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干

一

《尾巴》的故事是以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叫做黑山煤矿的国有中型企业的附属中学为背景而展开。小说开篇呈现的便是一个令人震悚的长出尾巴的怪诞梦境，颇有后现代的魔幻意味，但叙事一旦真正展开，生活的沉重与矛盾的错杂、作者立场的真诚与严峻逐渐让整个作品披沥着一种深沉与凝重的审美氛围。

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情节总是依托应有的矛盾才得以组接与展开。综观整个文本，《尾巴》中显在的矛盾便是黑山煤矿上层管理者与普通矿工之间的，《尾巴》的故事时间是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也是国有企业积极寻求经营体制的转换，努力拓展生存空间的时期。但作为黑山中学所依托的国有中型企业——黑山煤矿也同样面临着种种矛盾，但它在市场上并没有遭受到对手的压制与打击，但其在管理上的问题却已重重。一面是以矿长赵昌盛为首的上层管理者的好大喜功、豪奢淫逸，一面是下层普通职工的困窘不堪、无法维持。但是作者并没有对煤矿管理与经营的朽相进行正面的解剖，而只是将笔触从下岗职工的义愤、杜秋岭在煤城宾馆与矿长的邂逅、唐雯的微妙的变化等等细微处予以侧面表现。但很有意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借助这种矛盾去演绎时下一般文学作品对于腐败与黑暗的揭露的旧路，而是将问题予以悬搁，让整个故事在黑山中学青年教师杜秋岭的见闻感受的引领下向更为广阔与深处发展。将学校与社会、企业与教育、教师与时代层层展开组接，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领域。但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层累着艺术感染与审美震撼的是在他的视角下所展开的错杂广漠、芜杂难料且让人感到分外沉重、压抑与乏力的生活，是无处不在而又无法摆脱的人性的弱点——“尾巴”给人的逼拶。

在一种悄无声息中，作者宕开上述矛盾，将笔触转向了要真正表现的，在小说中成为文本主体的黑山中学的教师群体。与对矿长管中窥豹的表现不同，作者在文本中对这个教师群体进行全方位的表现，教育教学、爱情婚姻、精神面貌、日常生活等等无一不纳入到了文本之中。无论是校长邱大用、喻敬业，还是普通教师赵勇、李志勇，无论是“十佳青年”杜秋岭、教学骨干关小丽，还是一心想离开的田采荷、赵勇，在他们身上，作者并没有着力表现他们的教师崇高与光辉的形象，学校也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净土。教师们围绕着即将空缺的校长职位展开的明争暗斗，跟随矿领导的挥霍荒唐，为争取生源而与白府中学展开的非常态竞争，为离开不如人意的工作岗位而以婚姻为跳板，恬不知耻的拍马，令人啼笑皆非的自吹，与学生的暧昧关系，观看淫秽录像……灰色与丑陋，卑劣与肮脏，条条黑色的“尾巴”让人性的劣根无法遮蔽地展露在人们面前。与这群教师相比，老高可说是一个特例，直钩钓鱼、与世无争，恬淡高远中还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高洁操守与独立精神，但是他内心却担负着常人难以负荷的心灵重压，父母为了挑起工人与矿主的矛盾与仇恨以引发声势浩大的暴动“竟故意断电放水让42个井下工人淹死”。死者长已，而负累与重压却由生者承担，人性的弱点让既往的历史蜕去了辉煌，平淡的生命隐藏着从未有过的残酷。人性的弱点并未就此而止，历史的阴影未除，作为将来的学生同样不堪。打架斗殴、逃课闹事、看淫秽杂志、当三陪女郎……人性的弱点让“尾巴”的基因代代相传，生命自身的价值与尊严在“尾巴”浓重的阴影中模糊淡化，直至消失……

显然，矛盾作为叙事得以推进的动力，本应当在故事展进中显示出应有的对抗，但是在故事的发展中。前述矛盾已经发生了转换与位移，显在对立的冲突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对抗。上层管理者与普通矿工的矛盾最终让位于生命个体与“尾巴”的冲突。似乎两者之间并无显然的对立，但缺席的生命尊严与独立的人格精神却成为一种文本值阈中的召唤结构，让读者在一种警觉中无法不去拷问与审视自我的灵魂，于是整个作品的题旨由简单的对于腐败的揭露，转变成为对人性的审视与拷问；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叙述，变为一种无法明了辨析的扭结存在，文本的审美意蕴也获得了极大地丰富与积淀。

二

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当下许多小说中，知识分子在其作为社会主导价值的主体地位的去势之后，要么擎起道德大旗，坚守人文立场，拒绝蜕变；要么是在去崇高化的调侃与无可奈何的荒诞中放弃精神与人格的独立，在实用主义的参与中去获取世俗的价值认同，并将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归罪于时代与社会，在心安理得中拥有利益的既得与心灵的平衡。《尾巴》中的青年教师杜秋岭显然与上述两者不同，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更为可贵的真诚，那就是介入生活的无力与无效。

《尾巴》中。尽管杜秋岭的生活命运与情感遭际并不是文本的主体，但作为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形象，其身上依然体现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生活应有的忧患精神与道义情怀。他没有将自我扮演成道德与正义的化身，在自我头上强装“义角”，也没有实用主义地参与世俗价值的追逐，更没有像某些知识分子那样在非常态方式下加入自我利益追求的同时，诅咒时代与社会的腐朽与黑暗。他主动放弃了进局机关当文员的工作机会，来到黑山中学仅仅四年时间，就成为了学校的骨干教师，当选为“十佳青年”；在别人纷纷下海或另谋高就的时候，他依然坚守自己的岗位；当别人要他自我宣传的时候，他无法自吹；当别人允诺其教务主任的职位时，他并没有动心；当别人要集体向矿长写联名信时，他郑重地签名；当见到别人的奴颜卑膝时，他无法忍受；当见到学生沦为风尘女子时，他的心在滴血……可以说，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他依然保留着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忧患与人格独立，并且企图通过这样一种坚守来获取生存应有的意义与价值。但与那些以人文精神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同，他并没有也无法在单位与社会的种种腐朽面前进行勇敢的斗争。同时。在文本的潜在话语中，创作主体没有也不愿从这样一种动机去刻画与塑造杜秋岭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作为边缘化的底层知识分子，没有也无力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在他身上我们见不到儒家圣人人格的光辉与严峻，也见不到与世俗和黑暗决然对抗的崇高与伟岸，这不仅符合生活逻辑的真实，也更符合艺术逻辑的真实。

从整个文本来看，杜秋岭虽然有着善良的性情与道义的情怀，但总体来看，他扮演的只是一个乏力的旁观者的角色：他在生活中，但却无法介入生活；他想改变生活，但却无效。面对自己和田采荷的爱情，他无法满足田的要求，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盲目地投入到生活的樊笼之中；面对唐雯的爱。他没有勇气表白，也没有力量去担当；面对学校管理上的弊病，他无能为力。只能义愤而已；面对同事的卖乖出丑，他只能敷衍了事；面对精神与心灵的种种重负，他无法寻求到内心的平衡……每当他被卷入生活的矛盾之中，他都无法去解决，只能让事态顺势而下，他最后的选择只是离开。在某种程度上说，离开，也就是逃避。在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见到柔石名篇《二月》中萧涧秋的影子，是“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

所顾借，过于矜持”，之所以如此，一面是生活自身的芜杂与沉重，一面是自我的不断的滑落而导致的乏力。其实，在杜秋岭身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将自我与现世欲望予以分离，他就在现世生活之中，种种欲望让他无法与生活隔离，在煤城宾馆，在碧云居，在情窦初开的学生面前，在种种诱惑面前，他虽没有主动去占有，却没有拒绝，因为自我就在生活之中。他没有也不可能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那样在自我折磨中让为欲望所控制的肉体速朽与毁灭，他并不承担启蒙的价值，只是当下生活的一个乏力而烦恼的“在场者”。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是“烦”。“烦”，标志着此在的本体论特征，是此在在世的整体性结构，“烦从根本上说是要超越自身的一种意向”，因为生存并非完满的。“而是因为其存在的性质始终有别于一切现成性”，但生命是否能因此而迈向“新的筹划”，还在于生命自身的自为的筹划，“这种自身筹划所向就是能以最本己的本真方式成为罪责的……此在以领会呼声的方式听命于它最本己的生存可能性。”但杜秋岭只认识到自我的欠然，梦境中“尾巴”的反复出现让其被白天所压抑或遮蔽的心灵作出了应有的真诚的袒露。但创作主体并没有让其担负自我的罪责，这不是作者对生命意义价值的偏离，而是生活自身的逻辑，因为罪性意识并不来自理性的传统，也是当下底层知识者认识的欠然。原本杜秋岭所扮演的就是生活的承受者，而不是生活的救赎者的角色。

三

与当下许多小说相比，《尾巴》不仅在主题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呈现出其特有的匠心。整个小说既葆有着应有的审美感染力，也富于生命哲理的启迪；既有着生活揭示的力度，也有着艺术创作的灵性；既有着现实主义的严峻鲜明，也有着象征主义的魔幻诡异。

作者原是国有企业附属中学的教师，相应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让其在题材的调配与驾驭上得心应手，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顺势而下地倾倒丰富真实的生活，而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地融合了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让其更具有艺术表现力与审美感染力。而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对“尾巴”的表现。前面已经提到，“尾巴”是人性劣根性的象征。但在表现上，作者却没有简单地予以指陈与说教与以点破，而是采用了象征与变形的手法，通过人物的梦境、幻觉与感受等等方法去承载意蕴与揭示意义。在小说的一开篇，杜秋岭就梦到自己长出了“尾巴”，“毛发粗浓似绳，有着那最讨厌的章蛇样的黑白相间的花纹……左三下，右三下，悠闲而又刚猛地摇着……”后来，这种梦经常与之相伴。随着生活视界的深入与扩大，仅仅存在于梦境与无意识深处的“尾巴”开始成为杜秋岭在现实生活的一种直接的感受、甚至是真实所见，自己身上的、洗衣服时所见到的、交流词汇中的、餐桌上的、字典中的、红狐狸身上的、魏恩才身后的、关小丽身后的、退休干部身后的……而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邱大用的傻儿子那白乎乎的屁股上竟然有一根三寸有余的如同尾巴似的东西……这些“尾巴”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让小说中的世界与生活世界形成了“间离”，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但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作者并非为“陌生化”而作惊人之语，而是借助人物的反应——“恶心”形象地揭示出其象征意蕴所在。因为“恶心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的认识、感受和体验。它既然是一种主体反应，那就正映照出外部现实世界、周围的自在存在之中有着令人恶心的性质”，而这即是揭示生活与人性身上的种种劣根性的存在。这种设置，很容易让人想到法国作家萨特的名著《恶心》。可以说，象征不仅让小说增添了诡异与朦胧。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

除了上述所说的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借鉴外，小说的叙事结构的开阖自然，叙述节奏的张弛有度，也都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整个《尾巴》在题材的组织上是双线结构，一条是杜秋岭的生活遭际与心灵裂变的过程，另一条是整个黑山镇人生活与精神的蜕变的历史。作者在有条不紊地叙述生活矛盾与社会世相的同时。并没有因对杜秋岭的遭际的叙写而滞障了对生活整体把握的努力，而是以其为线索不断地拓展生活表现的界面，凸显出生活的复杂与纷繁。同时，作者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展示与揭露上，而是通过神秘的故事、传说、《黑白镇志》等向历史纵深不断提升作品的历史感与厚重感。两条线索相互促进、彼此交织，从而将现实与历史，人物塑造与生活发掘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同时，整个小说虽在杜秋岭见闻感受的引领下展开，但整个内容并没有胶着于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而是以一种浸漫的方式衍化开来，从而情节组织上并非一味的紧张，在人物命运的叙写与生活芜杂的敞开上做到了起伏结合、张弛有度。既写了学校生活的乌烟瘴气，也写了杜秋岭与唐雯月夜漫步的优雅宁静；既写了杜秋岭介入生活的紧张与焦虑，也写了铁道长对世事的超然与明了；既写了会议的冗长乏味。也写了会议的滑稽可笑……可以说，整个作品在叙述的推进上有条不紊、自然舒展，表现出一种成熟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