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桢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42-01

走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邓小平同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对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进行战略思考

(一)倡导政治民主化。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需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政治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在总结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要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就需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不断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他又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三个有利于”，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从而体现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

(三)走中国特色之路。邓小平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的论述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必须从国情出发，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简单地局限于个别论断，不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立足国情，脚踏实地地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路。

二、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一)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与干部制度。邓小平非常重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建设问题，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讲到“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党的领导制度方面，扩大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恢复设立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恢复和加强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内纪律制度建设；在国家领导体制方面，国家设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恢复了国家主席的设置、进行了国务院领导体制和机构、地方政府机构和农村基层政权机构的改革；在干部制度方面，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进行了机构精简、领导班子调整、恢复了党内民主、实行了干部“四化”等。

(二)积极推行党政分开与行政体制建设。在1986年9月13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中，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主要内容有：党政分开、权力要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为此，党的十三大以后，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党内民主建设，理顺了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与中央书记处、中央全会的关系，中央书记处成为办事机构不再具有决策职能；明确规定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两套工作规则，明确了党中央机构同中央政府各自的职能工作范围；推行党政分开并同时抓行政体制建设；组建了国家人事部，进行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实施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三)健全监督机制、推进廉政制度建设。198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和国家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并着眼于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和公开化、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1989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廉政制度座谈会上强调，为政清廉要靠制度建设、要注意发挥党的重要作用、要把廉政建设同民主政治的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增加了政治的透明度。扩大了人民群众检查监督、参政议政的渠道，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工作的监督、批评。

(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特别注重我国民主法制建设。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我国新时期安邦治国的根本大法，并于1988、1993、1999年进行修订。我国还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法律法规及有关的决议(决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积极制订有关相应配套的法律规定，公检法等政法机构得到恢复并逐步完善并注意改善执法工作，过去那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的状况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