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瑾萍

褚兢用文字创造的意义世界或者指涉的世界，意蕴丰厚复杂。有时候觉得褚兢思考的中心或许是在寻找和我们这个世界对话的可能，一些物，一些街头巷议，一些犬马桂冠，一些公共事件，都会呈现出褚兢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作为一个能任意驱驰多种文体进行写作的作家，到目前为止著有长篇小说《伍子胥》《考察干部》《政界乾坤》，编著《明诗三百首详注》(合作)，出版散文集《感觉的韵律》、诗歌集《听泉》、随笔集《抱朴斋随笔》《动物随笔》《爱情咖啡》等文学作品6部，发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及文学评论数十篇，各类文字计数百万字。褚兢或者用诗歌，或者用散文，或者用小说去诠释“自由”“痛苦”“悲剧”“苦难”“生命”这样一些抽象的问题。他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体验用文字固定下来，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于生活与生命的内在思考。

《政界乾坤》是褚兢于2005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官场小说。小说以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官员尹凡从市里到县里，从县里再到省里这样一个流动性的官场生涯为架构，讲述了一段官场的是非风雨。这部小说于2008年3月挂上新浪网读书频道，立即登上了新浪读书当月的图书排行榜。至今总点击率已超过3300多万次。

在当下众多以反腐倡廉为价值取向的官场小说中，褚兢的官场小说自有其独特的认知特点和审美价值。它不同于其他小说坚持不懈地按照一个既成的思路、确立正面和反面两大力量、然后倾力描述这两大力量的角逐、最后决出胜负，作者更愿意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描述一直受传统理想熏陶成长的知识分子人仕后对官场表现出的一种矛盾姿态。尹凡的行为方式展示出他对于官场生活、官场文化的既接受(无奈的强大的现实原则)又排斥(礼乐安邦的社会理想)，既妥协、又在某种底线之上进行抵制的复杂难言的情绪。

作者描述官场生活，并不刻意追求惊心动魄和情节险怪，而更愿意从人们已习见的现象来展示其认知和思考。一些看似平常的细节中，往往潜伏着人们所看不见的隐私和隐喻。正是常态的生活为我们每个人所亲历，因此也才能为我们每个人所理解、所品味。

隐私、隐秘和隐喻，是生活表象下的真实，它们由不同的侧面组成，同时，它们又被掩盖、被遮蔽、被剪辑，它们对意义的折射往往导致畸变和扭曲；因此，我们需要对某些东西进行拆解，拆解的目的在于对被遮蔽的东西进行某种程度的修复与还原。

由于《政界乾坤》一书描述的场景较为繁杂，本文选择透过其中几个具体事件进行阐释。“引申意指”和“不可靠的叙述”是目前叙事学学科两个很活跃的词语，笔者愿意借用这两个词语来考察作者如何对官场文本，的权力镜像进行编码与拆解，以期形成对该书的某种解读。

一、作为所指的引申意指

官场(officialdom)，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有意思的是，在解释官场这个词条的时候，《现代汉语词典》特别在其后加了个括号作为旁注：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那么官场小说作为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意形式，它必然涵盖了诸多复杂的话语系统，是个多重暧昧的话语场域。

面对这个有着丰富言说空间的话语场域，褚兢的官场书写是如何编码与拆解着这些权力镜像的呢?我们可以选择褚兢官场文本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前岭乡夏粮征购引发的带暴力性质的干群纠纷，来看这起事件是如何被剪辑、组合、重叠、错位，以及类似事件是如何被打造成与地方领导所需要的引申意指的。

对前岭乡干群纠纷，书中至少写了4个版本。

民间版本：前岭乡上一年的财政任务完成不好，乡党委书记万和水和乡长王才根在开全县年终总结会的时候，双双坐在了最后一排，并被电视台“曝光”。今年两人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再受这种“屈辱”，于是决定在夏粮征购的时候。对全乡农户实行“一手交粮，一手交钱”：即农户在卖粮的时候趁他们手上有钱，除上缴规定的征购粮外。同时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的款项。而早稻收割的时候，对农民来说，是个欢喜的日子，这意味着付出的血汗可以收获了。可当全乡各个村的农民挑着刚打下来的早谷到乡粮管所交粮时，他们发现，粮管所发到他们手上的现金已没有多少，取而代之的是盖有乡政府印章的某某项目的“提留款”票据。于是他们找乡干部“讨个说法”，乡干部们呢，不但避而不见，还指派乡派出所所长带领全副武装的民警们进行暴力镇压。被激怒了的农民把乡政府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个稀烂，而乡派出所的全体人员也都拿着警棍、手铐和枣木棍子对几个农民进行了扣押，事件越演越烈。

在这个版本的事件叙述当中。它包括一个直接意指(denotation)，即“干群纠纷”事件本身，还包括一个引申意指(connotation)。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尔特的很大一部分著作都是用来分辨文本的“直接意指”和“引申意指”的。直接意指是意义生成系统的第一道线，引申意指则将我们带入意识形态领域。在罗兰·巴尔特看来，引申意指是锁定和封冻直接意指的。引申意指是意义生成系统的第二道线，它采用第一个符号(能指和所指)，并赋予这个符号以附加的意义。引申意指通过将某个单一并通常看来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所指附加在第一符号之上，使得第一个符号的意义变得枯竭。在“干群纠纷”事件中的引申意指层面，干群纠纷是一套意识形态上的能指，其意义包括“公共权利变为私有权利，擅自动用警力”、“基层村干部和政府面临信任危机”、“农民的社会冲突感和不稳定感上升”等等。

在地方领导的对这个事件以某种方式重新叙述的编码中。这些引申意指从根本上被颠覆了。先看一下官方版本对这个事件的不同陈述。

县委对事件处理的文件版本：前岭乡在夏粮收购中，由于乡党委和乡政府未能坚决执行省委夏粮征购的政策规定，擅自从农民的卖粮款中扣除今年的“提留”款项，引起农民群众不满。发生了不应有的群体性事件，影响了夏粮收购的正常工作，破坏了党群于群关系。为了严肃党纪政纪，特对有关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文件上一共通报处理了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前岭乡党委书记万和水，对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前岭乡乡长王才根未经许可，私自调动派出所干警，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免去现任职务，行政降半级，另行安排工作；前岭乡党委副书记吴天恩，在事件尚未发生的关头不履行职责，擅离职守，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前岭乡派出所所长刘火荣滥用职权对待群众，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给予撤销职务，调离公安队伍的处分。

在县委对事件处理的版本中，存在着产生和民间版本相反的引申意指的可能，即“县委处理事件的措施果断，坚决，不护短，不姑息”。

县委把事件整理上报给市里的版本：由于乡干部工作不够细致，宣传上级有关夏粮征购的政策不及时，不到位，致使群众发生误会，引起个别群众和

乡干部发生冲突。经过县委派出干部进行宣传和劝解，矛盾及时得到解决。加深了农民群众对上级有关政策的理解，也使干部的作风得到转变。

在县委把事件整理上报给市里的版本中，不仅将从卖粮款中扣除“提留”的情况回避了，事件也由农民的群体性行为变成“个别群众”和干部的冲突。这能不能算是一份假版本呢?在这个版本里并没有增加任何不存在的“事实”，它所说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的而非编造，只不过“遗漏”了某些内容而已。

县委对舆论界新闻宣传的版本：这件事的起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前岭乡粮管所的同志在工作中态度恶劣引起的。农民们看不得粮管所的人那副官商作风。而粮管所的人又嫌农民在粮食等级上无理取闹，就起了纠纷，一直闹到最后动手。亏得我们县委掌握信息及时，马上派得力干部前往解决，矛盾很快得到化解。现在前岭乡包括整个东阳县局势都很稳定，一切工作都在正常开展。

在县委对舆论界新闻宣传的版本中，其实也没有对外界添加什么内容。农民们当时确实是在粮管所和工作人员吵起来的，农民们动了手，至于和谁动手，语焉不详，如果别人要理解为和粮管所工作人员动手。那是别人的事。在对外界叙述的这个版本里，又省略了事件的一部分内容，使得事件不再涉及政策或干群关系。缺失了的信息就像隐匿了的事件，我们只能通过阅读到的在场的信息获得意义。

这样，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干群纠纷事件”，它开始的那个引申意指就被颠覆了，再次成了直接意指的话题，可以有众多个体意义的解释，包括众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比如，干群纠纷“村级领导干部擅自动用警力”可能会被“农民刁蛮不讲理，乡干部们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自卫手段”一语代替，“农民对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可信任”可能会被“县委班子在大的事件或大是大非面前严守党的纪律”代替，“恶性群体性事件”则可能会被“矛盾很快得到化解，整个东阳县局势都很稳定，一切工作都在正常开展”代替。

总之，经过对被压抑和延宕了的信息的巧妙遮掩，形成热奈特所谓的“少述法”——叙述者讲述的内容少于他所知道的东西。这起事件在过滤、切分、重新编码之后，被迅速打造成一起意义全然不同的事件，正是通过展示这期间的过程，小说拆解了官场这个暧昧话语场域里的意义陷阱。

二、不可靠的叙述

在《政界乾坤》中繁复的拆解官场的话语指涉之谜中可以看出，那些使得工作热热闹闹、宣传红红火火、事业蒸蒸日上、官运平步青云的所谓的政绩其实不过是权力崇拜的显像。东阳县“百千万养羊工程”听起来就像是东阳县领导人的一个鲜亮的脸面：全县农民每户养羊10只，总共100万只；建设一座投资50万元人民币的冷冻加工厂；争取全年财政收入在最短的时期内过亿元。实际上呢，全县农民每户养羊10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东阳县农民从祖辈上就没养过羊，大家不喜欢吃羊肉也不愿养羊，可市领导要检查养羊工程的政绩成效怎么办呢?在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县委书记的带领下，全县县委全体常委连同下面的基层干部集体搞起了“东阳县样板羊”工程。农民不是不愿养羊、羊不够吗，那就把全村的羊集结在一起，再叫上村里某个能说善侃的农户，说这些羊都是他的，编上一些顺口溜，比如“养羊一头，抵得养猪一口”、“种田种稻，混个肚饱；养牛养羊，盖起新房”等等；若全村的羊还是不够，就从临近村子调羊过来，形成远远近近有到处散落的羊群悠闲吃草或嬉闹追逐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意境。那农民家里其实没富裕可领导要来参观怎么办呢?那就继续包装，把乡政府的沙发、茶几、书桌、音响、彩电统统装车拉到农户家里显示走上富裕之路的小康之家的农民新气象；还把这种样板羊工程总结为“眼睛里不仅要看见有的东西，还要善于从无中看见有”。这些花样翻新的、荒谬闹剧般的、成为官员为升迁而屡试不爽的“窍门”的所谓政绩，其实是表象之下的虚假事实，其真实性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把作者的这种叙述策略看作是叙述内的不可靠性，即讲述的事件与真实的事件是不一致的。作者选择用叙述内的不可靠性解构着官场的庄严与神圣，也拆解着各色官员们“汉冠威仪”后面的虚伪、荒谬与声色犬马。

该书编辑在为本书撰写的出版感言中说：“官场如袖里乾坤，看似平静的生活却暗潮涌动，敦厚的笑脸后埋藏着难以察觉的虚情假意。不动声色的情态下包藏着石破天惊的野心，美艳的樱唇下吐露的可能是致命的舌信。”的确，书中描绘的市长史朝义等官僚。是沉浮于官场江湖，好色、贪婪而狡猾，道貌岸然地攫取着票子与女人的伪君子，他们所经历的宦海浮沉，给人一种逼仄的感觉：官场是一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权力格斗场。但是，在利益份额面前人人都想分得一杯羹的角逐中，尹凡却有着出人意料的好运气。书生气的尹凡，在仕途中关键时刻总能出现的更高一层清正廉洁的官员(比如潘仁和、高前)的帮助无疑又使读者产生一种疑惑：对于作家在文本中采用的叙事策略，我们该相信哪个声音?针对文本逻辑的这种不一致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尹凡是作者设置的一个不可靠的叙述。

相较于前面指出的叙述内的不可靠性，尹凡这个人物应当看作文本外的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这个概念最早是出现在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布斯最初在界定“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时，他是有所保留的：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相一致时，被认为是可靠的，否则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可靠叙事”概念的具体界定当今学界仍存有很大的分歧，但不可靠叙述是构成作者的叙述策略无人疑意。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设定尹凡这么一个不可靠叙述?设置这个不可靠叙述的动机是什么?我想，作者显然想要借助尹凡这个人物来构筑文本双重声音的言说。

中国历来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对于社会丑恶和官场腐败的揭露和批判，自古就存在。如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就有对官场权贵的贬斥。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魏风·硕鼠》)。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怨即是指诗歌可以表达民间疾苦，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干预现实。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到杜甫的“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多少辛酸泪”(《红楼梦》)，到李伯元的“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喜笑怒骂之文”(《官场现形记》)，这些构成了中国文人优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传承。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到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启了中国官场文学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拜金主义、伦理失范，导致了以正面描写官场权力和揭露腐败现象为特点的官场文学再度浮出水面，其中以王跃文的《国画》、张平的《抉择》、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为代表，这类小说也常常被称为“反腐小说”、“新谴责小说”、“新官场小说”等。中国文化传统所要求的知识分子在“修身、齐家”之后，还要肩负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正是文人知识分子特有的受儒家“人世”精神影响的对政治葆有的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与使命感，使褚兢把目光聚焦到了官场，开始了他的官场书写。他用一个文化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用他的知识分子式的经世致用的政治热情讲述着种种宦海沉浮、官场世相，描摹“权力决定利益”、“势位富贵”思想腐蚀着浮躁社会风气下人们的心灵，用小说介入现实的方式，探讨公共话题，反思家国文化，并试图剖解社会体制和权力结构所造成的现实困惑。褚兢用他的那些叙述内的不可靠性与文本外的不可靠叙述的文本策略，对权欲能指的反复拆解以期完成和官场的对话，实现的却是对现实的无名性指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