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衡

新时期以来，无论从口号、理论或者流派，还是从创作的实际而言。湖南文学都取得了丰厚的实绩，特别是作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茅盾文学奖而言，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双双获奖，更使湖南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不可替代；1985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掀开了文学寻根的热潮，《爸爸爸》《女女女》《火宅》等作品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经典；以及“文学湘军”的出现；等等。这种文学创作的繁荣自然也吸引了众多文学研究者，本土评论家胡良桂也积极地投身其中。他与当代湖南文学共呼吸，体会着他们的潮涨潮落，共同和他们向广阔的领域开进，对于他们的失误，他予以深刻地揭露和毫不留情地批判，并且提出许多非常中肯的建议；对于湖南文学取得的任何些微成就，他都为之欢欣并加以大力推荐。在近三十年的文学研究道路中，尽管经历不断的坎坷和曲折，胡良桂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湖南文学的关爱。

一、在细读中理解作品的真义

新时期以来，湖南当代文学作品精彩纷呈，争奇斗艳，在全国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如何真正认识这些作品的价值，使之呈现出应有的文学史意义，已成了一个难解之题。同时，也由于这些作品本身带有时代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因此，如何“估定”它们的价值，评论界见仁见智。

作为密切关注并跟踪当代湖南文学发展的胡良桂而言，他不是对任何作品进行简单地、轻易地否定或者肯定，也不任意拔高或者贬低，而是采取一种细读策略。这种细读既结合了西方新批评文论的若干优势，细致地进入文本里面，把文本当作一个生命体，在它的空白与狭缝之中寻求真义。当然，这种细读更带有陈思和所说的那种探究性与投入性。“细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相互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我们阅读文学，是一种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为熟悉或为陌生的心灵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地使自己，使主体进入文学作品。胡良桂也正是神会了这种细读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所以他充分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积累、全部情感和全部智慧，对作品进行生命的投入，这样，在他面前，批评对象就成为了一种丰富的、有意义的“生命物体”。胡良桂还借鉴自己所受到的湖湘文化之深刻和强烈的熏陶，所承受的八十年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八面来风，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阅读期待。凭藉于此，胡良桂对许多湖南的当代文学如孙缝忠的“湘西系列”小说、任光椿的长篇历史小说、谭谈和唐浩明的小说创作，以及《戊戌喋血记》、《旷代逸才·杨度》等不但进行了精彩点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地鉴榷。

尽管他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方法的批评外壳，然而对于其中的主题、人物，对于其中的艺术技巧他都进行了细笔勾勒，这样的阅读不但带有独特的个性生命色彩，而且又契合了时代的阅读需求。所以，他的细读既发人所未发，在别人争鸣之外洞开了作品的秘密和作者创作所蕴含的深刻苦心；同时，这种细读也蕴含了胡良桂强烈的激情，正如法郎士所说的“灵魂与杰作的遭遇”。当胡良桂用全副身心来阅读作品的时候，他仿佛成了一个灵魂的天使，遨游于作品的浩瀚大海之中，他不断地去挖掘，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破坏，不断地去寻求，一部看似简单的作品在他的批评之下往往能够带给我们最为丰富的联想、思考和哲理。他对于文本的细读在程序上是这样的：首先，借鉴了西方新批评的一些理论经验，从文本的机制人手，探讨文本的语言、节奏、象征，探讨词语之间和意义之间的张力、缝隙，探讨在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宰的意义之上文本所可能显示出来的叛逆、裂痕，把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充分地融入到他对作品的解读之中，使这种阅读往往充满了一种陌生感，他极力地阻止着我们深入。但是又强烈吸引着我们深入，这种“悖论”使得胡良桂的文学批评充满着深刻的魅力。但他又时刻不忘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责任与使命，对于诸多文本，他在主体强烈侵入其中的同时，又不忘提醒读者某些方面出现的瑕疵和偏失，所出现的某个黑洞，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对当代文学史上一些名著的解读上，比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沫的《青春之歌》、田汉的《关汉卿》等等作品，胡良桂努力推开文学史上的惯性阅读，通过细读去寻找到这些作品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之外所具有的生命美学。当然。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胡良桂在把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阅读的同时，他又出乎其外，把文本架构于时代之中，梳理它与时代丝丝缕缕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时代启示、读者的误读，以及这些作品本身还具有的未被认识的内涵。胡良桂充分尊重并预示着这种深奥性与移动性，预示着这种由破坏带来的无穷性。所以，在注重文本的同时，胡良桂也不忘文本外面所具有的可能性。

通过这些途径，胡良桂逐步地找到了作品的真义。但胡良桂从不讳言，这种真义是绝对的；在他看来。这种真意可能是读者最需要的，也可能是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最富于时代性的内涵。当然，无论如何，胡良桂毕竟不是一个由异域理论武装起来的批评者，他的根基深藏于湖湘文化或者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他更为深刻的还是接受了现实主义美学的熏陶，所以他的阅读让我们既感觉到轻松，往往又有意外之美；既带给我们阅读的流畅，往往又带给我们哲思。他非常反对把作品当作理论的证词，因此，他往往是通过对孙健忠的“湘西系列”小说、任光椿的长篇历史小说、谭谈和唐浩明的小说创作、以及《戊戌喋血记》《旷代逸才·杨度》和古华的《贞女》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之阅读而找到了文学的规则与法律。这种细读总体来说是以生命体验作为出发点，以生活经验包括文化积累作为主导，以对作品的契合作为途径，以对意义的发现作为目标，以对作品经典性的确立作为细读的宗旨，因此他的细读是很有特色的。

当然。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尽管胡良桂希望找到一条通达的大道，但也正是局限于这种理论储备，他的阅读和批评往往又带有一种由和谐带来的某些地方的矛盾性，细读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它的深刻性。比如他对于描写历史的观点给予一种消极性的认同，对于某些话语进行一种惯性的接受，对于某些作品的解读形成一种内在的结构，由此形成了一种阅读的惰性。同时，这种细读毕竟是来自于他的灵感，有时候往往停留在某种感性的阐发而缺乏一种理论的提升，所以这种细读在整体上会给我们带来若干惊喜，但相对于他自己或本身的批评语言又不免带来了某些俗套。这种细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成为他的栅栏，使他难于对作品形成一些带有尖锐性的观点。当然，这种细读因为依靠湖湘文化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别具一格的实践魅力。

二、着眼于文本的创新

新时期文学努力强调创新，八十年代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技巧手法纷纷涌进中国，意识流、反讽、拼贴、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都在中国大陆得到了极大的回应和广泛的传播。它也像一股巨大的神秘的力量促进着湖南文学的向前发展。然而，如何判定这种创新更有价值，如何判定这种创新是否更符合于文学的规律。

更能够促进文学的发展?胡良桂以湖南文学为考察对象，提出了文学的创新标准：

第一，创新不等同于西方文学。西方的进化论往往以极端的、绝对的和断裂的姿态看待文学的传统，他们以否定一切来否定文学创作，因此造成了文学本身的断裂、失误和陷阱；由于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因此它往往居高临下地看待别的文学，以致潜在地拒绝与其他文学的交流，从而导致本身的封闭性。在胡良桂看来，这种创新肯定是行不通的。创新，首先要立足于当前的文学现实。因此，他对许多作品的批评都看它是否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是否真正地延续了传统。创新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他看重这部作品是否有经典性。首先看它对传统继承了多少又发扬了多少。比如《诗词大国推盟主》一文对毛泽东一些诗词的解读，就更看重于这些诗词是批判地继承了屈原、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优秀艺术传统。尽管是“旧体”，但并没有生吞活剥的缺点，也没有勉强拼凑的矛盾，毛泽东用它来表现新的革命生活，融洽自然。所以，他对于这种“旧瓶装新酒”充满了推崇之情，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对于文学的观念。

第二，这种创新是否更新了文学的惯性思维。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许多技巧、手法、形式等发现文学的某些陌生化倾向，但在我们深入阅读之后，却又发现它们经常经不起推敲，甚至给我们带来许多失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文学的思维没有更新，它依然守持的是那种机械的、僵化的、简单的思维。在胡良桂看来，只有打破文学的那种思维框架、思维模式，我们才能真正地推陈出新。《湖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一文就深入到了周立波之《山乡巨变》在文学思维方面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忠诚于生活，忠诚于自己的艺术感觉，所以，他在创作中显得灵动，充满了天才性，又充满了巨大的创造力量；然而当他回到时代，回到现场，他又对自己这种来自于生活所赐予的思维灵感感到困惑，感到矛盾，感到急躁，感到疑虑，这样也就导致了他的批评在某种方面又不免趋于僵化。胡良桂也考察了唐浩明能够在《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小说中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功，乃在于他在创作思维方面充分地、狂放地、恣肆地运用了多种文学思维，如审美的、灵感的、理性的、普遍的、科学的思维贯穿其中，而且各种思维互相激荡，又滋生出一些边缘化的思维形式，使得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杨度》，尽管它叙述的是某些历史事实，但往往让我们常读常新，就在于这些思维成分不同地混合给我们所带来的新景观。第三，创新又是一个慢慢地剥离公共经验，走向个性化的过程。正如麦家所说：“文学的创新决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经验，而是要在公共经验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地方，以及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文学的创新也不是为了承认、赞美已有的文学现实，而是要在已有的现实之中，敞开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文学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在人群中成为那个面目清晰、风格鲜明的‘个人”。应该来说，这也道出了胡良桂对于文学批评的心声。所以，尽管许多文学作品被大家叫好，甚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但胡良桂并不是盲目地附和，而是从作者是否形成了个人经验出发对他进行评价，这就使得他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充满了辩证性。如《梦土》与《玩古》等长篇小说曾经引起文坛的巨大轰动，也造就了湖南文学的辉煌，然而它有没有缺陷呢?在胡良桂看来是有的，如缺乏大家风范，在对长篇小说的整体把握、叙述风格和语言韵味方面，都出现了“半部杰作”现象，但胡良桂在指出它的缺陷之时并不否定它真正的内在价值。

第四，在胡良桂看来，创新相对于湖南文学来说，还要看湖湘文化是否成为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它渗透的程度往往也决定了作品的高度。然而，这并不是作者一厢情愿地将所有湖湘文化都囊括进去就显示了它的成功，应该来说，湖湘文化的正负、好坏、高低、阴暗、光明、价值往往也考验着作家的水平和能力。有些作家往往从标新立异或者猎奇的角度来肆意展示湖湘文化的负面，这往往引起了胡良桂的反感，他对此不屑一顾，如某些寻根文学作品。当然，对于湖湘文化比较好的方面他是赞颂的。

总体来说，胡良桂对于湖南文学的研究以创新为标杆，方方面面地考虑了创新带给湖南文学的影响，从而表现了他自己的批评观。然而，当今湖南文学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正如雷达所言：它正在成为时尚和口头禅。如存在复制化与批量化的现象。在他看来，湖南的作家们正面临着一个更新库存、扩大资源的迫切问题，作为一个与新时期湖南文学共同走过来的人，胡良桂深刻地辩析了它的症结所在。所以，他在批评中又不失冷静地提出，无论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创新毕竟是湖南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湖南文学唯一存在的理由。他希望湖南的作家们应该发扬勇于探索的精神，把创新的火把永远传递下去。

三、努力建设自己的评论文体

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讲，胡良桂并非一个理论主义者，他更多地是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来体现自己的批评方法，并勉力地建设着自己的评论文体。

第一，他始终尊重文本。任何批评必须来自于文学现场，它不是空中楼阁式的阐发，也不是以某种理论作为判断视角对文本进行阉割，它必须要尊重作品本身的价值。胡良桂对湖南的许多代表性文本都进行了反复研读，对整个作品都了然于心方敢下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评论中，对知识的运用、对文本的批判所举的例子都随手拈来，交错复杂，仿佛形成一个迷宫，但只要我们遵循他的思路，会发现其实井然有序。

其次，他始终尊重自己的艺术感觉。胡良桂对湖南文学的研究从不牵强附会，也从不乱点鸳鸯谱，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好的说好，坏的说坏，绝不违着良心做虚伪的判断。所以，在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到意象派的灵光往返、徘徊、闪过，可以发现法朗士所说的灵魂与作品的相遇。对于作品中闪光的方面或有突破的方面，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感，甚至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判断，甚至不讳比较高的评价。同时，这种艺术体验、艺术感觉还灌注了他的生命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良桂的文学评论往往也是他对生命的一种阐发。

第三，他严格遵循自己的批评经验。不是有了自己的艺术感觉就可以信马由缰，可以海阔天空。这表现了他的一种理性与节制的原则，即遵循自己的批评经验。这种批评经验既来自于他自己的批评实践，也来自于古今中外其它研究者的批评经验，如鲁迅所说的“知人论世”。在评论中，胡良桂对已有概念、范畴进行了重新评估、清理、扬弃、辩证地分析，然后再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批评实践之中，这既使我们在规范中发现了批评的魅力，也使我们在熟悉中找到了陌生的感觉。如他对于批判现实主义，对于许多形象、典型，对于美、真、善等概念的阐发，评《梦断帝乡路》与《铁血霸业魂》的悲壮与崇高，读《秋雾漾漾》所形成的一个历史时代的缩影，读《“公仆”三部曲》得出的一幅当代官场的政治生活画，读《芝城风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