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昊

约翰·济慈(1795—1821)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一位自称为“名字用水写成的人”。正如他自己对英国作家命运评论的那样：“他们在世时受到英国社会的虐待。死后才被接纳培育。”济慈在其二十五年四个月短暂人生中。备尝生活的艰辛与病痛的折磨。尽管执著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并以生命的代价换得不朽的诗篇，但他生前诗名可以说是相当的寂寞。随着审美视野的开阔，人们逐渐认识到济慈诗歌的精妙之处，并开始给予他崇高的艺术尊荣。济慈所处的时代与当下我们的生存境遇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人们普遍感到物质的逼迫和精神的焦虑。重读济慈，走近济慈，接受他身上人文艺术精神的感染，有利于重燃这个时代的艺术激情，让我们的生活恢复应有的诗性。然而，号称“诗国”的华夏大地竟没有一本关于济慈的传记，实在有点不太相称。傅修延的《济慈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为《评传》)的出版可谓是填补了国内济慈研究的一项空白。

傅修延研究济慈有二十余载。此前他精心翻译的《济慈书信集》(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收有翔实的济慈书信资料，也是国内首部济慈书信集。由于作者对济慈进行了充分的前期研究，全面挖掘梳理了济慈的生平史料和国外相关研究资料，为济慈的评传写作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评传》在详述济慈的生活经历和人格魅力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探讨了其诗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魅力。

为情造文是《评传》的一大特点。诗人的生活应该是充满情感的，浪漫主义诗人尤应如此。读《评传》真正能够感觉到全篇“情”动于衷，意不可抑。济慈一生虽然短促，但他所经历的爱情、亲情与友情甚至比其创造的人物更具魅力。人们常说健康的爱情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受到暴风雨的摧残也不会枯萎。在时光流逝中。济慈动人的爱情故事焕发出的真挚与温情，也逐渐被后世人们所了解和怀念，显示了永恒的生命力。在查阅真实可信的书信等资料的基础上，《评传》真实地刻画出一个有情有义的恋人形象——富有爱心个性鲜明的芳妮。作者把他们的爱情写得跌宕起伏，感人至深。在恢复诗人真实爱情生活面貌的同时，也让读者为苦难的诗人拥有一份情深意重的爱情而感到由衷的欣喜。《评传》也细腻地表现出济慈兄弟姐妹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幼失怙恃的济慈表现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兄长情怀：无论自己处于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始终给予弟妹们毫不利己的关怀。他对弟妹们终其一生的关爱，展示了济慈感人至深的道德精神力量，让读者对这位伟大诗人有着更深层的体认。

《评传》也真实地讲述了济慈与朋友之间深厚的友谊。罗曼·罗兰曾说：智慧、友爱。这是照亮我们的黑夜的唯一光亮。真实再现了众多友人与济慈之间的相互关爱也是《评传》的感人之处。作为朋友的济慈。总不会令他的朋友失望。文中那出在朋友舍温名誉受诬蔑时，济慈挺身而出的高贵品行，实在是令人畅快而心生敬意。同样，饱受困厄的济慈，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常会有朋友伸出的援助之手。朋友们的帮助恰似“黑暗中的光亮”，温暖而绵长。如他的朋友伍德豪斯既由于对天才的敬意，也源于对诗人友情的珍惜，无私地帮助济慈。他对济慈不幸的遭遇发出过这样的肺腑之言：“由于没有生活在莎士比亚与查特顿的时代，人们为无法为他们做点什么而感到遗憾，我将这种遗憾作为理性原则并在济慈身上实施。”这充分显示出他高尚的人格和敢为时代担当的责任意识，更让生活在这个物质时代的我们感受到珍贵情谊对心灵的抚慰。《评传》有这样一幕：舍温把临终前的济慈抱在怀里，两人静静待着那最后时候的到来，济慈用微弱的声音叮嘱舍温“别碰着我的呼吸——它像冰一样”，他担心朋友受到自己的传染。我们不由被这伟大的友谊所感动，这是对苦难的人世最深的慰藉，是对友情最有力的诠释!济慈与朋友之间建立的友谊，获得了世人的仰慕与尊重。在他身后的英国人甚至以被称为“济慈的朋友”为殊荣——这是一顶“永不褪色的桂冠”!

《评传》通过细节之处表现了济慈深厚的人文精神与强烈的生命感应能力。他会因屠夫残酷地折磨小猫而奋不顾身地教训屠夫一顿；他能因夜莺的啼叫想到那悲情的“裴绿眉拉”，发出“一个美女望着大海险恶的浪花”的联想。对生命的感应力，尤其是对弱者、悲者的生命存在的关注，展示了作为诗人的济慈伟大的人格魅力，这是一个真正生活的人，一个真正的生命存在。对生命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诗人，这难道不是对当下生存状态的一种启示吗?

《评传》中浓厚的“情愫”也来自作者对传主的执著兴趣和深切理解。傅修延对济慈可谓是情有独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济慈的美学思想作过较深的研究。为了写作《济慈评传》，在国家留学资金委的资助下。作者在英国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留学访问，其间翻阅了大量的有关图书资料，并对济慈一生的行踪进行了系统的实地寻访。读者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随作者的行文感受到济慈内心的情感并被深深地打动，这是作者贴近传主心灵时情感自然流露的结果。然而，作者并没有因为对济慈的欣赏而失去理性的控制。如对济慈的《闲适颂》未能写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精妙、表达出闲适之中蕴涵的优雅之味，作者就流露出自己的惋惜之情。由于作者饱满的激情与酣畅的笔调，近四十万字的《评传》读来令人在激情与低回之间心旌摇曳、情不自禁。

高屋建瓴是《评传》的另一特点。传记写作最忌就事论事，就人写人。《济慈评传》的作者从英国诗歌史的总面貌的角度去勾勒和认识传主的艺术人生和诗歌成就，而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地评说传主的思想和事迹上：这给了他更高的立足点。作者深刻地认识到艾略特所说：“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做出估价；你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作者善于将传主的活动与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寻绎其生平。如《评传》写济慈“转益多师”的诗歌追求时，就充分展示了他与其他艺术大师之间的脉络渊源：他从亨特那里学会了如何摆脱古典主义遗留的浮华风气：通过与贝莱的切磋，看到了自己是凭借感觉来追求美的特点，并产生了“想象力以为是美而攫取的一定也是真的”这一美学命题；从华兹华斯那里领略到洗练的美妙和意境高于语言的真谛。当然，《评传》也指出了济慈早期属意斯宾塞、其后效法弥尔顿、但终生都深受莎士比亚影响的脉络。综观全书，傅修延能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在保证史料真实的基础上，力图对传主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阐释。

作者把济慈放到整个英国诗歌传统的大背景下，对其诗歌的艺术地位进行观照，精辟地指出济慈贡献不朽诗篇的同时，在诗论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评传》指出在当时英国浪漫诗坛流行“自我中心论”

的同时。济慈提出“消极能力”说。强调诗人应该不带主观色彩和先人之见去“填充其他的实体”，这实际上是具有非常积极的能力。作者还指出这一诗学理论对艾略特的“诗无个性”和巴特的“作者之死”的深远影响，从而达到了更深理解济慈的目的。此外，作者基于人们只注意济慈提出的“美=真”的美学思想的视野拘囿，而特别提到济慈用诗歌形式阐释得更为完美的美学命题——“美≠真”，指出美的转瞬即逝是他创作中最富诗意和冲击力的表现内容，显示出作者别具一格的审美视角。我们在阅读传记时，不时会被作者“得乎其中、出乎其外”的观照方式而由衷地感到欣慰，因为这样来看济慈。更能彰显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评传》也把济慈与其他诗人的比较，如文中道出雪莱把诗歌看成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他的目标是解放被压抑的天才，迎接一个美好的空想社会；而济慈作为诗人，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写出好诗上面，从而凸现济慈成为“这一个”的独特艺术追求与价值取向。

如果说，《评传》对济慈诗歌贡献与艺术地位所作的公正的评价来自深切的理解的话，无疑，作者广博的文学史视野正有利于他在写作时进行这种超越式的评价。

讲究叙事技巧也是《评传》的一大特点。傅修延是叙事学研究专家，曾经著有《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和《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他的叙事学研究的学术背景对《评传》的成功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作者运用了叙事学理论来阐释济慈诗歌的成就。如对《希腊古瓮颂》的解读时，作者没有孤立地分析作品，而是运用“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文本间性”的“文本间性”理论，把该作与另一诗作《无情的妖女》结合起来读，这样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住济慈的思想脉搏。作者认为《希腊古瓮颂》篇末用“美即是真”来压阵，拂去因石雕“美而不真”而泛起的淡淡的忧伤，使诗的结局在情调上向开篇靠拢，“抵偿的是《无情的妖女》中的遗憾”。诗中写下如此之多的“永远”，正说明该诗与写“梦醒美去”的其他诗歌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读来令人叹服。而在总结济慈笔下“夜莺飞走”“骑士变形”“美女变形”等故事得出“梦醒美去”的母题。也正是叙事理论分析的结果。此外，根据前述“文本间性”的理论，《评传》把《夜莺颂》与《希腊古瓮颂》分别对应于音乐与绘画进行比较分析，也是精到自然，令人信服。

《评传》注意到济慈诗歌中“改编”的叙事模式，并挖掘出这类改编的诗学意义。如《伊萨贝拉》来源于《十日谈》中的故事，《拉米亚》的题材则缘于17世纪作家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剖析》等。济慈并没有完全照这两者的本事。而是进行重叙：前者将罗伦佐的命运置于是“商业化浪潮对人性侵蚀”的现代语境之中。后者则由一个带有猎奇性质的故事蜕变成了一曲超凡脱俗的恋歌。作者指出济慈在创作《伊萨贝拉》时，对在增添了细节的基础上进行了简洁的叙述，让长诗结构更为紧凑，提升了叙事的功能。而分析《拉米亚》时，则运用了叙事学中“距离控制”的方法，指出济慈高明的叙事技巧——在故事的铺陈中，悄悄地将长诗的叙述者移向了主人公“拉米亚”的立场，使读者不知不觉中跟随诗中的叙述，为她的不幸命运扼腕叹息。此外，作者将《拉米亚》同中国的“美女蛇”形象以及其形象的变迁进行对比，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证明了“东海西海，文理攸同”的说法。也令人惊叹“叙事学”武器的神奇与精彩。诗歌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发现”视角的延续，《评传》的作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发现济慈诗歌重新叙述历史、形成叙述扩张奥秘，真正有助于今后的济慈研究。

《评传》的体例编排也反映了作者在叙事层面上的特别用心。全书除《济慈年表》《济慈行踪图》外，凡十八章，从表面上看大体是以时间为轴而展开。但文章的内在叙述却是回环往复，前后呼应。作者在叙述济慈一生的主要经历时，不仅写出生活际遇对他创作的影响，也顺带提出该时期生活及其诗歌创作对其日后的影响；而在后面的呼应中，又回溯前面埋下的一些伏笔，而内容上却错落有致，避免重复。如第三章《赫蒙德诊所》写到济慈在迎接心中的英雄亨特出狱时写下一首十四行诗以表敬意，《评传》只提到济慈在政治上的自由派立场。但在后面的多个篇章里面通过“亨特”与“自由”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展现了济慈身上交织的多重复杂情感，并对济慈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进行充分的叙述。像这样的贯彻始终的线索，《评传》中俯拾即是，可谓尽得其妙。再如标题编排上，在以时间为序的结构上，另立三章即《美≠真》《美=真》以及《梦醒美去》着重突出济慈的思想演变和诗学主张，但这安排的叙述则是在生平经历、生命体验、诗歌创作和艺术主张多重维度下进行的，并且前后照应，形成内在的理论发展空间，显示出作者的独具匠心。

济慈曾说，如果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诗人，他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每当读到济慈贫病交加的现实生活时，我们不由地担心他会像伊卡洛斯那样，因为蜡做的翅膀而飞不进诗神的宫殿。然而，他以顽强的意志、对美的执著赢得了“诗人”的荣耀。济慈还说过“诗该是人的朋友，它伟大的目标，是宽慰忧虑，提高人的思想。”这是一个胸怀崇高目标的无私之人，走近他，能够让我们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阅读一本好的传记作品，不仅可以让我们对伟大的诗人有更深的体认，更可以让我们明白人活着应该拥有“为世界做点好事”这样的胸襟和抱负。傅修延广博的学识、精辟的论述、准确的评价、流畅的叙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接近伟大诗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