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若武

这次经省文联推荐，江西省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双龙村纪事》，完成了我二十多年来的宿愿。它给予我心中的快乐和愉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我不是文化人，除已故的作家高晓声老师以外，没有文学界的朋友，所以我的朋友里面，没有谁会跟长篇小说的叙事结缘。于是有朋友问我。你怎么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我当时答不上话，或者说不知从何处说起。

后来我似乎可以回答了，诗意一点地说，我是想放飞自己永远的梦。

从少年开始。一直到青年时代，我接受的是单一的革命教育，被要求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加上社会环境的造就，我没有想过要做官，更没有想过拥有财富。这失却了升官发财的梦，是幸抑或不幸?在今天很难有令人明白的结论。但是我有一个做作家的梦。这样的梦在当时是允许的。只要你不公开宣扬就行，而在我不过是私心里幻想一下而已。那样大约有十年的光景吧。我的工作是跟随县领导下乡，又恰逢“文化大革命”，用一句经典的话语来形容，就是经了风雨也见了世面。跟领导是要写文章的，可是我的文章写不好，因为不愿意照搬照抄两报一刊枯燥单调的社论；参加大批判也写不出大字报，因为我不想弄明白对权力为何有那么多的拥抱和怨恨?然而人生总是在变化之中。我通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对伟人是崇敬的。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我深信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徒长了自尊和青年人的勇气。那时读得最多的书还有鲁迅的作品。我读的都是小册子，到上世纪90年代才比较完整一些。对鲁迅我也是崇敬的，被他的孤独和坚韧所深深打动。我坚信他是民族的脊梁。至今听到有人讥评鲁迅多疑，仍是深不以为然。如果不是多疑，他何来对社会也包括对自己深刻的解剖?这些都影响到我思想观念的形成，它会渗入到我的写作之中。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开始明白作家的梦是做不成了：道理很简单，不得天时也不得地利。有一次，就连高晓声那样的大作家，也问我能否帮他找到新书的销路?而且作家也不再显得神秘了，就像经济学家以前是那么神秘，后来却被体制和市场粗制滥造一样。

但是我还是想出一本长篇小说，因为我想放飞心中永远的梦。

然而我仍然无法说清，我的梦究竟是什么?是一份创造，还是记忆?是一份真情，还是虚拟?是一份人生，还是烟云?……

当生活太真实，像一个螺丝被拧紧在那里，生命就会变得不真实……这或许是我需要一个梦的缘故，也是我想放飞的缘故。

回到小说的叙事上来，我需要寻找现实的载体。其实也无需我寻找，得来很是现成，因为农村刚刚发生了一场后来被称为生产关系革命的革命。1983年我写出了一个雏形，寄到江苏省作协，那是我和高晓声建立友谊的起因。如今留在《双龙村纪事》中，大约只剩下《选清官》一章的框架，以及几个人物的姓名了，仿佛孙子成、张霞芳、孙德寿……总是萦绕在心中不能死去。后一年我调离到一个乡里去了，工作太忙乱。往后二十余年间只发表过两篇小说，都是经高晓声推荐的，一篇登在《雨花》上，叫《怪鸟》；另一篇登在《上海小说》上，得蒙编辑王晓鸥先生玉成，改了一个题目叫《悲喜结局》。幸亏历史沉淀下来，使得我的记忆渐渐累积得越来越清晰。想到我的那些领导们。在分田单干的过程中是那样的思想纷纭，有的积极热心。有的抵制观望；有的坚持计划是一个笼子，鸟儿应该关在笼子里；有的游离于旋涡之外，等待着迷雾散尽，收拾人心……那里真的发生了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吗?不是的，其实不过是多年来政治强势运行而又出现空隙时的本能反映。正如历史学家秦晖先生所说到的走出“负帕累托过程”，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民众，都从这场变革中分得了一杯羹。政治还是政治，这个事件会在今后的权力运行中留下某种痕迹，但是把领导者俨然划分成两派，好恶判然，也没有多少依据。只是分田到户实在太快了，还在上面犹疑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下面就分得一干二净。想象起来，决不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忽发奇想，而是存在多少年来积累爆发的内在原因。我觉得应该揭示那个累积的过程：我要还原一个原生态的农村。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太丰富了，可是我并不是要简单复制自己的记忆，而是要叙述到事件的背后，直抵人心……

我用我心写人心。

首先我想让这部书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的色彩。不是为了它的优越，而是为了它的特色。在我的接触中，中原文化或者说北方文化是强势文化，而赣文化则是弱势文化。一个赵本山，几乎把二人转都玩神了。不就是二人转么?它一时风靡，就是凭赵本山之灵气，挟北方文化之风雷。我身为中华族众的一员，自然逃脱不掉强势文化的烙印和裹挟，但是也毕竟有家园故土的根基。于是我尽量运用家乡脱胎出来的语言，把青山绿水、传统习俗、风土人情自然地融入到篇章结构之中。那些山光水影、青樟古树、祠堂庙宇民居，那些婚嫁节庆、祭祀典礼……我希望在书中变得灵秀隽永。我一位朋友，颇爱研究地方传统文化、民俗风情。我从与他的交往中获益匪浅，但是我不能沉浸于古代的文明中，而必须走在作品人物中间，走在现代化的路上。遥远的风光是绮丽的，是一种距离的美学，就如桃花源，人类不可能生活在那里。我爱我曾经的家乡，它消失了，却印在了我少年时的心间，定格为永恒的美丽，然而我更爱双龙村的人们，他们是那样地生生不息，奋斗不已。

有心的人曾经屈指数过这本书中出现了四十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认为人物太多，不是作者能够驾驭的。我不肯认同，不愿割舍，因为那里凝聚了我太多的心血。我企图把书中的许多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富有个性。我觉得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比，一个突出的特色是人物的性格鲜明，就如《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人物的长轴画卷。我试图努力勾勒出乡村中活生生的人。于是我将人物形成对比的组合，孙子成和孙大牛，张霞芳和孙巧凤，杨思超和关上武，洪顺和洪二苟，直至潘行宇和许鲁南……这样使人物之间有一种对照，起到互相衬托的作用。我努力刻画每一个人物，即使是对于孙二牛、孙德寿的老舅那样无关宏旨，也不敢随意用笔。我没有读过多少中国长篇小说(外国的更少)，这是遗憾的，难免孤陋寡闻、敝帚自珍，不过或许也有好处，不至于使我笔下的人物变成京剧脸谱——格式化了。

对于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我并不心存偏爱，内心感觉都是民族的儿女，即使犯了死罪，也应该有一块葬身的墓地。当然，决不是作者没有爱憎，恰恰相反，我像拥抱生命和死亡一样拥抱我的爱和恨。

当新书出版的消息传出，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问我，双龙村是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电视媒体想要找到一个村庄的画面，难免情不自禁。我在《后记》里面说，书中的双龙村，是我那失去的家乡的背影。所以双龙村是有原型的。一些人物也有原型，比如孙老健。原型就是一位普通农民，身材魁梧，力气惊人，厚道本分。当地农村收获大豆，有连成把来挂到树权上晾干的习惯。那位农民在挂豆子的时候不幸摔死了。我只是取了他的体型外貌，所处地位，这样有利于形成记忆，大量的描述则与他并不相干。对于故事的情节和过程，并不追求曾经发生过，甚至多数不曾发生，但是感情是真实的。我是将自己的身体紧贴在土地上，想要发出乡村真正的声音……

先前我写过许多小说，除了高晓声推荐的两篇，全都没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退稿中常有这样的话：你的语言已过关，可是情节结构欠佳。这使人在沮丧之余也略有欣慰。后来我努力在这本书里将语言注入感情的生命，又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处理。即使状景也不想白描，即使故事精彩也不想平铺直叙。这就有了书中大量的或隐或现的议论。我试图把叙事和议论融合成一体。一位朋友称他非常喜欢这些议论。也有读者批评议论太多。碍于面子没有说它不忍卒读。我不能说做得成功了，甚至于留下败笔，但是我是甘愿的。读师范的时候，参加全省航模比赛做三级牵引机，我把垂直尾翼做成可以活动，以便调整，在比赛时受到教练训斥。吃了一吓，只得了第三名，成了历史教训。我脑中常常浮想，《狂人日记》中最后的那句“救救孩子……”。是多么令人震撼啊!说这话的是狂人，也是鲁迅。不过这本书中的议论，许多被编辑删掉了。他们自然是为了精心打造，而我却难免感到可惜。

或者说，兴之所至是我的一种写作方式吧?给刘华主席的电子邮件里。我说了“不想把生活写得太实、太功利，也有一些游戏笔墨的意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小说不过是给生活提供消遣，写小说也是如此。在书中有几处没有向读者作出明白的交代，自然也不具什么新意，不过是想留下一点悬念。比如说为什么要写那座寺庙、那个和尚?弘尘和尚也未必真信了佛教吧?那里或许不过是一个寓言而已。孙子成似乎是从那里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读者会不会想从中领略到什么呢?

啊!我终于放飞了那只白色的鸽子。这世界真的有些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