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英

[摘要]汉娜·阿伦特一生最大的思考重心是“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来自于其“根本恶”的概念。她认为“根本恶”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而“平庸的恶”则是由于此状态中的平常之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之后，在丧失了人的自由性与思想性，从而丧失任何道德判断力的条件下所犯下的不自觉的恶行。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

[关键词]根本恶；平庸的恶；极权主义；无思

[中图分类号]B51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3－0319－07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德裔犹太学者，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师承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两位存在主义大师。不过她并不单纯地属于什么流派，她的思想很难归类，其一生只致力于两件事：“无尽的爱”与“积极的思考”。其政治哲学著作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包括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源及其罪恶、政治行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及公共领域的建设、从对纳粹战犯鲁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中得出的对恶的反思、现代革命传统的意义、政治自由与权力的本质、人类心灵生活的能力等。其中，伦理学中关于恶的问题是时下人们研究其思想的热点，此思想主要集中于让她引起世人广泛争议的两本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一份平庸罪恶的报告》。在前者中，阿伦特在探讨极权主义制度起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极端的、根本恶”(Radical evil)的思想；在后者中，她则提出了关于“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有些学者认为她的这两种关于恶的思想非常不同，是实现了一种“重大的转变”，认为后来的“平庸的恶”概念实际上取消了之前所讲的“根本恶”。笔者的意见有些不同，虽然表面上看，“极端的、根本的”(radical)与“平庸的(banality)”这两个概念是对立的、相反的，然而，在笔者看来，恰恰是由于前者才有了后者。

一、阿伦特关于“根本恶”(Radical evil)的理论

(一)“根本恶”的概念

促使阿伦特回到哲学的最重要问题的是她对纳粹极权制度下所出现的一种她称为超越历史传统的解释力度之“恶”的反思。阿伦特在其最早的一些文章中首先提出的关于恶的概念是“完全的恶”(absolute evil or arch-evil)，正是基于这个概念，后来她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才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恶”(radical evil)的概念。她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根本”是因为她认为这种恶“从人类可理解的动机来看无法再恶化了”。这种恶乃美德无法宽容、法律与刑罚也难以制裁的恶。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恶的真正的彻底的本质是什么”。在阿伦特看来，“在我们的全部哲学传统中，我们本来就不能相信一种‘根本恶，在基督教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恶)至少也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颠倒的恶意(perverted ill will)，但是这起码也是以一种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而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无法藉助任何事物来理解的，是一种以强劲的力量与我们对抗的现实，它打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标准。”不过阿伦特也清楚地意识到：“根本恶是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的，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这种制度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它的本质在于抹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区别和界限，把人的复数性和差别性变成一种集体的同一性。作为前所未有的“根本恶”便是这种制度的伴随物。

事实上，“根本恶”是阿伦特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最早使用这一概念。康德认为，人的偏好(inclination)会诱惑人作恶，当人没有遵循道德法则而是听从自己的偏好去行为时，这就是人的“根本恶”。这种恶之所以“根本”，不是指一种具体的、极端可怕的恶，而是指它是一切恶得以可能的根源或根据。康德把道德行为的原因归之为实践理性所颁布的普遍道德律(“你应当如此行动，使你的行动所遵循的准则具有可普遍性”)，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他指出，恶根本上出于选取与道德律相悖的“主观根据”，它的特征是一种有计划的自欺，是一个人明知普遍的道德律而有意违反的主观偏好。因此，康德认为人性具有向恶的可能性，采纳恶的准则是人的先天倾向，根本恶植根于人性之中。

不过，阿伦特仅仅是借用了康德的这一概念，其具体的内涵却与康德不同。阿伦特认为，“根本恶”的产生源于极权统治所遵循的一种理念，即：世界只需要一个全能的如上帝般的意志，因而其他人都变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这种多余性表现在它取消人的行为的自发性，即取消人行为不可预测的自由性，从而取消了人的任何主体性，也就使人变成了一些多余的社会符号，他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只会做出机械的物理反应，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被任意处理了。正是用现代的技术理性，极权制度将其统治下的所有人都变成了多余的机器。它通过切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切断人的根本的存在本质，使人完全丧失了其伦理性与社会性，即使人成为了一种非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判断的可能。因而，这种“根本恶”在阿伦特看来之所以是根本的，乃是在于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作为人的资格与意义，连上帝也没有拥有这种行为的权利，极权制度却将其实现。阿伦特接着还发现，这种根本恶并不是由魔鬼似的人来做的，却是由平庸之人犯下的。“根本恶”的极端性与不可理解性正在于它是由人的平庸性生活所导致的普通人所犯下的罪恶。

(二)“根本恶”产生的原因

传统哲学都把道德现象诉诸于人的理性能力，恶源于自由意志。比如康德就完全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把道德恶的起源追溯到自由、理性的“人格禀赋”，是人对公认有效的理性法则的有意背离，因此是最大的自欺，是“自己违反自己”。然而，在阿伦特看来，“根本恶”不是理性可解释的，最大的恶是一种没有任何理由的恶，这是阿伦特和以往所有的道德哲学家相悖的。这种恶由极权主义这种超常的制度创造。首先，因为当纳粹主义在欧洲引起的全面的道德崩溃使得传统上被视为普遍有效的道德律令，诸如“不杀人”、“不说谎”等不再是自明的时候，社会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遍的道德律令了。“社会公认”、“普遍有效”成了随波逐流的借口，社会公认的法则反倒是完全相反的一套，真正有道德的人则是那些敢于反抗既定价值规范的人；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社会让人变得表面化、原子化了，失去了自发性的自由，不再可能从理性自由中发展出个人的道德承担。

不仅如此，极权主义还杀死人的道德人格，让通常的道德、良心通通不起作用。“对道德人格的攻击也许仍然会引起良心的反对，良心告诉他宁可作为牺牲者而死也不能作为一个谋杀官僚而活。然而，极权主义恐怖却在让良心的决定变得成问题和暧昧的方面取得了它最巨大的成功。当一个人要在背叛和谋杀他

的朋友或送走他的妻儿之间做出选择，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对他们的死负有责任的时候；甚至在自杀都意味着直接杀害了他的家人的时候，他该怎样做决定?他不再是在善和恶之间二者择一，而是在杀人和杀人之间二者择一。谁能解决那个希腊母亲的道德困境：纳粹允许在她的三个孩子之间选择哪一个被杀?”这便是极权制度对人所犯下的最极致的恶，一种彻底取消人的道德人格的恶。

极权主义还消灭人残存的个体性。“一旦道德的人被杀死，剩下的阻碍人们变成活死人的一件事就是个人的差异性，他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性了。”纳粹有很多方法彻底取消人的个性，比如让所有人都脱光衣服挤进闷罐车，剃头发，编号，穿古怪的衣服，来来回回地跑，做无效劳动，比如把一堆砖头搬来搬去，最后送进毒气室等。阿伦特指出，这一切背后的法则就是彻底消除人的个性、自发性，在《人类的境况》之后她更称此为“复数性”(plurality)与多元性，复数性是人的“本性”但并不是不可取消的。“实际上集中营实验显示了人类能够被转变成人类动物的种群。人的‘本性是属人的，只有在它为人开放了成为某种更高的、非自然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条件下。”然而，极权主义却通过取消人的个体性最终完全取消了人作为人的可能性，从而使人成为了多余。极权主义运动发展到最后，彻底摧毁了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破坏了一切人类的团结，成千上万的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正是这种绝对的孤寂，使得人作为个人不能思考；作为一个群体，没有了交往。阿伦特认为，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阿伦特对造成根本恶的外在社会制度的深刻而有力的控诉。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不再有作为人的任何意义，一切人都成了世界的多余。极权主义所造下的这种“根本恶”最重要的做法就在于取消人的内在性与私人性，使人完全丧失作为一个主体性存在的能力与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认为这种恶是极端的，根本的，彻底的。然而，这种对恶的描述是从恶的社会性意义上来看的，虽然外在的极权主义制度试图彻底取消人的主体性，从而取消人的行为的自由意义，取消人的道德性，但是，在阿伦特看来，追究个体行为在此境况下的作为从而判断其行为的道德意义却是必须的，制度可以取消人的主体性、自由性，然而，作为绝对意义的人的可能性，却是应该积极作出自己的努力去抵抗这种根本恶，对于那些没有做到的人，阿伦特则嗤之以“平庸”。

二、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理论

(一)“平庸的恶”的涵义

“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是阿伦特在研究了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重要执行人艾希曼的审判之后作出的一种新的概念上的转换。这个概念不是阿伦特的发明，而是其丈夫布吕歇尔对恶的一种讽刺性的说法。后来这个概念便成了阿伦特1965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一份平庸罪恶的报告》副标题的关键词。她在该书中指出，当我们面对这个具体的犯罪个体时，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极权政权的集体性罪恶，而是极权政府之官员的个人罪行。可见，“根本恶”与“平庸的恶”并非什么逻辑上相悖的两个概念，而是阿伦特在言说恶的问题时从两种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前者是从社会视角出发，后者则是从个人的主体视角出发的。

1961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抓获了纳粹头号战犯、欠下五百万条人命的艾希曼，并将其送至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亲赴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做报道，这次亲临现场的机会让她对恶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1963年在报道的基础上她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一份平庸罪恶的报告》一书，首次提出了“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正是对艾希曼的审判改变了阿伦特对恶的看法。阿伦特对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辩护的描述是：艾希曼讲了一些无休止的陈词滥调，看不到任何痛恨犹太人的证词，相反，他为自己作为一个“守法公民”而感到骄傲。在审判的过程中，阿伦特惊奇地发现在艾希曼身上找不到任何邪恶的动机或狂热的信念。他身上似乎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特征能把他和他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这种现实促使阿伦特思考人的“穷凶极恶”并不是犯下滔天大罪的必要条件。在犹太人看来，或者说在传统的道德哲学看来，如果不是一个恶魔的话，怎么可能毁灭世界?但在阿伦特看来，恶可能采取一种平庸的形式，不仅魔鬼可以毁灭世界，像艾希曼这样平庸的人同样可以毁掉世界。

恶(evil)究竟是什么?在晚年，阿伦特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她在《心灵生活》中重新回顾了以往关于思考恶的现象的哲学传统，指出，以前的人们“往往认为恶是某种恶魔般的东西，其化身是撒旦，是从天堂里堕落的天使，或者是魔鬼，他的恶是狂妄，也就是说他不想侍奉上帝而想与上帝一样；而罪人，他们将嫉妒付诸行动，那也许是对自身尽管没有过错却未能得到好的结果的一种愤恨，或者如该隐的嫉妒，他杀死了亚伯，因为‘上帝祝福了亚伯和他的后代，但是对该隐和他的后代却未加祝福，或者他们是受到缺陷的驱使而作恶，或者，恰恰相反，出于纯粹的善而对缺陷产生的强烈的仇恨(而作恶)，或者，出于贪婪，这个‘所有恶的根源”，然而，阿伦特认为，她现在看到的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却又无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从艾希曼这样犯下了无可否认的恶的人身上，却无法追踪到更深层的根源和动机，而这种恶可以定义为一种“平庸的恶”。

我们可以看出，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描述是一种基于现象学的事实描述。“艾希曼既不是埃古，也不是麦克佩斯，他也不像查理三世那样‘摆出一副恶人的相道来。他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根本没有其他的行为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当然他为了自己晋升决不会做出暗杀上司这种事，简单地说，他只是没有去反思自身行为的意义。正是由于缺少这种想象力，所以他在几个月的接受警察预审时，坐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警察面前会亮出自己的心里话。他反复解释自己只升到中校军衔而没有再被晋升，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他不是愚蠢，而是完全的无思想——这决不能等同于愚蠢，无思想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这就是‘平庸。艾希曼，一个面临死亡，站在绞刑架下的人，除了考虑他一生在葬礼上听到的悼词外并不考虑别的东西，而且这些‘高贵的言语完全遮蔽了他自己死亡的现实，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不一般的。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能导致比内在于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更大的浩劫。事实上这是我们在耶路撒冷所能得到的教训”。既然平庸的恶是从人的主体性方面来描述作恶之人的样态，那么从个人视角出发，阿伦特又是怎么考察其产生的原因呢?

(二)“平庸的恶”产生的原因：公共领域的衰落与无思的人的产生

阿伦特以“平庸的恶”这一说法试图概括的是这样一种罪恶：它出自于像艾希曼这样的人所固有的停止思考的特殊能力，这种人的无思又因周围所有的人都毫无异议地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及其千年帝国的辉煌展望而得以加强。但是，因为她多年来一直使用“无思”这一术语，使得她的判断获得了

更大的共鸣。当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讨论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时，她给这个术语下了一个定义：“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在阿伦特对“平庸的恶”所作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的核心涵义：恶产生于无思想(thoughtless)，是人丧失判断力所遭至的后果。阿伦特这么诠释“无思想”：“无思想就是平庸(banality)，其特征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能力不充分。”这导致他不会对自己所承受的命令规矩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反思，也不会从他人的立场思辨个人行为的意义。他只能重复一些固定的词语，所以，与他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交流很困难。不仅因为他常说谎，而且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及他对他人的存在的想象力完全丧失了，只用这种像盔甲一样的防卫机能来保护自己。这种“无思性”让他在特定、具体的处境中缺乏了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从而失去了行为选择的道德根据。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平庸的恶”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罪恶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

这种无思性的产生主要源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对人造成的“物化”结果，以及极权主义制度对人的“非人化”残害，后者即我们在前文分析“根本恶”时已经提到的极权主义的极端罪恶。因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产生的异化。

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导致私人领域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人们相互对话、辩论、参与行动和达成共识的政治共同体，既是个体自我和世界实在性的保障，也是政治行动从而自由可能的条件)，大众社会就是私人领域极端社会化的产物，就是人类不知公共领域为何而群体从事家务劳动的产物，在其中，人类的平庸、单面和无批判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公共领域的丧失对人的戕害在极权主义中暴露得最为彻底，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虚构的自然或历史运动。其中，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是自由的，前者一方面相信人无所不能、无比狂妄，一方面自认为是执行历史或自然法则的工具；后者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和绝对顺从，所有人都丧失了政治责任的判断和承担。在引起争议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阿伦特便是要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可怕的事实：艾希曼不止是“欠下五百万条人命”的杀人魔，不止是一个官僚机器的体制化产物，更在于他是个毫无思想力和判断力的普通人。

另外，阿伦特也发现，现代社会的另一个大弊端在于将劳动这种传统中最受人轻视的活动提升到了人类活动的最高等级，当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生产的，而一切产品又是下一轮生产的手段和工具时，人的本质和事物的本质都被消解为它们的市场价值，人和物都溶于劳动过程和资本的积累过程，融于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循环中。这种劳动的社会化产生了一大群自感孤独、多余并跟生活世界日渐疏离的大众。他们缺少正常交往，不关心政治，拼命追求物质满足，成为受消费社会严密组织的机器。因为失去了令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他们既不能反思事物也不能反思自身，全无经验能力和思考能力。孤独、恐惧、绝望、无力、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正是极权主义赖以形成的群众心理基础。而正是这种庸众却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罪魁祸首。

三、阿伦特的“根本恶”与“平庸的恶”的相互关系

本文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这两种恶的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主要分为两种，其一，认为阿伦特后来提出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是对其前期“根本恶”概念的一种背离与反叛；其二，则是认为她的这两个概念事实上有着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并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笔者基本上赞同后者，关于这一点的论证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将其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阿伦特的思想七零八落，无法自成完整的体系。虽然阿伦特自己也认为她并不想构建什么思想体系，但是，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我认为在主要问题上她基本上还是遵循着自己思想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的。

(一)阿伦特的“根本恶”向“平庸的恶”的转变过程

从“根本恶”到“平庸的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现代社会的认识并没有根本的转变，只是不断深入。如果说“根本恶”的重点还在于揭露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揭露官僚体制的宣传、组织的运作，揭露那个将人变为平庸之人的极端社会，那么平庸的恶则将问题聚焦到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一方面，传统人性的道德被颠倒为非人性，极权主义使社会中的道德彻底崩溃，屠杀人群可以成为“规范”的可以平静接受的行为。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本身失效，它无法使人们去抵制极权统治的罪行。整个德国上层社会以各种形态屈服于希特勒，不仅如此，引导规范社会行为的道德规律、良心的宗教戒律实际上已经消失。这两方面都表明，传统道德的价值已经失去了其规范性，在大众社会中个体的行动缺乏伦理性的基础，人也成为完全没有任何伦理意识的动物式存在。也就是说，正是在“根本恶”的社会中才会普遍出现做出“平庸的恶”的人。

当然，“根本恶”与“平庸的恶”在关于对恶的描述视角方面具有一定的转向。艾希曼事件使阿伦特改变了她原先对极权邪恶特征的看法。她认识到，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而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平庸的恶”指的不是恶不凶残，而是再凶残的恶也是空洞的。恶的空洞，使得哲学思想对恶的探究不能有所进展。她说：“我的意思是指大恶虽然极端，但却不激进，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恶能弥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为它能像毒菌在表面扩散。我曾说过，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恶，便无所进展，因为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激进)原创。”

阿伦特对恶的认识之所以转变的原因在于她把恶的难以探究归结为恶的平庸本质所致。在她原先的“根本恶”思想中，恶和善都是第一性的，她说，“我们无法了解大恶，那是因为它的第一性和原创性超乎了我们思想所能企及的极限”。而在其经过修正的“平庸的恶”理论中，则认为只有善才是第一性的，恶是第二性的，恶是善的缺失。当然，阿伦特注视的是极权专制，她要为恶提供的不是神学的解释，而是世俗的解释，尤其是政治道德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阿伦特的“平庸的恶”概念依然继承的是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传统观念，即认为的人类生来就具有良心，因而无人故意作恶，没有人具有恶的本性。她拒绝承认“恶行出于人的恶的本性”的原罪说。她所说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正是“不是人类本性中秘密隐藏着的根本的恶的要素”。的证据。因而，她从“根本恶”转向“平庸的恶”。

伯恩斯坦也认为阿伦特对“根本恶”的看法——没有可理解的邪恶动机、根本上是对人的复数性的取消——都出现在她对“平庸的恶”的看法中，因而从“根本恶”到“平庸的恶”，阿伦特的思想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她却转换了对“恶”所关注的视角与内容。其一，正如前文我们已经提及的，“根本恶”是阿

伦特用来描述犯下滔天罪行的社会制度——极权主义，而“平庸的恶”则是描述在此极端之恶中个体行为者的表现状况。其二，关于恶之涵义，在“根本恶”中，核心概念是“多余性”(superfluousness)，在“平庸的恶”中，核心概念是“无思想”(thoughtlessness)。看来阿伦特最初想弄清楚的是，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所爆发的恶中，什么是前所未有的?她的答案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一种如此一贯和系统的改变人的本性的尝试：使人类在他们的复数性、自发性、个性上完全多余化。但是在艾希曼审判之后她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解释一个在其他情形下显得如此“正常”的普通人会犯下滔天的罪行?当然，本文也认为，从“根本恶”到“平庸的恶”，她所关注的角度确实发生了转向，在前一个术语中，她关注的是人的行动能力，因为承认人的自发性就得承认行动有时是难以置信的，人有时会做出别人甚至自己都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这是极权主义时代人类所犯下的极端之恶向我们提供的警示；在后一个术语中，她关注的是思想方面，她认为无思想对一个人的行动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而，对人的平庸的恶行唯一能够给予补救的也许只能是人的积极的思考。

(二)阿伦特的“根本恶”向“平庸的恶”转变的实质

阿伦特抛弃《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提出的“根本恶”概念而向“平庸的恶”概念转变，是为了强调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受害者们如何随着加害者的道德堕落而丧失自己的人性，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阿伦特后来用“平庸”这个词描述罪恶，首先是拒绝把恶妖魔化，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往往是只会盲目服从而毫无思想的人犯下的，这样的庸众极易充当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性恐怕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同时，她也拒绝用某种历史一逻辑机制把恶神秘化，因为恶本身是没有深度没有意义的。阿伦特的意思是用它来特指像艾希曼这样的施恶者的思想及行为的特征，正是“平庸”这个词暴露了纳粹罪行的可怕深渊，暴露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本质。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在“平庸的恶”与“根本恶”之间有三个方面的联系：其一，正是因为“根本恶”造出的人是没有任何恶的行为动机之人，它无法被理解为是出于一般的功利性命令诸如自利、对权力的渴望、自我的膨胀或是为了反对反对者等等。因而，“平庸的恶”也就不是一种出于主观性意愿的有意欺骗，它不以任何利益的获得作为目标，而是为了使自己相信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因而当他欺骗了他人的同时，他也欺骗了自己。其次，正因为“根本恶”并不是以单纯直接的方式去否定人的自由，而是以一种模仿普遍性法律的假相方式以期使行为者相信自己行为的依据，因而，伪善者也表现出一种追求普遍性法则的面目，以至再慢慢地毁坏自己的真实存在。其三，最重要的联系表现为，“根本恶”取消人的自由性，而“平庸的恶”的伪善正是这种被取消了自由性的人性的表现。伪善最大的特征即在于直接的想要表现那种被造的形式的渴望，正因为喜欢成为那种角色，平庸的人拒绝承认自己戴有面具，便表现出是自由地选择那些模式作为自己的身份。“平庸的恶”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毁灭了什么，而在于它将毁灭什么，它通过取消人的个体的自由性与复数性，使人的一切新的行为能力都不可能，从而使人从彻底的意义上被取消了人的意义。因为自由对于阿伦特而言，不仅是一种人的主体的内在的能力，更是一种世界性的表象事实，是通过人的言与行获得自身证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人是自由的，因为他是一个开始，并且是在宇宙已经生成存在之后作为一个开始被创造出来的。”

在20世纪极权统治开始之前，尼采宣告，现代人是“末人”(Der letzte Man)，不仅没有伟大，连恶都是平庸的。经历了极权统治的灾难之后，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概念提出了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伦理问题——如此残酷的屠杀罪恶居然系普通的市侩所为。这绝不是说，社会中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艾希曼，而是说整个西方传统道德陷入危机，伦理的基础已经丧失。因此，我们可以说，艾希曼事件是阿伦特晚年思考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路标。她首先要和传统的道德思想对话，清理出其中的问题，然后探寻走出道德困境的路径。从某种意义上看，无论是“根本恶”还是“平庸的恶”，都是极权主义体制制造的“政治的恶”。对于这种20世纪新发现的恶，欧洲传统的伦理规范已经无法制约与制裁了。因为不存在制约与制裁“政治的恶”的普遍道德规范，所以，阿伦特把个人的责任放在个人的判断与思考的基础上来追究。她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人区分善恶的能力是否和思想的能力有关?思想能否成为一种抗拒罪恶的力量?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将在他文中另作详述。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