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航

“打工文学”自诞生之日始，即呈现一种开放与发展的态势。事实上，由于“打工文学”创作实践的不断前行与批评界的参与建构，其主题日益呈显出多重性与丰富性。其实，以往并不缺乏对“打工文学”主题的概括，比如：杨宏海从城市想象、身份认同、性与政治等三方面对其进行了概括；毛少莹则从女性的角度进行了概括：贫困与摆脱贫困，苦难与谋求拯救；王十月在一次访谈中发掘出“打工文学”的三个主题，即：逃离与守据、失落与寻找、挣扎与希望。

公允地说，以上观点各有所长，但其缺失又相当明显，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一)只是阶段性笼统的概括，如杨宏海与王十月的观点；(二)只是片面的概括，如毛少莹的观点。“打工文学”的高低优劣姑且不论，但在大量作品中呈现的主题却纷繁复杂，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前文所列当然对认识“打工文学”的主题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但“打工文学”研究方兴未艾，再次综合探寻并研究“打工文学”主题的内涵，从而提高对“打工文学”的认识并方便后来者研究，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本文意图对以往观点再行整合，结合笔者对“打工文学”的理解以及对作品的阅读，对其主题再次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笔者认为，迄今为止，“打工文学”有以下六大主题。

一、“下一站”情结

这类主题的作品是“打工文学”诞生的正式标志。1989年，张伟明在《大鹏湾》杂志第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下一站》，之后相继发表《我们INT》、《对了，我是打工仔》等小说，拉开了“打工文学”的序幕。

《下一站》是张伟明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仅从篇名即可反映出打工生活的特质，“下一站”成为闯世者的座右铭，正所谓“东家不打打西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永远都有“下一站”在前方向打工者招手。这不是正好形象道出了广大打工者的普遍心态吗?当然，这篇小说另有魅力所在。“作品挖掘出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人格力量，张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之为人所必需的骨气，也颂扬了一种新的现代品格——对个性的认同与对自由人格的追求。文中最为动人的是开篇细节描写，香港管理人员杜丽珠一向蔑视大陆的工作人员，根本不把人当人，总是称临时工吹雨为带侮辱性的‘马仔，当吹雨忍受了一回后，她就觉得人家好欺，简直肆无忌惮。当她又一次如此称呼时，吹雨愤怒了，立马回敬道：‘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杜丽珠立即以扣奖金来威胁吹雨，吹雨毫不畏惧，当即写了份‘辞工书，并潇洒地声明将本月的工资给这位香港婆当‘小费，然后毫无眷恋地离去。我受吹雨洒脱的影响，也因为杜丽珠的苛刻而把手戳向她鼻梁吼道：‘老子先炒你的鱿鱼!尽管，对我而言，‘下一站也许前途漫漫，但为了自由，为了人格尊严，我毅然地昂起高贵的头，挺起胸膛，大踏步去寻找自己的梦想，‘下一站毕竟是希望所在。在这里，作品也向我们展示了特区之特。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作流动性大，人的择业权较大，活动范围广。人的自由与自主性也就能相应地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同时，香港回归成为敏锐的作者一个很好的创作契机，个体的人格与国家的尊严连为一体，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的尊严相结合，这样的开掘使得作品的深度大大增加，意义藉此升华。”打工者离开家乡，怀着梦想，勇敢出外闯世界，又因各种缘由不断变换工作，这在“打工文学”初期作品中是个很普遍的主题。这是一种“漂泊”心态的表现，但与郁达夫式的“漂泊”明显不同。郁达夫式漂泊带有民族与国家的话语，把个人的遭遇与感情系于国家与民族的兴衰之中。而“打工文学”的漂泊感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工业化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历程，特别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生命体验，所以极具当代性与历史感。不足的是，作者没有进一步追问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没有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上去叩问国家体制问题。在此层面上，“下一站”主题仍需在思想深度上做进一步的发掘。

二、城乡徘徊的失落心态

代表人是林坚，代表作是《别人的城市》。林坚曾对王十月说过，他所有的创作只有一个主题：失落与寻找。林坚在《别人的城市》、《有个地方在城外》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都是一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徘徊心态。作为打工者，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也远离乡村，其“失落”是绝对的，“寻找”只是过程，也即表现了一种始终处于城乡文明二元冲突中的悬浮状态。“林坚细致地描绘了异乡人的迷茫、惶惑，行文笼罩着一股苍凉的破碎感。”在《别》中，“作者塑造了两个打工族代表，一位是属于白领阶层的打工妹齐乐，她属于那种思想活跃、观念开放、适应能力特强的白领丽人类。她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者，既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人才智，保护自己的权利，又能不失时机地给别人制造快乐，为生活增添滋味和色彩。她活得滋润而精彩，真可谓时代的弄潮儿。与齐乐形成鲜明对比的形象是打工仔段志，他们俩眼中的城市不同，这样就有了城市中不同的他们。段志无论在爱情还是在事业上，始终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出现。他离自己的理想遥遥无期，对自己这种生活现状很不满意，后来因为在‘别人的城市中无所适从而回到心中渴念的家乡。但是，经过特区现代文明的熏陶，他对自己那落后封闭的家乡同样无所适从，他惟有再度回到这座‘别人的城市。虽然，城市是‘别人的，精彩的天空是别人的，但我总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帮别人的天空抹上一点云彩，也许成不了诱人的彩虹，那就成一朵浮游的白云吧。”林坚最早地以他的笔，提炼出两类典型的打工者形象，以较深刻的笔触，反映了当时甚至是现在的一般打工者的生活与心态。

三、造梦与交心的互动

准确地说，“造梦”应分为政府造梦与自我寻梦两类。政府造梦以安子为代表，自我寻梦以电影剧本《外来妹》为典型。安子的“梦”是政府主流意识形态所造，安子只是政府树立的一个“典型”。从当时任职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小甘为安子作品《都市寻梦》写的序言中便可知一二：“……我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她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专题片《20年·20人》中的侃侃而谈，我再也想不起当年那个穿着蓝底白花小围裙，围着家里小饭馆的灶台转的小村姑的模样，我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一身工装、两眼羞涩的打工妹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安子从一无所有的青年女工成长为深圳十大杰出青年；从工厂流水线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团中央十三大；从业余补习初中文化课程到著有《青春驿站》、《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语》和《人性的超越》等书，成为中国作协广东分会的会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子越是“成功”，政府主流意识形态的“造梦”用心就越露骨。不能否认安子在自己人生道路上所做出的努力，但与安子有类似经历的打工妹又何止万千?安子只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正如杨宏海评论的：“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城市，安子的道路也可视为深圳所走过的历程的一个缩影。安子的作品以其‘微笑看世界的独特视角，表现了一种‘挑战生

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色彩，让百万打工者有满足心理诉求的渠道，在劳累的工作环境中得到心理平衡和精神慰藉。尽管现实生活远非如此简单，但只要生活中有‘梦，就有希望。”这告诉了我们一些“真理”：1、深圳是人为创造的奇迹，安子同样是人为创造的奇迹。2、政府为安子造梦的过程，同时也是为政府主流意识形态勾画自身精神轨迹的过程。3、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政府处心积虑为广大打工族，同时也为广大打工族的家人建立起一个乌托邦理想国，更为以打工妹占多数的打工世界构筑一座“宗教”的殿堂。4、这种造梦的目的是制造“心理平衡和精神慰藉”，凡是“宗教”就带有很强的麻醉性，当时体制下廉价的劳动力剥削、残酷的劳资纠纷、恶劣的工作环境、非人的生活待遇……就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光鲜话语所蒙蔽。被“主流”控制的几乎所有媒体无一不成为“梦工厂”造梦加工的某个机器。从发现张伟明、林坚到大力推出安子，这经历了一个从男性主题到女性主题的过渡。在此不妨略加梳理。中国从上个世纪“新时期”开始进入到一个重大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时期，此时“打工文学”悄然出世。为避地摊文学之嫌，初期发表的“打工文学”是纯文学与现实主义的，也有矛盾暴露，其雄性的文风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与斗争性。之后经历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与“89事件”，继之“稳定压倒一切”口号提出，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大众文化兴起，为了与政府意识形态贴近，“打工文学”也与大众文化合流，始有阴性与安子一类的作品大肆流行，“打工文学”遂向“打工文化”过渡。适得其时，电视连续剧《外来妹》风行一时。《外来妹》虽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但因其更具普遍性，寻梦的过程有成功也有失败，使之有别于安子的造梦主题，这是自我造梦的典型。《外来妹》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一时轰动全国。《外来妹》讲述的是90年代初，六个从穷山沟来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不同命运。如今，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可能已被人淡忘，“打工”的形式和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如何找寻自己的梦想，怎样获得真正的幸福，打工者们似乎没有停止追问，因此，《外来妹》也从来没有过时过，剧中外来妹各自不同的命运，今天看来仍会觉得似曾相识。剧中主题歌《我不想说》所反映出的打工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也许影响了当时数以千万计的一代打工人。

与造梦相呼应的是铺天盖地的“交心”类打工主题作品的出现。这类交心主题的“打工文学”有公开与私下之别(在此我们是从广义的“打工文学”上来谈论这一话胚)。前者主要通过电台热线、杂志专栏、报纸版面等等来体现。有些具有文学性，但大多数属亚文学。“近年来广东珠江三角洲许多的报刊上，几乎都专辟了‘打工世界、‘打工人语一类的栏目，讲述打工者的奋斗故事；深圳广播电台还曾设立‘安子的天空节目，呼唤‘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深圳青年》杂志也在张扬‘男孩子生来打天下……”大致内容都是一种互动往来性质的东西，给打工者一个倾诉的机会，无论是聊天热线还是书信、日记、独语类的征文。主办方都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姿态出现，鼓励、理解、支持打工者。用尹昌龙的话说就是：“通过开放私人性来降低私人性，从而达到‘共识。”他以《大鹏湾》为例，概括出这种交心主题打工文学的话语形式：1、书信体。从1997年1月起，《大鹏湾》开辟内容或由对方倾诉爱情，或向家庭诉说思念，或向兄弟姐妹报告信息的栏目。2、口述体。主要栏目为《倾听倾诉》。那些倾诉者的共同特点是，有着不寻常的情感经历和不一般的身份标记。包括第三者、“二奶”、同性恋等。3、杂语体。栏目先有《本栏不设防》，后有《七彩涂鸦——留言板》。力图让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有着不同个性的打工者在众声喧哗中完成统一的身份想象。私下形式的交心主题包括未公开的书信与日记。这个领域的研究呈相对空白状态。但存在是肯定的，其研究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我们不应该忘记，跟书信密切相关的个人化的写作，这不是奢侈得多余的文学写作，它更多的是和生活有最初的联系，它来自于固执的自我迷恋和自我抚摸的一个过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外乡人进入到一个庞大的城市所必须的经历过程。”

四、变形与扭曲的情爱

1、情爱传奇

借特定社会背景之下风花雪月的传奇故事，暴露一定背景之下社会现象的丑恶。周崇贤、戴斌等人的作品属于此列。

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周崇贤的《打工情爱系列》文集：《午夜狂奔》、《望穿秋水》、《阳光之吻》、《打工妹咏叹调》、《那窗那雪那女孩》、《红尘有爱》、《纯情时代》、《南国迷情》。他还有《渴望浪漫》、《南部沧桑》等小说集。纵观他大多数小说，总离不开传奇与浪漫，同时也将这些深植于打工世界的现实之中。每篇小说都是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工厂流水线上诉不尽的艰辛与苦难，“白领”们绞尽脑汁的淘金钻营，老板阔佬的好色贪婪，出租屋里恣意弥漫的情欲。风尘女子的血泪，痴情男女的幽怨，盲流黑帮的凶残……他在这套系列的后记中说道：“有谁明白我的调侃我的牢骚我的诅咒我的破口大骂都是泪水浸泡着的?又有谁理解?文坛上风花雪月的爷儿们娘儿们，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吃着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过着舒舒服服的好生活，能指望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挣扎在生活底层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姚本星在这套《打工情爱系列》的总序中写道：“周崇贤及其打工作家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创作，他们的笔下就不仅仅是情仇爱恨风花雪月，不仅仅是挣钱发财淘金梦……至关重要的是，他那种血性与柔情凝聚成的人格力量，已经使他的公众形象以及作品深入人心。”

戴斌先后出版了《男人的江湖》、《女人的江湖》、《我长得这么丑，我容易吗》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计百多万字。在《女人的江湖》中，描述了“有情二奶”胡小梅、“高级白领”纳敏、“啤酒女郎”余亚、“美女赌神”许多时髦女郎在特区的打工与流浪的传奇故事。小说重点描述了女性闯江湖那种“身不由己”。那种不甘以色相事人又不得不强颜卖笑，既想守身如玉又无法守身如玉的无奈与悲哀。

周崇贤与戴斌的小说可读性强，以传奇性的风花雪月为基本特征，描绘出了另一种“十里洋场”与“江湖恩怨”的风景。

2、扭曲的情爱

这里的情爱不是指爱情以外的情，而是一种蕴含爱情却又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存在一定差异的东西。“打工文学”从来不缺情爱类的作品，而且为数众多。周崇贤的小说就冠以“情爱”之名，笔者却将之划入另类作讨论。这里以缪永、罗迪的小说为例。

缪永在《驶出欲望街》中，通过主人公张志菲的灵魂挣扎历程，道出了情爱与爱情的不可捉摸性。这个人物是另一种“包妹”形象。她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她在被韦昌包下之后，心理始终得不到平衡。后来她通过一系列的自我说服，想证明她与韦昌在人格和精神上是平等的。她在与韦昌日常的交往言谈中，他们先是各

自扮演应有的角色，后来却假戏真做起来。当单一的性爱向情爱过渡并且有可能产生真正爱情的时候，灵魂与尊严在角逐，那种戏剧化的开端最终难以发展到的真诚与美满的结局，最终迫使女主人公离开韦昌。这是一种扭曲情爱的悲剧。

罗迪的《谁都别乱来》大致描述了一个出生底层又从监狱中出来的歌手“我”在女性温柔的爱情里灵魂苏醒的过程。由于爱的力量，“我”抵制了金钱的巨大诱惑，良心发现的“我”举报了偷车的阿华，最终落得无家可归。但是“我”却获得真正的爱情，这使得“我”不回头，不后悔，并觉得无比温暖。“波音737在琼海海峡上空平稳地飞行，机窗外漆黑一片，隐约可见宽长机翼下点点微光。我和小娘在座位上紧紧地拥抱。她的头埋在我怀里时久不肯抬起来。我抚摸她柔软的散发着迷人芬芳的短发，觉得人生旅途不再孤独。我不知道前面的天空里气候如何变幻莫测，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抓住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中篇的最后一段抒情味很浓，给人一种审美的愉悦。这是另一种扭曲情爱的升华。

3、都市“二奶”

“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吸引了更多外资。在特区出现了好多商人养情妇的现象，人们形象的称之为‘包二奶”。此词尚存争议，但在“打工文学”中却屡见不鲜，对其研究却遮遮掩掩。笔者认为，“包二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然已经存在，就应该面对，对反映“二奶”生活的作品，也不应横加贬抑，而需要作出具体分析。文夕当属反映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家。

90年代中后期几年间春风文艺出版社与作家出版社连续推出她的“花”系列：《野兰花》、《罂粟花》、《海棠花》、《姐妹花》。其中前三部初称为“打工妹三部曲”。她的小说讲述的是一系列女性在外闯世界的命运，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二奶”现象让人感觉到绝对真实的一面。《野兰花》讲述了在深圳海关边上富凤阁里生活的一群女人的命运。她们或天生丽质，清纯如水；或美艳如花，亮丽照人；在美女如林的深圳是美人之中的美人，却不约而同地做了港台商及大陆新贵的情妇与妾侍。她们凭美貌与金钱红极一时，占尽风流，最后却风卷云散，先后都离开了富凤阁。有人因情夫的倒台而走上绝路；有人因怀上他人私生女而被供养者逐出家门，当上了拉皮条的老鸨；有人贪婪成性，索贿受贿，锒铛入狱；还有人携款潜逃，不知所踪。整部作品具有独特的自然笔法。《海棠花》讲述了江南柔情女子来到特区，逗人的美丽惹得商海骑士们跃跃欲试。面对“千金买笑”的种种圈套，小女子固守地老天荒的至爱信仰，并试图唤醒人们沉睡的真诚和良知。然而，在理性法则尚未普遍建立的时候，人伦颠倒、金钱至上、权谋欺诈搅起的一股邪恶的力量，使小女子防不胜防。这是世俗爱情和深层文化的双重悲剧。《罂粟花》无意揭露和批判所谓红顶商人和金融巨子的腐败和虚伪，也无意戳破泡沫经济背后灰色交易的林林总总，它只是通过一个弱女子的命运牵出一幅可以记录在案的社会背景：缺德无序的经济竞争和致富梦想，最后丧失的是人类的文明和社会良知。《姐妹花》讲述了离乡背景来特区打工的孪生姐妹，不同的性格决定了她们完全不同的命运。姐姐滕林有理想有抱负，来到特区后努力拼搏，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人的命运，让所有爱她的人和她爱的人都幸福。而妹妹经历是却完全是另一种人生。

文夕作品的主题全是打工妹在特区的生活经历、人生悲欢。“其处女作《野兰花》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二奶生活的文学作品，包‘二奶这个说法正是随着《野兰花》的出版为国人熟知。由于将‘二奶刻画得入木三分……”

五、人性的愤怒

这类主题有个发展的过程。初期张伟明与黎志扬的作品就已涌动着一种愤怒(前文有提到)，只是表象伊始，就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遮蔽，被性政治所压制。至王十月，他的作品即以对打工世界人性愤怒根源的追问为人所称道。

这里以他一开始文学创作就出手不凡并引起争议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为例。“出租屋”，是打工世界一个最普遍并与打工者息息相关的符号。每个打工者无不与“出租屋”最紧密相联。小说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出租屋”这个典型环境中。其实，它提出了一个广大打工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安全生存。之前有大量打工作品表现过打工群体被一些所谓“强权者”(诸如治安队、收容所、黑社会等等)压迫的故事。王十月却另辟蹊径，建构了一个能表现生活本质的绝佳文本。“出租屋”，就是一个打工者漂泊灵魂暂时的归宿。如果这个“出发点”都存在问题的话，遑论打工者其他的一切?小说主人公“天右”就在这个老是听见隔壁磨刀声的“出租屋”里蜗居着。他无法入睡，无法安稳工作，也无法与女友做爱。这种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磨刀声”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灵魂，他竟然被隔壁的磨刀声折磨得“性无能”。弱小者“天右”最后也去磨刀。也想去砍人。隔壁那个磨刀人原是小学教师，因穷而“爱”不起，于是与所爱之人一道流浪他乡，为生活所迫他的女人被迫卖淫。“磨刀人内心的郁闷和仇恨无以发泄。只是用夜夜磨刀来虚拟一种复仇的满足……我们的文学的确需要不断地为全社会呼吁一种忧患意识。”“但对深圳的打工族——准确地说是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干粗活的打工者来讲，深圳的发达所带来的文化的光辉却不曾照耀到他们身上。……可以说，天右们虽然置身于开放发达的闹市，但心却是依然滞留在贫困家乡的文化荒漠中。深圳，不管是远离它还是走近它。都是天右们永远的海市蜃楼。”这类愤怒主题的打工作品给人的启迪是颇为深刻的，而衍生愤怒的社会根源似乎不需要作更多的思考就为人所知。

六、诗的不同“意象”

“打工文学”在近些年，小说与其他体裁的作品多少陷入困境，最引人注目的是打工诗歌。打工诗歌之所以为人侧目。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它原创了一系列具深刻性的“意象”。在文学普遍“失血”的当今文坛，打工诗歌为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令人为之动容。在这些“意象”当中最为人称道的有两类，一是动物意象，一是“铁”的意象。前者一般是通过蚂蚁、老鼠、蟑螂、蜗牛、青蛙、羊、狗、蚊子等等，用象征的手法与寓言的形式表达对这个社会不公的呐喊，同时也是一种愤怒心声的高吟。柳冬妩、张守刚、何真宗、罗德远、许强……让打工诗坛热闹非凡。打工诗人的诗作多呈原生态，以鲜有的质感与生命力见长，其中的一系列动物意象又最为闪光，把打工一族的生活与灵魂展现得淋漓尽致。后者以郑小琼为代表。郑小琼诗歌的意义。特别是她诗歌中“铁”的意象的诞生，让众多批评家为之击节叹赏，这值得去做专门的研究，本文在此不作展开。

综观以上六种，基本上是对所有“打工文学”主题的全面概括。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主题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多有交叉。之所以分开单独列出，一是为了具体展现“打工文学”诸多主题的特征，二是方便突出某类作品的主要特征，意图点面结合，多层面呈现出“打工文学”主题的概貌。但是，纷繁复杂的“打工文学”主题还有待批评界去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此，笔者无力言尽。遗憾的是，在诸多的“打工文学”主题中，唯独“劳资矛盾”主题不够突出，即使有。也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这可能是“打工文学”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认真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