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文的写作要有波澜,力求情节动人。实际上,议论文的写作同样如此:对论题独特的审视、灵活的论证手法和语言表达的力求生动,常常可以让我们突破议论文的僵化模式,从而产生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效果。

议论文的波澜,可表现为结构上的破立结合、正侧映衬、扬抑交错等。文章渐次展开论题,或放或收,逐层深入,为最后突出论点服务。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在题解中就提出“落水狗”应该打的论点。在第二节中又认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第三节则旁出一枝,特地提出叭儿狗,在给它绘了幅讽刺漫画后,严肃指出:“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第四节复归正题,以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诫读者“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使人深感“纵恶”之为害。第五节又深入一步:不要将塌台人物与落水狗等量齐观,不要只看“落水”这一现象,要仔细识别其本质,莫让真的恶狗溜走。到第六节,却又另起一端:“那末,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要看清对手,而且要有等差。“无论其怎样落水,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作者怀着对社会进步和革命成败的深切关怀,对反动势力的深恶痛绝强调论述必须痛打“落水狗”的道理,但同时也指出要分析狗落水的原因,察看它们的态度,要有区别,有等差,要弄清是人还是狗。文章曲曲折折,波澜迭起,闪耀辩证法的光辉。

议论文的波澜,可表现为说理上的迂回曲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于一些深刻的事理,为了说服对方、廓清是非,常常需要“声东击西”,设问托譬。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旨在说明王天下的关键在于保民,在于推行仁政,而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在于制民之产。当齐宣王问及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却撇开话题,提出“保民而王”的观点,并以“莫之能御也”引起齐王的兴趣。然后趁势引出齐王曾以羊易牛去衅钟的事情,并肯定了王思想矛盾中的积极因素:“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但随即又来一个反问:“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一纵一擒,文章顿生波澜,弄得齐王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笑着说:“是诚何心哉!……”不意孟子忽来一番安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说得王心里喜滋滋的,却又无法解释:“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可是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他,却一笔宕开,以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以及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四个比喻,说明王之不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从而启发对方思考:“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欤?”孟子明知齐王之不能推恩是为大欲所蔽,却故意不戳穿他,而从侧面设问激发他:是为了兴甲兵向诸侯挑衅吗?是为了声色娱乐吗?逼得齐王连连否认,于是孟子立即接过话头:“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但刚说出齐王的心事,随即就作了使他绝望的论断:“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说得齐王不禁惊异起来:“若是其甚与?”这时孟子可不宽慰他了,而是进一步以险语动摇他:“殆有甚焉。……”正当齐王惶恐不安时,孟子趁势指出:“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同样道理,齐亦不可能独霸天下;反过来,如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其若是,孰能御之!”层层蓄势,从反面、正面将霸、王两种不同做法的利害得失讲清楚,使齐王不能不心服口服。至此,孟子才畅叙己见,说出制民之产的理由与措施。如果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保民而王”的观点,接下去说明为什么要施仁政,及行仁政的具体措施等也无不可,但这样读来就索然无味了。所以,写文章开门见山固然好,但开门后即一览无余也没劲,还须引导读者幽壑寻胜才好。

论说文的波澜,有时也来自于作者是非爱憎的情感。只有当作者对所论事物饱含深情,才能理直气壮,纵横捭阖,从而感染读者的情绪。反之,如果作者对自己所论述的事物毫无感情,冷冰冰一副面孔,干巴巴几条筋骨,非但不能巧兴波澜,而且难以以理服人。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时而不满,时而憎恨,时而欣喜,最后,“活该”两字,仿佛地底烈火找到了一个爆发口,把对反动势力的恨和对人民的爱一起迸发出来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既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地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样气壮山河的句子,又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这样哀思深沉的语言,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动,发人深思。所以在论说文中,说理与抒怀结合,往往可以相得益彰,使文章不但能以理服人,而且能以情动人,收到更好的效果。

蒋镇一,语文教师,现居江苏镇江。本文编校:王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