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一枫　杭起义

摘 要：在先秦哲学家中，庄子所关注、讨论的问题一向具有广泛性与深刻性，尤其具有美学意味。《庖丁解牛》虽是一则讨论“养生之道”的寓言故事，但正如庄子所言“道通为一”，它实际上包含了庄子美学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庄子关于人类审美创造活动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审美创造活动是既合乎规律性又合乎目的性的，并伴随着精神的愉悦，它是一项有规律的、能动的、自由的、愉悦的创造性活动。

关键词：《庖丁解牛》 审美创造 美学阐释

《庖丁解牛》是从《庄子》内篇《养生主》中节录出来的，庄子是借“庖丁解牛”这一寓言故事来谈如何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养生之道”的。正如庄子所言“道通为一”，若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则可见《庖丁解牛》事实上反映了庄子关于审美创造活动的基本观点。

一、审美创造的前提条件

庄子认为，要进行审美创造，创造者必须具备一个审美的心胸，即完全摆脱利害得失的考虑，专心致志，处于积极自由的精神状态之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就没有考虑到工钱的多少或赏罚的轻重，这就是庄子所谓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庖丁没有考虑各种利害关系，故而他在解牛时能得心应手，运刀自如。审美创造也如此，创造者必须超脱世俗的观念，排除功利的目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的精神必然要受到压抑，其创造力也就必然要受到束缚，从而无法进行审美创造。庄子在《田子方》中所写的“众史”为宋元君画画的故事，也能说明同样一个问题：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赢。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为什么宋元君否定了众画师而肯定那位后来者为“真画者”呢？因为众画师想到要为宋元君画画，精神异常紧张，只有那位后来者显得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悠闲自在、无拘无束的人作画才能摆脱“庆赏爵禄”、“非誉巧拙”等利害关系，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具备审美心胸的重要性。庄子在《人间世》中称之为“心斋”，在《大宗师》中又称之为“坐忘”，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

具备审美心胸需要摆脱利害得失的考虑，但庄子还认为：摆脱利害得失不等于内心枯寂，无动于衷。虽然庖丁解牛已达到“游刃有余”的熟练程度，可他在解牛时仍然“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这既表明他具有细致、认真的态度，但更反映了他排除各种世俗杂念后集中精力、用志不分。他的心境不是枯死、沉寂而是活泼生动、专注自由。审美创造也一样，创造者只有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才有可能顺利开展活动。

二、审美创造的一般规律

庄子认为审美创造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其一般规律即“道”。在庄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而不是美，但得“道”者可以创造美、体验美、欣赏美。

文惠君目睹了庖丁解牛的情形后赞叹道：“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却释刀答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文惠君所叹服的是庖丁解牛之“技”之善，而庖丁却说“技”非其所好，“道”才是他最终的追求。“道”与“技”有何区别呢？“道”，“进乎技”。可见，“技”是一种低层次的本领，是一般的手艺人（如常庖）所掌握的一种生理的本能的技巧。“道”虽不外于“技”，但“道”却属于高层次的，是对“技”的辩证的否定。它不但具备了本能的技巧，而且已上升到艺术的、美学的高度，包含了人的内在精神的自由。从美学角度看，“道”是进行审美创造的规律，它的特殊性就是自由。只有掌握了审美创造之“道”，才能获得创造艺术的自由。庄子在《田子方》中以孔子和老聃的对话形式，谈论了“道”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将以看作庄子对审美创造之道的特殊规定。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记，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功，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孔子曰：“请问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在此，庄子描绘了“道”的特征：“莫见其形”、“莫见其功”、“莫知乎其所穷”，其本质特征是自由。所以，庄子用“游”来表示对“道”的把握。所谓“游心于物之初”也就是游心于“道”。“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就是说，能游心于“道”就可以获得大美，体验到极乐。由此可见，掌握了审美创造之“道”，即掌握了审美创造的一般规律，便可以创造出美的艺术品，并体验到自由创造的乐趣，获得美的享受。

三、得“道”的途径和方法

在庄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虽然“莫见其形”、“莫见其功”、“莫知其所穷”，但它是可以被人们认识、掌握并运用的。对于审美创造来说，创造者如何才能得“道”——获得审美创造的一般规律呢？庄子在《庖丁解牛》中告诉了我们答案：第一要靠感性实践；其次要靠理性的“悟”。

庖丁刚刚开始解牛时，“所见无非全牛”，与常庖毫无区别，但“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未尝见全牛”与“所见无非全牛”的区别就是得“道”与得“技”的区别。庖丁之所以在解牛时能“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正是因为他经过了多年的反复实践，已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解牛之“技”，从而认识了解牛之“道”，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

庄子认为掌握审美创造规律，不但要反复实践，还需要向书本学习，向有经验的人学习，能够触类旁通地“悟”。文惠君听了庖丁的一番宏论后由衷地感叹：“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文惠君从庖丁解牛之“道”中明白了“养生之道”，靠的就是一个“悟”字。中国古代美学对人类审美活动的论述常有“悟”、“妙悟”之说，悟“道”也是一种出真知的方法。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庄子认为感性实践与理性的“悟”是得“道”的两种方法，但在二者之中，他强调的还是感性实践的作用。庄子在《达生》篇中的“佝偻者承蜩”、“津人操舟若神”等故事中对此都作了反复强调。由物质到意识，由感性到理性的途径，反映了庄子的认识论，是庄子哲学美学中的闪光点。

四、审美创造的主体功能

庄子不仅重视创造者对客观自然规律的掌握，还重视创造者在审美创造中的主体功能的作用。他把审美创造看成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能动的创造。

庖丁说：“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是感官功能，“神欲”是主体功能。“官知止而神欲行”就是超脱了感官的限制，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因为人的感官只能把握有限的事物，而“神欲”却能趋向于无限，显示出创造的自由——遵循客观规律的随心所欲，即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踰矩”。相对于人的感性器官来说，“神欲”可借西方美学中的“内感官”称之。它实质上就是主体的思维功能，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的“视通万里”的“视”，就是“神欲”或“内感官”。承认思维功能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承认创造者主体功能的作用。庄子没有因此否定人的感官的作用，相反，从庖丁解牛始见全牛到“三年”后未尝见全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首先肯定了人的感性器官是进行审美创造的基础。感官在反复实践中得以发展，人的“内感官”也就不断地完善并发挥作用，人的主体功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故而在审美创造中，创造者的感觉器官特别敏锐，似乎停止了活动，只有“神欲”在起作用。积极地发挥主体功能，创造者才能将自己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运用于对象上，创造出美的作品。此即庄子所谓的“以天合天，器乃凝神”。

五、审美创造的心理特征

庄子认为审美创造的心理特征是精神上的愉悦。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体现于创造者在进行审美创造时的整个探索、实践、完成的过程中，它是审美兴趣、审美体验和审美享受等方面的综合心理表征。

审美兴趣中包含着乐趣，没有兴趣的创造活动就不会有乐趣。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既表明他对自己的要求之高，也说明他探索解牛之“道”是因其所好。爱好、兴趣与情感等都是人类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也是进行审美活动，探索审美创造规律时不可缺少的。没有审美的兴趣，也就不可能探索美的规律，更不能创造美的事物。审美创造时，创造者在自己生命力的自由表现中体验到乐趣，精神的愉悦甚至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庖丁解牛之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段文字描述了庖丁掌握了解牛之“道”后的那种出神入化的高超本领，反映了他在劳作中已完全进入了一种愉悦的精神状态。他一方面是在创造着美的事物；一方面也是在感受着美、体验着自由创造的乐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劳动中直观自身”，这就是审美体验。欣赏美的事物、创造美的事物都离不开这种体验。而完成审美创造之后，创造者面对自己的作品时的愉悦之情是不能自禁的，美的作品更让人为之得意忘形。当牛“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后，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几句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庖丁劳作后的那种愉悦、满足、得意之情。庖丁解牛本不为获利，不重功赏，并完全进入自由自觉的状态，故而他在解牛之后面对自己的“杰作”所产生的喜悦、得意完全是精神上的享受、美的享受。他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也是在欣赏自我的能力。以上说明，庄子是把审美创造活动当作人生中的一种享受来看待的。这符合人类的精神生产——审美创造的非功利性的目的。

总之，《庖丁解牛》反映了庄子对人类审美创造活动的基本观点，即人类的精神生产——审美创造活动，是既合乎规律性又合乎目的性的，并伴随着精神的愉悦，它是一项有规律的、能动的、自由的、愉悦的创造活动。

（韩一枫，杭起义 浙江省杭州市采荷中学教育集团 31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