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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传记文学的成就

2009-06-03赵新国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3期
关键词:传记文学柳宗元

摘 要:柳宗元的传记文章大多是描写下层小人物,但一个个小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他善于把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的记叙与描写,运用记叙与议论相结合、甚至以议论为主的方式,来揭示人物真善美的个性,刻画人物形象,剖析社会现实。柳宗元的传记文章突破了史传成法,实录与虚构相结合,篇幅短小精悍,文学色彩浓厚,使传记文向着文学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柳宗元 传记文学 艺术成就

柳宗元是一个遍悟文体的作家,众体兼长,作品丰富。《柳河东集》中除古今各体诗和辞赋外,现存散文四百多篇。这是他从事古文运动的丰硕成果,也是他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主要依据。这些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抒发了自己的“才不为世用”的悲愤抑郁情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社会价值。这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艺术珍品,给我们以多方面的、有益的借鉴。其中他的传记文学更是独具一格。

柳宗元的传记文章情况比较复杂。有标题为“传”者,如《种树郭橐駞传》、《梓人传》、《童区寄传》、《河间妇传》、《宋清传》、《李赤传》等;也有题未标“传”而实近传者,如《捕蛇者说》;碑志中也有一些传记的作品,如《处士段宏古墓志》等;行状中如《段太尉逸事状》亦为传记文学中的优秀作品。

柳宗元所写的传记文学作品,其优秀篇章的主人公,多为下层人物或正直清廉的官吏。作者或写他们的悲惨经历,或写他们的高超技艺,或赞美他们的智慧与斗争精神,或颂扬他们刚正不阿的品德节操,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都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更融进了他爱与恨的情感。

一、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来刻画人物形象

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是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突出特点。在柳宗元的传记文学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卖药的宋清,弹筝的郭筝师,狂士李赤,牧童区寄,处士段宏古,荡妇河间,太尉段秀实等。柳宗元非常重视选择典型的材料,把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来描写人物的命运,展示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如《段太尉逸事状》,这是柳宗元为史官提供的有关段秀实的生平材料,是“实录”一类的文章。但作者并未有闻必录,罗列一大堆琐事,而是对其生平事迹严加挑选,只写了三件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严惩郭晞的士兵;卖掉自己的马代民还谷;拒绝叛乱将领朱泚的贿赂。通过这三件事来表现段秀实的正直廉洁,不畏强暴,解救人民忧难的优秀品质。文章始终把段秀实放在矛盾冲突的中心,如写他秉公执法,严惩郭晞士兵一事,郭晞倚仗其父郭子仪的声威,骄傲专横,放纵士卒,为所欲为。段秀实要严惩不法军士,就处于和郭晞尖锐对立的地位;段秀实执法严明,把十七个不法军士斩首示众,震动了郭晞的军营,士卒骚乱,全副武装要为被杀军士报仇,矛盾激化,形势异常紧张;段秀实要亲自去兵营做说服工作,并且只带一个跛脚老兵,气氛更加紧张;段秀实据理斗争,说服了郭晞,化险为夷,矛盾有所缓和;段秀实又借口发病,要留宿在军营中,矛盾又尖锐起来,但段秀实十分镇定,直到郭晞诚心认错,表示悔改,他才放心地回去。作者就是这样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让主人公在处理复杂尖锐的矛盾中展示自己的才智,表现自己的个性。《童区寄传》以人物为中心,在具体的环境和情节中表现人物性格。一个十一岁的牧童区寄被两名横行不法的人贩子劫持,而他英勇反抗,杀贼自救。文章歌颂区寄聪明机灵,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腐败吏治的不满,并强烈希望革除弊政。这虽是一件真人真事,但作者在材料的选择上也颇费苦心,只选择了他利用机会、利用二贼的矛盾,与二贼斗智斗勇,最后力杀二贼的材料,材料精炼、典型,而且始终把区寄放在性命攸关的矛盾斗争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智有勇、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作者感叹说:“少得自脱,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这一个“奇”字乃是作者对区寄的事迹最大的感受。

二、善于用记叙、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的个性

人物的言行是个性的外在表现,一句话、一个细节便能展示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区寄,作者写他假装恐惧,“寄伪儿啼,恐慄为儿恒状。”写他自断其缚以杀贼:“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当他被贼捉回时,他又能随机应变,利用二贼之间的矛盾:“遽曰:‘为两郎童,孰若为一郎童耶?彼不我恩耶,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写他半夜“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无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墟皆惊。童曰:‘我区寄儿,不当伪童。……愿以闻于官。”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人物言行,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强盗的凶狠、自私、愚昧,区寄的勇敢、沉着、机智、淳朴,使这一少年英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再如《处士段宏古墓志》中的段宏古,“闻襄阳节度使于頔好刃大言,遂干以兵法,一见甚喜。居月余,视頔终不可与立功,又遁去”,表现其急于用世,又不求苟合的处世态度;“陇西李景俭、东平吕温,高气节,尚道义。闻其名求见,大欢。留门下,或一岁,或半岁,与言不知日出”,表现他的交友之道;“途过桂。桂守旧知君,拒不为礼。君愤怒,发病不肯治。曰:‘平生见大人,未尝相下,今穷于此!年加老,接无所容入也,因困于俗笑,吾安用生为?埋道边耳”,写其悲惨的生活遭遇和刚烈峻峭的性格。通过人物一系列的言行,使每一个有才华,有气节,而又不得志的豪侠之士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入得其心之感,极富个性色彩。

另外如《捕蛇者说》中蒋氏,《种树郭橐駞传》中的郭橐駞,《李赤传》中的狂士李赤,《梓人传》中的梓人,也都形象生动,个性独具。又如《河间传》中的荡妇河间,作者也是通过对她由一个“有贤操”的女子变为一个淫妇的具体描写,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潘金莲式的淫妇形象。柳宗元正是通过这些颇富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三、叙议结合,揭示人物的真善美人格

记叙与议论相结合,甚至以议论为主,是柳宗元传记文的又一特色。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柳宗元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代表着社会生活中的一类人物,他们的思想、性格、命运,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寄予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柳宗元传记文的议论色彩很浓。如《种树郭橐駞传》,文中对郭橐駞的籍贯、名字、外貌、职业、特长等均有记叙,文章又主要记录他的养树之道,但全文的主旨却在发议论,借他之口,通过讲养树之道而讲为官治民之道。种树人郭橐駞尽管其貌不扬,但他在精于种树的同时,又能以高度的洞察力审视社会,大胆揭露弊政,提出顺应民意的治民措施,塑造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非凡的政治头脑、敢于指斥时弊的普通劳动者形象。记叙本身就是议论,叙议结合得非常巧妙。《宋清传》是为一位卖药的商人立传,宋清虽系药商,但他善于经营,乐善好施,不计小利,乐于助人,终得好报而致富。作者通过议论赞扬了宋清,并拿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之道与之相比,指出:“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为清之为者。”并深有感慨地写道:“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作者认为宋清身为商人而无市侩之气,而当世之官僚士大夫们,虽非商人却处处表现出市侩作风,显然是作者对浇薄世风的有力鞭挞!柳宗元为宋清立传,显然不是为了宣传经商之道,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存在于广大普通人身上的不慕钱财,待人诚恳,不分高下亲疏的优秀品质和人间真情。《梓人传》表面是写一个能工巧匠的规划指挥之才,从深层上看却由此推及“佐天子、相天下,进退人才”的统治者,把它提高到“相道”的高度,实际上是表现了作者的治国之道。他们应该“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应该“择天下之士,使其称职,居天下之人,使其安业。视都如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视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全文前半部分记叙,后半部分议论,叙议结合,互相呼应。即使像《河间妇传》这样的作品,作者在篇末也要点明:“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犹可畏哉!”显然此处作者也是深有寓意的。

四、多变的手法,浓厚的文学色彩

形式不拘,手法多变,突破史传成法,增加文学色彩,是柳宗元传记文的又一特点。《种树郭橐駞传》题名为传,但作者的主旨不在为郭橐駞立传,而在于讲为官治民之道。在写法上,他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讲一种道理,有寓言故事的特点;它又有一定的虚构成分,这又近于传奇小说。《捕蛇者说》一文,从标题看是一篇杂说,可归为议论文,文章的主旨也在最后的议论,但文章完整地记叙了捕蛇者祖孙三代六十年间的悲惨生活经历,这又接近于传记文;《河间妇传》是一篇人物传记,写淫妇河间的故事,注重情节,描写也较多,且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与其说是人物传记,不如说是传奇小说更为合适。《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可以算是传记文学,但像《童区寄传》也明显地追求故事情节的紧张生动,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文中豪贼的表现,刺史的惊奇爱护,家乡劫贼们的心理,都是为了烘托和突出主要人物,所以艺术加工比较多,也颇多传奇小说的色彩。形式的灵活不拘,手法的丰富多变,使柳宗元的传记文具有特殊的风貌。一方面,他继承了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传统,写人物注重其社会意义,并注意学习实录的精神,从总体上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特征;另一方面,他又明显地受到中唐日益繁荣兴旺的传奇小说的影响,作品中虚构成分明显增加。如《种树郭橐駞传》,显然是集中了许多种树人的经验于郭橐駞一身,并虚构了一段作者与郭橐駞的对话,即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再如《童区寄传》、《河间妇传》等,都表现出追求故事完整、情节紧张曲折的特点。文中注意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去刻画和表现人物性格,某些着意的渲染描写,作家带着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议论,都表现出作家艺术加工的痕迹。即使像《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这些反映真人真事的作品,也使人感到作者精心组织剪裁的功夫。柳宗元笔下的传记文,文学性强。人物形象更鲜明、更加栩栩如生,但其“实录”性减弱了。作品中主观的艺术加工增多,客观的“实录”性减少,使得传记文学向文学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柳宗元以其进步的文学主张和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对唐代古文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传记文,大多短小犀利,寓情理于人物故事中,具有鲜明的讽喻色彩,不仅现实性、思想性比较强,而且艺术上情理兼备,文字峻洁,跻身于优秀传记文学之林毫不逊色。这些作品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传文明道的传统,扭转了六朝的文风,提高了传记文学的质量,为我国传记文学开拓了新面貌。韩、柳以后,宋有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明有宋濂、高启、归有光、袁宏道,清有汪琬、顾炎武、龚自珍等,这些散文名家都创作了不少各具特色的传记作品,形成了大体上先后相继承的一个个传记文学创作高潮,这些优秀传记文章的创作,无疑是受到了柳宗元传记文学的启发与影响。

传记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史学角度来说,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生动逼真地展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现实画面。它犹如舞台上的彩色背景,所撰写的人物,则是这个舞台上活跃着的演员,更具有可塑性。从文学的角度看,他注重写人、写事件的细节和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实录与虚构相结合,使用烘托、侧面描写等手段,一个个地位低微、职业平凡,无辉煌业绩的小人物,在他的笔下挖掘出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的品质、善良的天性、美好的心灵、聪明的才智,形象鲜明生动,充分体现了真善美的丰富内涵。作为古文运动主将的柳宗元,运用神来之笔,在传记文学领域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推动着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改革,为传记文章向文学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为传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潇湘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项目编号:05A068;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潇湘文学的历史流变》,项目编号:03YB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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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国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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