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

陶行知学成回国后曾言，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校，所有不过是“教”校，教几本固定的教科书而已，毫无学术文化方面的创造与培养。陶氏此言适合民国时期的一般学校，那些定位高的学校则不在陶氏所论之列。比如，南开中学与苏州中学便有很好的“学”，并因此形成了取向清晰、底蕴深厚的学术文化传统。

就理科实力而言，苏州中学或许比不过张伯苓的南开中学。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魏荣爵早在金陵大学求学时，便被张伯苓看中，魏荣爵毕业后即被张伯苓“挖”来担任南开首席物理教师。南开理科教师“专业发展”的最高记录竟是成为院士，这一点更令苏州中学在理科方面难以拿出能和南开抗衡的家底——尽管苏州中学的理科教师中，有胡焕庸这样的高手日后成了一代地理学泰斗，苏州中学在上世纪40年代也曾被誉为“交通大学的先修校”。[1]

不过，相比于南开，苏州中学绝对有自己的学术文化优势与特色。该“特色”即是“国学”（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传统。苏州中学比南开中学晚成立二十多年，但成立之后，没几年便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连胡适、顾颉刚等当时最顶级的国学教授也都予以关注与赞赏，乃至要把苏州中学的国学教师“挖”到他们所属的名牌大学去任教，苏州中学即因其出色的国学研究而在学术界赢得了名誉。以下即来探讨苏州中学的学术文化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同时感受一下其中蕴含的教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