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发

1 法律视野中的民事纠纷

“纠纷”进入法律视野，人们极其重视其“可诉性”（Justiciability），即由诉讼或审判来解决的纠纷所须具备的条件或特性，亦即纠纷具有适于诉讼或审判解决的可能性。

就民事纠纷的可诉性而言，是指某项民事纠纷具有适于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可能性。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实际上界定了法院民事审判权的范围和国民请求国家（法院）提供诉讼保护的范围。在民事诉讼领域，可诉性（或争讼性）作为决定民事审判权行使界限的基本标准，还与“部分社会”的理论有关。“部分社会”论的主要含义是，自治、自律性的社会团体内部的决定在必须得到法律尊重的前提下，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可接受国家民事审判权的干预。但是，可诉性并不意味着排斥运用非诉讼方式或机制（和解、调解和仲裁等）解决民事纠纷。事实上，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以非诉讼方式或机制来解决民事纠纷，也是建立在民事纠纷可诉性的基础上。

从法理上说，必须适应民事诉讼、法院及其审判权的功能和特征的民事纠纷，才具有可诉性。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同，民事诉讼、法院及其审判权的功能主要是公正及时地裁判个案纠纷，其主要特征是对于特定纠纷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具体纠纷的事后性解决，来明确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归属和内容。大陆法系学者认为，可诉的民事纠纷是指以适用法律能够终局性地解决对立当事人之间关于具体的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英美法中的可司法的事项或可起诉的争执，是指确定而具体的、影响到有对立法律利益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案件，并且这样一项争议或案件必须是“真实而有实际意义的，容许通过结论性的判决采取特别救济”。

因此，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包含以下一些要素：（1）民事纠纷主体须是具体的且特定的，通常情况下在民事实体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方面处于相互对立状态。（2）关于具体民事实体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的纠纷，或者需要民事诉讼予以确认的具体法律事实。（3）能够或适合以民事诉讼予以终局性（或结论性）的解决，如果由其他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最终解决的事项，就不具有可诉性，这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通常情况下，只有具备这三个要素，就具有可诉性。但是，也存在着例外情形，比如在我国，劳动争议具有可诉性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提起诉讼之前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以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情形的，才可提起诉讼。

20世纪以后，不断涌现新型纠纷（现代型纠纷），如消费者纠纷、环境纠纷、社会福利纠纷等，与过去一般纠纷不同：这些新型纠纷的当事人一方常常是数目众多且为处于弱势的受害

人，从而这些新型纠纷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其争点往往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会化和政治化，其间存在着公的因素与私的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新型纠纷所涉的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上述的传统的可诉性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话，可能会得出这些新型纠纷不具有可诉性的结论。然而，事实上又必须解决这些纠纷和保护这些受到侵害的权益，同时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民事诉讼的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以及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的机能，那么，理当突破传统可诉性的观念和标准，而赋予这些新型纠纷以可诉性。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来具体阐释民事纠纷的涵义。民事纠纷，又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民事纠纷是私法纠纷（私权纠纷），即就私法关系发生的纠纷。所谓私法关系是指涉及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即双方当事人基于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地位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法律纠纷。民事纠纷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纠纷，而且还应当包括现代型的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的主要特点是：（1）纠纷主体之间是平等的。（2）纠纷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民事权益、义务或者民事责任的争议，从而有别于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在法律特别规定时，纠纷的内容也包括对特定事实的争议，比如对证书真伪的争议等。（3）民事纠纷具有可处分性。这是因为民事纠纷是有关私法的争议，而私法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治”，所以纠纷主体依法拥有对发生纠纷的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当然，这主要针对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而言的，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多不具有可处分性。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可将其分为：有关财产关系的民事纠纷和有关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事实上，这两种纠纷往往是交相并存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的发生往往互为前提；有些民事权利（如继承权、股东权等）兼有财产和人身的性质，由此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则兼有财产和人身的性质。

2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2.1 自力救济。自力救济的典型方式是和解，下文主要通过对和解的阐释来介绍自力救济。

“和解”，往往被称为“交涉”，是指纠纷双方以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纠纷。如果纠纷主体一方以其优势强行解决纠纷的话，则是压制而不是和解。和解，是纠纷双方以相互说服、讨价还价等方法，相互妥协，以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或协议。由于和解是纠纷主体自行解决纠纷，所以因和解而达成的解决纠纷的协议，其性质相当于契约，对于纠纷双方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

与调解、仲裁和诉讼相比，和解的主要特性有：（1）具有最高的自治性，即和解是依照纠纷主体自身力量解决纠纷，没有第三者协助或主持解决纠纷，和解的过程和结果均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2）非严格的规范性，即和解的过程和结果不受也无需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的严格制约，即是说，既不严格依据程序规范进行和解，也不严格依据实体规范达成和解协议。有学者认为，和解在形式和程序上具有通俗性和民间性，它通常是以民间习惯的方式或者纠纷主体自行约定的方式进行，甚至可以在请客吃饭、电话交谈中达成协议。以和解来解决纠纷，往往不伤害纠纷主体之间的感情，能够维持纠纷主体之间原有的关系。

在现代法治社会，和解尤其是仲裁和诉讼进行中的和解必须遵守合法原则，即和解的过程和内容必须不违背禁止性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和解必须遵守最基本的公平与自治原则，即和解的过程和结果必须建立在纠纷主体平等和真实意志的基础上，其间不得存在强迫、欺诈、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等因素。

2.2 社会救济。在此，我们主要介绍调解和仲裁。在我国，调解和仲裁等可归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之列。

2.2.1 调解。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包括习惯、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和妥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调解的形式多样，在我国自古至今，调解的运用非常普遍。我国古代就有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而民间调解又有乡保、族长、亲友、相邻、缙绅调解等。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经验”，并对之抱有极大的热情。

我国现有的调解形式中，属于社会救济范畴的，主要有：人民调解、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调解和行政调解等。人民调解是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调解，比如，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对劳动争议的调解，消费者保护协会对消费者争议的调解，仲裁中仲裁机构对民事纠纷的调解，等。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附带地解决纠纷，比如，对于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当事人请求公安机关调解；对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他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可进行调解；土地管理部门可以调解有关土地权属的争议，等等。一般说来，这类调解并非仲裁或者诉讼的前置程序，纠纷主体可以不经调解而直接申请仲裁或者直接提起诉讼，调解不成的或者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反悔的可以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并且，调解者（即便是行政机关）均以中立第三者身份解决纠纷，无权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

调解协议一般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是，一些国家的调解程序法规定，应将调解书送交法院审核或进行公证，使其产生强制执行力。如果是诉讼内的调解，以及法律特别规定的调解，比如日本民事调停法和家事审判法所规定的调停等，其调解协议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再如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仲裁法》第51条中规定，仲裁庭依据调解协议的结果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2.2 仲裁。仲裁，又称公断，是指纠纷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协议（仲裁协议）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将纠纷交给中立的民间组织进行审理，并作出约束纠纷双方的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机制。

仲裁必须以当事人之间在仲裁之前达成的仲裁协议为前提。但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建立了一些特定情形下的法定仲裁或强制性仲裁，这类仲裁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而无须仲裁协议，比如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有的国家还规定了产品责任纠纷仲裁、法院附设仲裁等法定仲裁或强制性仲裁，然而目前这类仲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与通常的仲裁不同，这类法定的或强制性仲裁因为缺少当事人仲裁协议，所以仲裁裁决也往往相应地缺少终局性，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提起诉讼。

第一，仲裁的民间性。仲裁中的第三者，在现代仲裁制度中是仲裁机构，可为永久性的，也可为临时性的，但是不管何种形式，均不是国家机关，而是民间组织或社团法人。仲裁员主要是由当事人选定或约定的专家，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无权以国家强制力解决纠纷。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纠纷仲裁权来源于当事人的仲裁合意（特殊情况下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仲裁依其公正性、专业性、便捷性和低成本而赢得人们的青睐。

第二，仲裁的自治性。这一性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程序主体权理论在仲裁中的充分展现。与诉讼相比，仲裁体现出当事人的高度意思自治和充足程序选择权。具体说，是否采用仲裁解决纠纷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强制仲裁除外）；当事人自行商定值得信任并对纠纷处理较为便利的仲裁机构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当事人有权选定或约定仲裁员；当事人可以约定审理方式（开庭审理或书面审理）、开庭形式（公开或不公开）等；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如当事人可撤回仲裁申请终结仲裁程序等；当事人在仲裁中可自愿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在一定情形中，当事人可选择仲裁所依从的实体法律规范，也可选择适用具有程序性规范。

第三，仲裁的法律性。首先体现在，仲裁的民间性和自治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仲裁应当遵守当事人选定或者法律规定必须适用的仲裁程序法和实体法，尤其不得排除适用强行法，仲裁必须以最低限度的合法性为原则。其次体现在，仲裁与诉讼（或法院）的联系方面，就我国而言，仲裁过程中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以及仲裁裁决的执行，由于仲裁机构无权实施强制性措施，只能借助于法院根据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这便是诉讼或法院对仲裁的支持。

2.2.3 调解与仲裁的异同

调解和仲裁的共同之处主要有：第一，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和结果，都蕴涵着纠纷主体的合意，与诉讼相比体现出较高的纠纷主体的意思自治，并且第三者的沟通、说服、协调往往是达成最终合意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二，与和解相比，调解尤其是仲裁内含着较多的规范性因素（包括法律规范）。

必须意识到，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是在法制和法治的框架内建立和运作，不可能取代法制和法治，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只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可能性并非取代诉讼。法治是我们社会的基础，而且其价值将会继续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