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宁

28年七下西洋，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但却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瞬间的高峰。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郑和在古里病逝，副将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江苏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

壹

郑和七下西洋，长驶远驾，“示中国富强”。如此盛大的远航，却突如其来，悄然而去。它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在郑和的伟大远航中，有人看到辉煌，有人看到辉煌中的荒唐，甚至还有悲凉。

探索郑和远航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在那个时代突然开始，不如说它在那个时代无端结束。大明帝国的远航突然停止而且永远停止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200艘大船在世界南方海域编队航行，去的时候像节日里隆重的游行，带着大量的装备与礼品；回来的时候像个庞大的杂技团，装满了各种奇禽异兽。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以及民稍人，每次下西洋都有两万七八千人随行。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船队乘船总在两百艘左右。

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可是，盛大的远航，除了“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浪漫之外，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强调郑和下西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猜测其荒唐的经济实质。“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郑和七下西洋，在政治上也是不合理的挥霍，甚至有些荒唐。抽空了贸易实质的海上冒险，变成一次又一次空洞虚荣的、炫耀式的巡航。它带着宏大而浪漫的政治理想，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宣谕、敕封、市易，将贡使接来又送去，满足帝王建立在无知狂妄之上的虚荣与野心。

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下西洋发生的海禁背景。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奢侈性的官方垄断贸易，破坏了500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贸易体制。辉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

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航海那些年里，的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都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

以后的事态越来越明显，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一个皇帝诏令的远航，由另一个皇帝诏令停止，对于那个时代，他停止的或许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是一次浩大的灾难。当年诏令下西洋，有条件，如今悉令停止，也有道理。历史中辉煌的背后，可能是残酷，而暗淡中，却有温暖。

贰

在历史上，郑和远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民间500年蓬勃发展的航海贸易传统被扼杀了，官方组织的畸形的海外扩张空洞而难以为继。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衰落到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40年后，明宪宗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又动起出洋的念头，人们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与此同时，葡萄牙探险已临近高潮。当明朝中期的重臣刘大夏烧毁大明帝国的航海档案时，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大臣、科学家与船长们，正在疯狂地四处搜集各种航海资料。

远航结束，在永乐大帝以后的一个世纪，明朝成为一个真正轻盈内向的国家，国势减弱，社会松散。远航停止了，也是永远停止了，它为太平洋、印度洋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半个多世纪后绕道远来的西方扩张势力有恃无恐。

公元15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海洋；后半叶，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张。西方真正的大航海时代，在郑和远航结束后才到来。首先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率领的船队探索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荒芜的西非海岸航行，几十海里或几百海里地向南推进。郑和远航停止的时候，也就是1434年，他们才绕过博哈多尔角，10年以后才到达佛得角。1488年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舰队来到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发现“好望角”，又过了10年，达·伽马的船队终于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也就是郑和当年一再访问的古里。

达·伽马发现了东航路，哥伦布发现了西航路。而他们远航的动机，最初都是要寻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国土”。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知道富饶的中国，为了寻找天堂般的中国，哥伦布开始了那次划时代的远航。两个月以后，他们终于登上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哥伦布以为自己抵达了印度，他至死都坚信如此。他称新大陆为“印度”，当地居民为“印度人”，认定古巴岛就是日本。在10月21日日记中，哥伦布说：“臣仍决心抵达大陆，抵达行在城，把陛下之诏书面呈大可汗，再将大可汗之复诏转呈二位陛下。”西方人为了发现印度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为了发现中国，发现了世界。

叁

公元15世纪，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的远航停止；世纪后半叶，伊比利亚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明朝禁海令的实施在中国与整个东方历史上，都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东方由盛及衰，东方的开放扩张的时代结束了，退守与失败开始，甚至东方也开始西方化。

1500年成为全球文明的起点，根据在于15世纪最后10年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葡萄牙建立了从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贸易、殖民体系，将海上帝国的边际伸展到中国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与菲律宾，其地跨欧、美、亚三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势力同样影响到中国。西方航海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公元15世纪前半叶世界史上郑和辉煌的远航，其庞大的规模与微小的收获，与同一世纪后半叶来自世界另一端的远航，其微小的规模与庞大的收获，形成鲜明的对照。郑和在古里逝世65年后，一支葡萄牙舰队来到卡利卡特，它就是万邦际会的古里。当年在古里港见过大明帝国船队的年轻人，如今已经衰老。如果他长寿，他会感到失望。世界上并非所有的远方来客都是善意的、彬彬有礼的，慷慨豪爽地送大量的礼物给他们的国王。葡萄牙舰队很快就从拒纳贸易税并绑架人质发展到大炮攻城。他们在权力真空的世界南方海域，开创了一种“炮舰秩序”。这种“炮舰秩序”，创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国、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600年后，巡航在郑和船队去后的海域上的，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中国在厉行海禁。郑和远航也不过20多年，海禁却200年，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西方的机会。中国退出外洋在亚洲海域留下的真空，让西方人长驱直入。1567年开海，重出外洋的中国海商与移民，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明朝政府禁海、剿海、开海，民间海商变成海盗，海盗归位海商，海商又成为海盗，直到郑芝龙受招抚，中国内陆政治军事力量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中国海商才摆脱大陆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在郑和之后200年，郑和下西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世界海洋的竞逐。郑成功反清复明，动员海上力量对抗满清并消耗了中国的海上力量。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肆

谁控制海洋，谁赢得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终也失去家乡。纪念郑和下西洋，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语境中，反思现代国家竞逐富强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在清代康乾年间再次退出外洋，100多年后鸦片战争的结局，此时已经注定。坚船利炮才能赢得海上，赢得海上才能赢得世界，这番道理，要到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之后，国人才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国皇帝不开始禁海限船，中国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而称雄海上，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额银两买西洋“夷狄”的铁甲舰又被东洋“倭寇”击沉，把台湾再次割让掉。如果300年前中国不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冲突中消灭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郑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师收复台湾后在郑氏武装海上集团的基础上发展海上力量，开拓海外贸易，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简陋笨拙的炮台面对英国海军舰艇的攻击，输掉可耻的鸦片战争。

1904年，郑和下西洋500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视野。梁公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

郑和七下西洋，在现代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可以同时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与悔恨。骄傲曾经有过的辉煌，悔恨这种辉煌昙花一现。如果没有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大叙事，不论是郑和远航还是葡萄牙扩张，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西方500年间扩张成一种强势的全球文明，追溯其源头，便找到地理大发现这个起点。中国从天朝上国一路堕落，在失败与屈辱中开始现代化历程，文化反思自省，总是在对比西方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个前提下进行。

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寄托着中国人的回忆与想象、失望与希望，寄托着国人的某种自我形象，也寄托着人们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某种想象与期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大叙事中讨论郑和七下西洋，有两种意义：一是郑和远航如何发生，二是郑和远航为什么结束。第一重意义上感受的骄傲是短暂的，在第二重意义上感到的悔恨，却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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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井通泉州城

印尼中爪哇三宝垅市附近的望安山下，有一座三宝庙，庙前有一口小小的古井，井水清甜，那里的华侨称它为“圣水”。为什么叫它“圣水”呢？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郑和下西洋，率领船队来到三宝垅的时候，为了提防当地个别的土番在河溪上放毒，便下令兵士凿井汲取饮水，保证安全，以利广泛地寻求珠宝。

这一天，副使王景弘带了通事和几个随行兵丁从山巴里回来，天气炎热，赶路口渴，等不得火夫烧开水，有的拿桶，有的提壶，在他们开凿的那口小井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

王景弘是郑和的副手，他喝着这凉丝丝的井水，觉得十分痛快，“啊……”地喊了一声，接着又乐哈哈地说：“这水和家乡泉州的水一样的甜美呀！”

王景弘这话不说还罢，一说出口，便像起了头，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异口同声地附和起来。有的说：“说不定这口井与咱泉州是同条龙脉的，所以井水才和咱家乡的一样清洌！”有的说：“说不定下面的泉水就是通到泉州的，所以井水和泉州的一样甘甜！”

俗语说：老爷挥旗，鼓吹就大声。王景弘没提到泉州还没一个人敢开口，一提起泉州二字，闽南各地的随从、通事、舵工和水手们，都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来，更加思念离别已久的亲人。郑和每看见这种情势，都很体贴的安慰说完成天朝使命后，很快就带领大家回唐山了。

后来，海路渐通，到三宝垅做生意的华侨也越来越多。他们每有什么辛苦病痛，都要到三宝祠来行香，向三宝公郑和乞求这口古井里的水回去煎饮，说是饮了这口泉通唐山的水，便会平安无事。

从此，普普通通的一口井水，便被华侨称为“圣水”，远隔千里万里的泉脉，也被连为一体了。这个传说虽然牵强附会，却反映了华侨思乡的心情，故事也就被侨胞们一代一代地口口传诵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