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滨

[摘要]阿诺德·汤因比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他不仅开创了一个历史学新领域，而且更合理地诠释了工业革命的内涵。汤因比的有关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对自由理论提出了修正，认为只有保证所有人的自由才能促进全社会的福利；将圈地视为英国现代农业进步的前提，并认可个人所有权的建立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从理论和事实上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同时也得出了工业革命中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结论。

[关键词]阿诺德·汤因比；经济思想；英国；工业革命

[中图分类号]K56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3－0357－06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 1883)是19世纪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是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J，汤因比(1889－1975)的叔叔，国内学术界常将其称为老汤因比。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汤因比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尽管汤因比不是首次提出“工业革命”概念的人，但他却是从历史角度对工业革命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第一人。汤因比的经济思想不是来自于抽象的理论，而是来自于对历史现实的思考，从历史分析中阐明自己的经济思想。因此，研究方法上，汤因比特别强调应将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本文以下论述的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汤因比的主要经济思想及相关的经济社会现实。

一、汤因比自由理论与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

汤因比将自由视为英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根本，这是他对工业革命更深层次内涵的提炼和总结。汤因比的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观点，但他所指之自由又不同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他对自由与经济发展有着独到和更深入的理解。

经济增长同样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论题，亚当·斯密理解的增长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他看来，实现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和最有效的道路就是自由。斯密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不仅有利于最好地实现个人的利益，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增加国民财富的具体办法则是增加投资和劳动，资本和劳动的合理使用必然要求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均衡比例，而这种均衡的实现必须通过自由来达到。从斯密开始，自由放任理论成为了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古典经济学的总结者约翰·穆勒就认为：“一般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必然会带来弊害。”对于斯密思想的核心，汤因比有着精确的感悟。他指出，“个人自由的无上信念和人的自爱是神的天意的信仰”，是《国民财富》的精髓，是国民财富得以增长的时代基础。个人自由的崇高价值“是《国民财富》获得其魔力的工业自由的信条。……他们声称这是人类最惊人的权利之一，(人类)不仅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且还有生产和交换的自由”。

“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竞争替代了早先曾经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管制。”这句话可以说是汤因比对工业革命最精辟的总结。自由对于当时的经济来说就是剔除垄断与管制，代之以竞争与经济活动的自由。18世纪的英国成为了率先开始工业化的国家，这其中的原委绝非单一经济因素可以解释。从英国的历史来看，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由经济不自由之路转向自由之路的过程。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垄断与政府管制成为了英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重要经济特征。1555年的《织工法》、1563年的《工匠法》和1662年的《居住法》等法令都是国家维护和实施垄断的突出例证。在这些法律之下，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投资与就业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禁止。针对18世纪的状况，克里斯托弗·希尔就指出：“如果管制和控制体系是有效的，英格兰的工业发展应该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幸运的是自17世纪内战以后，地方自治利益、劳动力就业需要等诸多原因都导致了经济管制的不断放松，经济自由度从而获得日益的增长。当然，经济自由绝非是在工业革命开始时就已完全获得，实际上，在整个工业革命过程中获取自由、打破垄断一直都是时代俊杰们不断追求的目标。当时的现实表明，不仅行业垄断不断被打破，而且诸多维护垄断的法律也变得名存实亡，并最终被废除。1813年《工匠法》被废除，废除它的法律就承认：“它是一个权宜之计，……应当废除。”汤因比认为，竞争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如果没有竞争进步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味着任何人有权从事他喜欢的事业，意味着任何人可以通过竞争向社会展示他的才能和获得成功。正是这种时代潮流让欧文、阿克赖特这类出身平平的无名之辈成为卓著的工业家，而如此的案例在工业革命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汤因比对自由的认识、在对待自由的态度上比斯密时代的经济学家更清醒和理智。此时的汤因比认识到仅有自由是不够的，自由也有着明显的缺陷。

自由放任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垄断与管制，使经济释放出最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工业革命后期的事实却开始显现出自由可以滋生出新形式的垄断。汤因比认为，自由本身也可以建立垄断。生产者的利益与消费者的利益有冲突，产品的质量不是总能有保证，国内的自由贸易也可以产生自然垄断。19世纪后期，在工业革命曾经历的自由之路上，英国经济中垄断再次以新的形式出现，工厂主们联合起来确定工资水平、产品价格，从而控制市场。而且，工厂主完全可以说联合是我们的自由。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工人为了自身利益在交易时都希望自己获利更多，掺假行为成为当时一大流弊，食品、纺织物均可掺假。纺纱厂中大量使用童工、女工，这些人作为弱小群体很难在雇主面前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成为工伤、超时工作、营养不良的受害者。这些情况如果社会以自由之名而放任不管，将不可能实现这些人的个人利益，促进公众利益的理想也将不可能。通过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汤因比认识到“竞争本身既非善也非恶，它是一种必须加以研究和控制的力量。……如此，就可能获得一个更好的竞争经济和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因此，他认为生产上的竞争有利于社会，而导致压迫劳工的竞争则不是，这种竞争必须加以遏制。

汤因比认可的自由是加以修正的自由。他认为个人利益并不总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促进个人福利的行为并不总是能够促进他人和社会的福利。“工业革命的结果证明，自由竞争可能产生财富而不产生幸福。”为了促进社会福利和维护公共利益，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因素能够消除自由的弊端、确保一个真正公平的自由。汤因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兼顾的问题。对于19世纪的社会难题，当时的人们曾提出了诸多解决之道和理论体系，其中有基于英国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也有高度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构想。汤因比的观点即属于前者，这也正契合了他作为历史学家应具有的思维方式。汤因比特别强调，“历史方法追求一种不同的研究线索。它考察经济发展的实际原因，并且考虑制度在决定财富分配上的影响。”这里的“制度”一词，意指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以看出，汤因比的思路总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将本民族的特征作为理解问

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英国是一个既注重历史传统又能不断接受时代变革的社会，历史本身也多次证明了许多空想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在英国成功。也正是出于这种思路，汤因比反对那些彻底改造英国社会以消除所有弊端的空想。

二、汤因比所有权理论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农业进步

工业革命时期，农业进步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如新作物、新牲畜的引进和改良，诺福克轮作制的采用等；另一方面是土地权利形式的变化，即圈地。英国的圈地大约自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结束。圈地虽并不一定会立即带来新技术、新作物的使用，但圈地意味着土地权利制度的新安排。迄今为止许多学者都将导致圈地的直接原因归之于养羊业的扩张，汤因比也同意这种解释。

汤因比十分看重圈地对农业进步的作用，将其视为英国现代农业进步的前提。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仍然保留着敞田制和公地，这样的土地权利方式缺乏或没有明确的个人所有权，具有集体或公共所有权的特征。他认为这种土地对生产进步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其缺点包括：“1、必须对农作物采用同样的耕作程序。没有合适的轮作是易行的，……也没有大规模的养羊业。2、由于劳工和牛要在教区的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的分散地片上穿行，许多时间失去了。3、关于草场和麦茬的放牧权以及土地边界的问题，永远都会引发争吵。在一些田地上，没有‘垄来划分地块，人们可能在趁夜晚犁地时从他们的邻居那里偷得一畦。”按照汤因比的分析，由于共同耕作，单个农场主就无法种植新品种也无法使用新的耕作方式；由于各家的土地过于分散，耕作起来不仅麻烦耗时而且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由于权利模糊，会不断产生土地的权利之争而干扰正常生产。而将敞田转变为圈地则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难题。因此，他认为：“在圈地实践与农业改进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耕作最好的是那些长久以前就已完成圈地的郡。”

历史上对于圈地所产生的影响有过颇多争论，如圈地导致乡村人口减少问题，但圈地对农业进步的作用仍逐步为人们所认识。16世纪的费茨赫伯特、T.塔瑟、18世纪的A.杨以及亚当·斯密都认为圈地有利于农业生产。圈地的议会请愿书也大都列举出敞田的种种弊端。因此，到汤因比的时代，圈地有利于农业进步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圈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公权转变为私权的过程，这一特征在当时已为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忽略了所有权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故而，涉及所有权与生产进步关系的思路在当时思想中是很少见的。汤因比已清楚地观察到圈地就是废除公权建立私权的过程，而且也赞同土地集体所有权向个人所有权过渡是一个趋势，并认为“这是一个规律，它对于几乎所有文明国家都是真实的”。但遗憾的是，他也仅将圈地视为农业进步的前提，而没有在所有权和农业进步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其实，圈地只是所有权转变的外部形式，真正成为英国农业进步前提的是个人所有权。这才是消除敞田的弊病，奠定农业进步的基础。不过，汤因比既看到了圈地是建立私权的过程，又看到了圈地是农业进步的前提，这在当时已是少有的智慧。

在圈地与农业进步的过程中，约曼衰落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都引起学界的很大关注。约曼是英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但从19世纪开始有观点认为这个阶层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派观点认为由于圈地导致公权利益丧失，使这一阶层深受其害并沦为无产者，到18世纪中期这个阶层就消失了。由于圈地，约曼成为了被剥夺者，因此，导致约曼消失的根本因素就是圈地这一经济活动。汤因比既不同意18世纪中期约曼已消失的观点，也不同意约曼消失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他所指的约曼即小土地自由持有人(freeholders)。他认为“直到1688年革命之前，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自由持有人仍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从那时起到19世纪80年代小土地自由持有人的消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约曼的消失主要是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汤因比将约曼衰落的原因总结为三点：其一，“革命之后土地乡绅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商人只能通过成为土地所有者才能过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这些原因导致对购买土地的渴望。其二，限嗣继承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进入市场。其三，圈地打破了敞田制，导致土地重新分配，对小自由持有人不利。汤因比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状况的。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强权已不再是英国政治的特征，政治掌握在以贵族、乡绅为核心的土地利益手中。土地就代表着权力、社会地位、荣誉及尊重。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国内商业领域已表现出了相当的自由度。但仅有财富并不能在这种社会中获得较高的地位，社会地位必须通过进入土地阶层才能获得。于是无论乡绅还是商人都会将财富用于购买土地，以求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在这种政治气氛的诱惑下，土地就会通过市场流向这些人。圈地的结果是以个人所有权取代了公权，这很可能对小所有者不利。因为圈地后，小土地所有者得到的补偿就少，生产规模就小。在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于是一些小所有者就出卖了自己的土地，这样的人有可能变成租地农场主，也有可能变成无产者。这些社会现实都会致使土地从一些人手中流向另一些人手中。一些小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的现象自然会造成这一阶层衰落的印象。不过，小土地所有者是否真的在19世纪或更早衰落、消失了呢?这一问题至今尚有疑问。近期贝柯特的统计显示，18世纪50年代自由持有人的数目约为21万，1803年为18万，19世纪70年代为24万。在议会圈地的这一百多年中，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其实并未减少。英国农业进步的确是以个人土地所有权为前提的，但并不一定以丧失小土地所有权为代价。

三、汤因比工资理论批判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

工业革命中越来越多的人变为工资劳动者，劳动者与工资已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问题。对于两者的关系，亚当·斯密提出：工资是由资本预先支付的，而且所需劳动的量也是由投资量决定的。这一理论称为工资基金理论。熊彼特将其总结为：其“基础是……(工业)工资是从资本中‘垫付，的”。大卫·李嘉图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汤因比正是通过对李嘉图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分析提出自己观点的。李嘉图的工资理论认为，“资本的数量……增加。市场工资率都会提高，因为资本增加后，对劳动的需求就会成比例地增加。所以社会每有改进，其资本每有增加时，劳动市场工资就会上升。”而工资上升肯定会带来生活状况改善，长期将导致人口增加，从而使劳动供给大于需求，致使工资回落。从李嘉图的理论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因为工资由资本决定，所以工人阶层旨在提高工资的任何努力长期内都是无效的。

汤因比从两个方面对工资基金理论作出了批评：一是理论本身的错误，二是能否解释历史和经济现实。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错误。汤因比将工资理论的起源追溯到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抑制，便会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该理论包含着这样的逻辑，人口增长势必快于生活资料增长，如

果不设法使人口与生产资料保持适当比例，未来的人均收入就会日益减少，社会就会陷入日益贫穷之中。从这种逻辑出发，李嘉图的工资理论看起来便相当合理。但汤因比指出这一理论包含如下的错误前提：“1、或者可用于支付工资的某特定个人的资本是固定的，或者可用于此的社会全部资本是固定的。2、工资总是用资本支付。”他认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不存在固定的工资基金。供给会随着需求增加，这就意味着社会总产出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增加的。同时，资本可以通过储蓄增加，人口也可能逐渐减少，工人工资的不断改善完全可能。迄今为止的经济史也证实，从来不存在工资必然符合维持生存必需水平的趋势。尽管工业革命时期某些行业的工人仅能得到勉强糊口、甚至更低的工资，但并不能说明工资的趋势必然如此。实际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通常较高，而且自19世纪开始工人收入的整体改善也证伪了李嘉图的观点。经济增长势必导致人均收入增加，而这完全可能带来劳动阶层收入的改善。18世纪中期，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约620万，1851年则近1800万。同时，人均的消费水平却在增长，据克拉夫茨估计1760年的实际人均消费指数是57.2，1801年是63，1851年是100。马尔萨斯预言的人口灾难并没有出现，李嘉图的理论也没有得到现实的支持。显然，汤因比正是看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此处的纰漏。

第二，该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汤因比认为，工资理论仍可解释1795到1815年间的经济现实。在这个时段里，由于谷物价格上涨过快造成实际工资普遍下降，而同时人口依然快速增长。汤因比认为这是由于英国参加了拿破仑战争，政府在国内大量举债，导致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向国债。生产性投资的减少导致失业和实际工资降低，而快速增长的人口又不断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这似乎反映了人口增长超过生产资料增长的状况，也说明劳动量由资本量决定。李嘉图的《赋税原理》初版于1817年，其理论正是由此得出的结论。但除了这一时期外，该理论并不具备普遍性。

在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批判后，汤因比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工资依赖于两个因素：该国家中生产的总量，以及其产品的分配模式。劳工份额的多少首先依赖于它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其次，依赖于他能够与其雇主交易的性质。”根据他的观点，工资完全可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工资并不是维持劳动者生存的价格，工人也不是“工资规律”的奴隶，而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因素。汤因比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问题。对他来说，劳工阶层的收入是否能改善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他的结论是，持续改善是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事实。工业革命中的工人生活水平问题自19世纪起就存在争议。但今天多数历史学家都已相信工业革命中工人的生活水平总体有所提高，汤因比的观点在20世纪最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通过研究，他不仅认为事实已证伪了李嘉图的工资理论，而且还认为未来的工人状况可能得到更多的改善，而改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自由贸易”。从中我们可以再次体会到他将工业革命的本质理解为自由的观点。

四、余论

汤因比的经济思想完全是以历史和现实为根基的。他承认人类的社会活动存在某些规律性，但在他看来任何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人类社会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真理。他那年轻而深邃的思想已超出了当时多数人对世界的理解。汤因比睿智地洞察到，经典物理学的思维方式不适合于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性问题。他说：“经济学家已经无法在物理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做出区别。他们已经拒绝认识到前者是永恒和内在的同时，尽管后者中也有一些是永恒的，如‘收益递减律，但大多数情况下它表达了具有通过自我意识的人类行为进行修正的能力的人类性质的事实。”正是这种洞察力使他认识到，自由的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修正，个人所有权仅对“文明国家”是一个趋势，而并不一定普遍适用于所有民族，也使他在证伪了“工资铁律”的同时，又发现它确有适应的特殊历史环境。可以说，他的这种认识能力即使在当今也是许多人所不能达到的。难怪连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的A.J.汤因比也对他这位叔叔崇敬有加，他慨叹道：“阿诺德·汤因比在三十岁时是多么的著名!如果我死于那个年龄，我在其他人中应该是多么的低微!”

(责任编辑桂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