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龙

摘要：《庖丁解牛》是《庄子·内篇·养生主》中的名篇，具有形象关、情感关、结构关，同时又生动地展示了作者独特的养生理念，一身而兼具文学和哲学双重价值，在《庄子》中具有普遍意义。《庄子》教学应以揭示其文学和哲学独特性为旨，而特点则必须从比较中得以确认，其中有自身的比较，有同质和异质的比較，也有其他共时性和历时性对象的比较。

关键词：《庖丁解牛》；《庄子》：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庄子》和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两种讲法，一是文本的具体解读，一是内容的整体介绍。文本解读认识的是树木，整体介绍是见识森林。但文本解读又是系统介绍的基础，二者紧密联系又各有作用，不可替代。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从作品微观探究走向系统宏观把握的路径，试图为《庄子》乃至于诸子教学中的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要这么教等问题进一解。

诸子散文，无论从作者主观意图还是从客观效果上说，都是立言的结果。立言的目的是要服众。而受众又分为当下和身后两种：征服当下读者是现实需要，征服身后受众是心理需要，后者即为不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各家既要注重内容的深刻，又要注意形式的动人。孔子就直接指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庄子虽倡言“得意忘言”（《外物》），事实上却是最用心于语言者。于是，诸子几无例外地成为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经典。自然地，后代读者可以也应该对其作多维审视。但作为文学院主干课程“中国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中与“历史散文”并列的重要成分，诸子散文首先必须从文学角度加以介绍。如果仅限于此，诸子的价值将会减半，因为诸子所争鸣的就是哲学。或许哲学院讲诸子可以不讲文学，但文学院却不能只讲诸子的文学而忽略其哲学。《庄子·内篇·养生主》中的名篇《庖丁解牛》也不例外，本文题中所谓的“双维”是特指文学和哲学两个维度而言。

二、《庖丁解牛》的双维解读

《庖丁解牛》是一次精英与草根的对话纪录。

文惠君，旧注有一说是指梁惠王，或从“文惠君”之“惠”字作为联想依据。虽缺乏佐证，只是臆测，可信度不高，但从称呼就知道其人是社会上层人物无疑。庖丁属草根，从两方面见出：一是名字，丁即男，连名都只用性别表示，足见出身寒微，家长目不识丁才可能这么起名。二是职业，屠夫在当时属低下营生。结果却是低贱者教诲了高尚者，其中大有深意在。

《庄子》作为文学和哲学双重经典，是由具体篇章的双重经典形成的，本篇即为显例。

从文学角度看，本篇有三美：形象美、情感美、结构美。

先说形象美。这里有三个个体形象和两类群体形象：前者是明写的主角庖丁和配角文惠君，暗写的作者庄子本人。后者是庖丁的同行：良庖和族庖。

庖丁是主角，这一形象定位本身在《庄子》一书具有典型意义：庄子笔下，得道者一无例外是草根，是主角，而世俗里的精英都是配角。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庄子对精英的基本判断，“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胠箧》），那些装得跟人似的爷爷全是孙子变来的，不是什么好鸟。二是基于庄子对社会的基本判断，“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这是一个动辄得咎、民不聊生的时世，这种时世的制造者就是精英。所以，这些在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在庄子眼里不配当文化舞台的主角。以后道家演变成为道教，道教以追求成仙为终极目的，它也仿照母体作风，把帝王一律排除在成仙的可能性之外，人间至尊的君王被斥之以“乏仙骨”，这是典型的文化胎记。

经典意味着特点，特点就是别的没有它自己独有的东西，这当然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结果。而这个比较首先就是与前代比较，看它提供了什么前人没提供的东西。准此，庖丁形象创造了我国文化史上两个第一个：从具体职业上说，这是第一个屠夫形象。从所属阶层上说，按和庄子同时的孟子的分法，人分劳心者和劳力者两个阶层。庄子之前的《论语·微子》里出现过“耦而耕”的长沮、桀溺和“植其杖而芸”的老者（丈人），但一来他们都是农夫，在以农为本的我国社会，地位仅次于士，二来对他们的劳动写得很简单。庄子笔下的庖丁则细致地展示了劳动过程，是第一个丰满鲜活的最底层的劳力者形象。

庖丁解牛，为什么不从第一步一一宰牛写起而直接从解肉写起？如果是儒家，就会有人性问题：那位和庄子同时却互不知道对方存在的思想家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怜惜生命，就连对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庄子显然不是这意思，他什么意思却没有说，我们只能就现象推测原因：其一，第一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太血腥，只有暴力，没有美感（顺便说，庄子和后学异口同声强调不争，其反暴力的典型表现就是反战）。其二，写第一步只能表现蛮劲，而这里要表现的是技术和技术里的哲学。其三，老师傅都有徒弟，正如大厨不会去洗菜只会上灶掌勺是一个道理，那不需要太高技术含量只需要力气的粗活自有徒弟下手一一那么好的身手如果没些徒弟倒真的是奇了怪了。其四，从艺术美的角度说，省略第一步，有剪裁的美。从第一步写起倒是过程完整了，但有流水账的毛病不说，你让文惠君赞叹庖丁的强悍不成？道家追求的是柔弱胜刚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庄子从解牛起笔都不是偶然兴到，而是有意为之。

此前的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的劳动动作只是劳动动作，庖丁却把劳动变成艺术：一开始就把全身各位都变成了艺术工具，手、肩、足、膝并用，如此的劳作，古往今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各部位动作特点依次为触、倚、履、踦，力的轻重和方向极其精确，而排比句式给人的感觉不是依次进行，而是同时联动。动作的协调有如高明的演奏家，五音杂出，却和谐动听，和谐美以音响（“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见出，节奏感用“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直接表现。难能可贵的是，庄子全面而生动地展示了庖丁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劳动艺术家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着三种东西：一是观察，二是思考，三是实践。从一开始解牛的“所见无非全牛者”到三年之后的“未尝见全牛”，再到“方今之时”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既是观察，也是思考，“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这是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庖丁成为劳动艺术家不仅是实践锻炼而来的结果，他一开始就有成为劳动艺术家的目标，“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说明他习技是手段，悟道才是目标，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技艺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后依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的原因，悟道是个持续的过程，得道并非船到码头车到站。总之，庄子一并解决了庖丁为何能成为艺术家、怎样成为艺术家的问题。

文惠君作为配角，形象也鲜明。一头一尾两句话，一问一叹，由“技”而“道”，写出了他的三个特点：一是虔敬的问道者，二是欣服得道者，三是欣喜的悟道者。总之，文惠君虽缺道但不缺德，是向往大道的可教之辈，他是庖丁的配角但不是反角，作为庖丁的衬托是正面衬托而不是反面衬托。

隐藏在故事一旁的作者庄子，眼冷心热。说他心热，是指他把劳动当成艺术欣赏，把劳动者视为艺术家，这一点比把劳力者当作“治于人”（被人统治）还要“食人”（奉养统治者）强出不只一条街。说他眼冷，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否则不能把庖丁的劳动描绘得如此细致精彩；。二是对社会的绝望，活在这样的时世只能沿着它的缝缝走，不然人这把“刀”只能折。对社会的无奈和无力让读者伸手可触。

两类群像，一是族庖，即一般屠夫，那是一群只知用蛮劲的受苦人；二是良庖一一技艺较高、干活会动脑子的把式。前者让人同情，后者让人尊重。

次说情感美。解牛在世人眼里算不上是高贵营生，庖丁本人却没有自卑感，相反，他有强烈的自豪感。一开始的一连串动作就体现出庖丁的强烈表演欲，他的答话滔滔不绝，由技而论道，一股自强自信之气直扑人面。“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是庖丁表演后的收势，他的自得及其期待喝彩的神态，宛在目前。至于文惠君，始而对庖丁之技的惊叹，末而对庖丁之道的赞叹，这既是庖丁艺术的社会评价，也是文惠君本人对美的领略和对真的领悟，这就包含了庄子对他的赞赏之情。

最后说结构美。文章以问答结体，文惠君不是因疑而问，而是因奇而问，问里包括的不是疑惑而是惊奇惊异惊叹。庖丁的答，从内容上说，分为“技”和“道”两个层次，特意以“三”为结构形式。庖丁本人的技艺，经历三阶段：“始”“三年之后”“方今之时”，分别代表了生吞活剥、熟练生巧、出神入化三个阶段，这是自我比较。与同行比较，也有三比：从手法上比较，族庖是砍（所以刀折）、良庖是割，自己是“游刃有余”。从效果上比较，族庖的月更刀、良庖的岁更刀、自己十九年不更刀且“刀刃若新发于硎”。最终落到从级别比，是与族庖、良庖，这一比较暗含着把自己认定为“神庖”级别。比较里透着庖丁的自信自豪。

从哲学上看，本篇属《养生主》，文惠君闻庖丁言而谓“得养生焉”，说的是当然修养心性（今天风行的“养生”主要指庄子反对的“养形”）的理论问题，只是以形象表达而已。《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寓言》），庖丁十九年解牛无算，一把刀却依然“若新发于硎”。庄子本意是要把抽象的“缘督以为经”的养生理论形象化。从渊源上看，庄子的养生理论源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三章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这就是庄子“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的语典源头。当然，这样的人生观不只是老子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庄子本人通过切身体验出来的感悟：以庄子渊深的思想和绝世笔力可知他的家世本属于精英阶层，否则无法获得这类教养；而庄子本人的物质生活的确又十分窘迫。结论只有一个：庄子是从精英落到草根阶层的，这是社会大动荡的结果，个人对此完全无法左右。庄子借文惠君的嘴说领悟了养生理论的精髓，但到底领悟了什么却没有具体展开，这就是艺术空白处，高明的留白。由于有庖丁的论述在前，读者从中不难看出：要和容易折刃的骨头避开一一回避矛盾，顺着社会的缝隙走，别和社会产生冲突，更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生命才能安然无恙，心性才能自在逍遥。一句话缝隙里天地宽。修养心性实质是为人处世，这和庄子的顺世、混世态度直接相关。这与《山木》篇中庄子所谓“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是同一笔意。不过，在《山木》中弟子之问却问出了这个混世态度的为难和尴尬：“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在夹缝中生活，往往是左右为难，

显然，《庖丁解牛》所传达的人生哲学是小人物的存身之术，它的潜逻辑是承认自身的渺小脆弱，社会和强权的巨大和坚硬，小民的无奈与酸辛被庖丁解牛之后的“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得意暂时覆盖，自我品味劳作的快活与闪避生命艰难的谨慎形成强烈反差，使这则寓言平添了诸多颇堪玩索的滋味。而從绝对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社会人，都存在“善刀而藏之”的人生命题，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使得本则故事具有了永恒的哲学魅力。

三、《庄子》的比较教学法

经典意味着特点。诸子散文的生命在于各家学说及其表现形式的特异性，即不可替代性。因而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揭示对象特点，《庄子》当然不例外。特点的确认有两个方面：首先由对象本身概括得出，特点总会一以贯之反复出现，灵光一闪不能算作特点。其次是能证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否则不能称之为特点。而这两个方面都运用同一个手段：比较。前者是自身的比较，发现同类加以归纳总结，庖丁解牛与《山木》篇的对比即属此类。有了庄子师徒问答中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庖丁的“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就有了内证，形成特征链。

更大的比较是在本家与别家间进行。从时间上分，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比较。庄子与孟子的比较属于前者，而与孔子、老子的比较则属于后者。其中，与孔子的比较是异质比较，这一比较见出庖丁形象的独特性和作者情感的迥异性，从而得出庖丁形象在人物形象史上的两个“第一”，不经比较的任何定性，都会成为无稽之谈。与老子的比较则是同质性比较，是揭示庄子养生理论渊源之必需。

限于篇幅，本文例举的比较未能展开，例如庖丁的起名方式在《庄子》一书就有不少旁例，同中有异。又如对话，精英与草根间的对话在《庄子》中就不止一二，其间的内容和形式的比较会得出比较双方的共性与个性，这是应该提及的。顺便提及，这样的比较在拙著中有自觉且大量的运用。

推而言之，庄子之前的孔子和墨子、与庄子同时的孟子、其后的荀子和韩非子，无不既有文学和哲学双重价值，其特点同样可以自身的比较归纳、通过同质与异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而获得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