒介。麦克卢汉回避对媒介技术作道德评判，认为现代媒介既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应该受到诅咒，它们只是存在而已。但是麦克卢汉也主张保持媒介“平衡”，认为那些有助于调动感官平衡的媒介是好的媒介，电子媒介有助于感官的平衡，因此是比较好的媒介。这说明麦克卢汉对媒介变迁也有淡淡一层道德关怀。

艾吕尔关切技术、政治和媒介如何使社会失去人性。他认为，追求效率范式或者把一切交给技术来

处理，最终会把道德话语逐出公共政策领域，直接或间接地使人类社会丧失人性。媒介领域尤其如此，现代大众媒介具有技术社会的特点。社会科学关于人类动力的发现推动了媒介的发展，比如，心理学服务于广告，社会学服务于营销。对媒介效率的研究反过来又成为剥夺人批判力的“科学”基础，媒介机构就这样与社会科学和政府合谋，摧毁理性话语和批判思维。集中化的大众媒介是使人跛脚的社会控制力量，替代了人们面对面的真正交流。艾吕尔不信赖现代媒介，称全社会协力推进培训学生使用电脑为“教育恐怖主义”，因为对技能教学的过分强调会使得学生学到的东西不会超过狭隘的技术边界，只会使学生丧失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才能，最终使他们丧失多才多艺。他认为，影像“并不是走向逻辑和理性的捷径，而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所以，他对影像传播取代语词和文字传播，从而使语词丧失意义表示愤慨，这从他的书名《语词的羞辱》中不难体会。艾吕尔并非否定影像传播的重要性，而是希望保持影像与语词的平衡，因为在他看来，影像是现实的王国，而语词是真实的王国。

最关怀媒介人性化问题的学者应是波斯曼。他对(媒介)技术发展的“非人性化”效应忧心忡忡。他应邀在2000年媒介环境学成立大会上做主题发言时，阐述了媒介技术是否人性化的标准：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我们的道义感和向善能力；以及媒介是否能够促进艺术表达、提升人们互动、促进对历史的兴趣等。波斯曼认为印刷文字具有这样的品质，电视则相反。他抨击电视使童年概念消逝，而童年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能是最具人性的理念”。在《娱乐至死》中，他指责电视固有的娱乐化特性将使社会文化面临因娱乐过度和信息过剩而毁灭之虞。电视的属性使它不适合真正富有意义的话语，比如政治和宗教话语。在《技术垄断》中，波斯曼断言，技术发展会使社会丧失人性。

与波斯曼唱反调的是莱文森。与导师悲观情绪相反，莱文森提出媒介发展“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和“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um)的概念。虽然莱文森所言的“人性化趋势”与波斯曼的人文关怀(humanism)不尽相同，但是在媒介技术是否符合人或人类利益的问题上，含义是一致的。Anthropotropie是莱文森生造的词，由anthropo和tropic复合而成，前者为“人”、“人类”之意，后者为“回归线”之意，复合词意为“回归人”或“回归人类”。“人性化趋势”意即凡是回归前技术时代人类传播特点的媒介就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好的媒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的感知和认知模式；手机因为更符合前技术时代人的交流特征，将取代电脑成为未来的主导传播工具。“补救性媒介”可以说是对“人性化趋势”的“补充性解释”，强调人在媒介演化中的理性选择能力；任何一种后继媒介都是对前一种媒介的不足功能的补偿；人类的技术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人性化”。关于媒介“人性化”，莱文森是从媒介对于人类交流的便利性和相符性而言的；波斯曼是从媒介的人文关怀、道德关怀和现实关怀而言的，是从媒介技术对整个人类的意义角度来审视的。针对电视带有反认知后果的电视批评，莱文森认为它们并没有实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录像系统既可以传递口语词和图像，又可以传递书面词语。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技术对学习和促进阅读可能是利大于弊的”。波斯曼认为印刷文字是人性化媒介，因为有助于培育理性思维能力，18世纪出现的诸多理念，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归纳科学、妇女权利、童年、废奴、选举权等，甚至进步观念和幸福观念本身，都是印刷文字培养的思维方式。师徒二人在媒介人性化标准上的分野造成他们观点的差异。

(责任编辑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