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斌

明洪武四年（1371年），郑和出生在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姓回族家庭里。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了统一云南的战争，郑和的父亲在战乱中死去，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获，遭到阉割，随后被送到当时的北平燕王朱棣府上做了宦官。朱元璋病死后，其长孙朱允炆即位，称建文帝。登位后，建文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削藩。朱棣不甘，于是先发制人，起兵发难并夺得帝位。郑和在这场史称“靖难之役”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于永乐二年（1404年）被明成祖朱棣御笔赐姓“郑”，从此马和改名为郑和。明宣德六年（1431年），明宣宗因郑和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忠心辅佐三帝，敕封郑和为三保太监，此后三保太监成为郑和专有的代名词。明永乐年间，经济繁荣富庶，在对外关系上，明成祖朱棣锐意进取，重点实行开放政策，登基后第三个月起，就派遣使者四处活动。郑和从永乐元年起，就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航海活动，访问暹罗、日本等比较近的国家，因此掌握了一定的航海与造船知识。

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决定派遣大船队下西洋，郑和作为朱棣的心腹，学识渊博，熟知兵法，通晓阿拉伯语言文字，熟悉西洋各国各地区的情况，并了解航海，具有外交才能，因此成为下西洋统帅的不二人选。

从1405出发

明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正式从江苏刘家港出航，至福建长乐集结并等待季风，开始了他第一次下西洋的旅程。刘家港原本只是一个贫穷的产稻村落，此时已成为一个“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的港口。郑和在这里登上他的宝船，并对船只进行编队，开始了他不可思议的旅程。首航船队的人员规模达27800人之多，除了配备的文武官员，还有大批技术人员、翻译、工匠、水手，仅医士和医官就有180名。这种规模空前的远航前后共进行了七次，持续了28年，船队的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造访了当时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郑和船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明政府征集全国各地技术高超的能工巧匠，花了整两年时间，在今江苏南京、太仓等地造就了200多艘巨型海船，这些海船体势巍然，其中最大的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分上下四层，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宫殿，最小也长约十三丈。这些船只分工明确，有指挥中心乘坐的最大的宝船，有防御和战斗功能的战船，有补充供给的粮船，还有一种在船只之间快速综合补给和通信的马船，以备不时之需。

一支如此庞大的特混舰队，如果在航行中没有一定队形就很难保持秩序和便于指挥。郑和船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队形，指挥宝船位于中心，战船位于外围，粮船等则位于中围，这种队形与现代舰队的大型编队的航行序列卫幕队形很相似，既便于指挥和统一前进，又有良好的自卫能力。

在没有无线电等现代化通讯设备的15世纪，郑和船队的联络方式也科学有效，他们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鼓锣作号，并前后相继，左右相挽。

船队是这样的庞大，人员是这样的众多，航线又总是陌生的，一路常与风暴、暗礁、浅滩相伴，但是郑和船队，航行了一程又一程，一年又一年。

郑和七下西洋，航海只是手段，外交才是目的。对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访问，把明朝对海外各国的外交政策和方针付诸实践，是他的政治使命。

郑和把大明王朝的铁锚抛扎在诸洋沿岸的港湾，也把中华古代文明种在了风情万种的异域。他忠实地执行“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致力弘扬中华礼教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手工艺、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肩负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与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重任。

郑和以舟楫之便，促进了部落间的融洽。长期生活在一定圈落的人们看到了异邦文明的多样性，滋生了对文明进步的向往。一些宣扬文化、宗教的使者，一些弃水登陆的水手，一些传播水稻种植技术、渔猎技术、织造技术的工匠，一些经不起海上颠簸的老弱病残和在风暴中弃船的求生者，被留在异域孤岛，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客观上起到了提升土著文明的作用。

郑和宝船上满载的是精美的金银、丝绸、瓷器、漆器、铁器、金幡、香炉、香油、中药、茶叶、食物、家畜、植物等礼物，以及操有各种手艺的能工巧匠、精通各种语言的翻译和佛教、伊斯兰教人士，沿途各国人民惊奇而热烈地迎接着这些来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穿着长袍彬彬有礼的使臣。郑和的船队走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节日的海洋。

沿着郑和开辟的友谊之路，诸国君主使臣纷至沓来，献贡礼拜，形成“万邦来朝”的盛景。朱棣在位22年，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四个国家先后有七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

传播浩荡皇恩，普洒文明雨露，也使郑和赢得了声望和爱戴。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人民到处为这位中国的“和平之神”、形象大使建庙竖碑，冠以“三宝”之名的庙宇、山城、街道、港口、宫殿、水井、石碑、禅寺，遍布各岛。

郑和来到南洋后，以强大的武装作后盾，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要安分守己，不可以欺寡凌弱，同时竭力铲平危害海上交通的海盗。

东南亚地区地形复杂，岛屿密布，港湾众多，当时诸国林立，局势动荡，海盗势力强大，横行东南亚、南亚，经常打劫来往的客商，十分猖獗，周边小国也无力解决，严重影响了海上贸易。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抵达东南亚地区时，就有不少国家的商人怨声载道。当时东南亚最大的海盗集团盘踞在苏门答腊岛东北地区旧港的陈祖义，近邻国家也无可奈何。

1406年，郑和第一次到达旧港时，就肩负着永乐皇帝赋予的使命——伺机剿灭海盗集团。郑和深知陈祖义盘踞旧港多年，势力很大，有较深的根基，绝非轻易就可以消灭，而且整个船队还要继续访问一些国家，所以没有惊动陈祖义海盗集团。第二年，郑和船队返航时驻泊旧港，派人去见陈祖义，准备招抚他，劝其改恶从善，停止海盗活动，想利用和平的方式争取陈祖义归顺朝廷。陈祖义看到郑和船队雄厚的实力，兵强马壮，没敢贸然采取行动，表面上装作愿意归顺，暗地里却召集人马，策划乘夜抢劫郑和船队。当地另一位华人领袖施进卿得到消息，及时传递给了郑和。郑和立即召集所有将领进行了周密的部署，结果陈祖义偷袭失败，弃械投降。这一仗全歼海盗5000多人，摧毁海盗船10余艘，还缴获了7艘，生擒匪首陈祖义等3人。郑和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海盗匪患，维护了海上航行的安全，受到周边各国和商贾的欢迎。

对于那些素来喜欢发动战争的国家，郑和船队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给予了必要的打击，其中在第三次下西洋时，爆发的锡兰山之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锡兰山是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地。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访问了锡兰山。

郑和到达锡兰山时，岛上分裂为三个敌对国家，僧伽罗人在中部，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在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南部，处于相互争夺的战争状态，因此对外人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访问锡兰山时就遭到冷遇。为此，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为了改善关系，按照岛上的习俗，专门布施立碑。但当1410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却爆发了一场战争。关于战争的起因，中国和锡兰两国均有不同的记载，中国的《明史·郑和传》、《明太宗实录》，以及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在他们记述中和当时郑和所立《通番事迹记碑》、《天妃灵应之记碑》明确记道：郑和率领船队访问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暗算谋害郑和，令其子向郑和索要财宝，并夺取船队货物。郑和有所察觉，率领船队离开锡兰，去印度半岛西南的古里国进行贸易。郑和船队回航时，又停靠锡兰山，亚烈苦奈儿假意邀请郑和，想把郑和一行诱骗到国内，暗地里却秘密发兵5万阻塞郑和退路，切断与船队官兵的联系，欲抓住郑和，索要船上的财宝。机警的郑和发现亚烈苦奈儿的阴谋，一方面派人抄小路赶回船上，通知船上官兵加强戒备，防止敌人偷袭；另一方面认为亚烈苦奈儿集中兵力袭击船队，后方王城必空虚，于是亲率两千精兵，奇袭了王城，一举俘获国王亚烈苦奈儿、王后及其王子、大臣等。早已准备的船队，打败了进攻的敌军。郑和押解亚烈苦奈儿一行安全返回祖国。

当亚烈苦奈儿被押解到南京时，惶恐不安，深知必死无疑。但明永乐皇帝朱棣怀柔天下，念当亚烈苦奈儿鲁莽少知，宽赦了他，并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命锡兰山国王在王族中选择贤良智慧者担任国王。不久锡兰山王族中推举贤者邪把乃那为国王，永乐皇帝欣然遣使赐印封王，当亚烈苦奈儿一行也被送回国内。

戛然而止的航海史诗

郑和与风浪搏斗得筋疲力尽时，并不清楚万里之外的大明朝廷里，正酝酿一场轩然大波。一连串的死亡使郑和的事业处于捉摸不定的摆动中。先是1424年朱棣在北伐边疆的途中溘然长逝，便有人开始责难朱棣的外交政策。加之明朝后期，灾害连连，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有人便指责郑和出海是劳民伤财，所以朱高炽即位当天即颁诏停止造船、召回人马。但朱高炽即位仅9个月就驾崩了，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

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位杰出的骑士，骑射行乐之余，更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为大明王朝雄阔激昂的航海乐章划上了休止符。

1431年，新登基的皇帝朱瞻基派遣年已六旬的郑和第七次出航。此时，这位历经刀风剑雨的老航海家，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生中最后一次航程了。船队穿过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他日夜向往的圣地麦加（今属沙特）。郑和一行终于来到梦寐已久的圣地。当郑和吻着那日思夜想的圣石时，不禁热泪盈眶，发出由衷的感叹：青年时代立下的朝觐麦加的誓言，在此刻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答复，几十年藏于心底的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朝觐圣地不久，郑和便与世长逝，客死于前往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的途中，被葬于古里，享年62岁。

郑和逝世后，船队不顾季节与风向，逆向行驶，同年七月，终于驶进刘家港，明宣宗将他的衣冠冢筑于南京牛首山南麓，让他永远守望着自己出海的始发点。并敕封郑和为“三宝太监”，因为郑和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忠心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帝，故而得此号（明代时太监是一种官制，到清代时才成为宦官的专称）。 “三宝”是明朝人对郑和的尊称，因为郑和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同时也信奉佛教，明朝人就以佛教所谓的“佛、法、僧”三宝来尊称郑和。

五年后，即宣德十年（1435年），36岁的朱瞻基突然驾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诗，彻底划上了句号。

如同朱高炽继位的第一天就下了禁海令一样，英宗朱祁镇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郑和航海事业之初，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至正统五年（1440年），浙江的船只数量已下降到不到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此前两年，达·伽玛正率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抵达古里；嘉靖四年（1525年），朝廷又下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此前三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龙江船厂在短短20年间已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嘉靖三十年（1551年），连当年郑和船队宝船的数据都不存在了。

成化十三年（1477年），宦官汪直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燃中国人扬帆海上的热情。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居然不翼而飞。项忠在盛怒之下对主管官员进行鞭笞，责令他三天之内找到遗失文档，此时，刘大夏才阐明了销毁档案的“必要性”：“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刘大夏很可能是郑和航海日志的最后阅读者，可惜我们没有他那样的特权，也就永远无法知晓有关郑和航海的所有秘密。

故事以禁海派的全胜而告终。

一切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迎接这位伟大航海家疲惫风帆的是一堆熊熊大火——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官员甚至焚烧了郑和浩浩荡荡满挂荣耀的船帆、苦心经营多年的造船厂和耗尽心智的造船图纸、航海日志、航海资料。一代先行者开辟的航路就这样葬送在火海。明人一炬，遗恨千古！随后，明朝陷入了彻底的禁海政策——外贸商人被处死，外语教学被严令禁止。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规定——片帆寸板不许出海，界外不许闭行，出界以违旨立杀！——一个民族的航船就此搁浅了几百年。

功耀千古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不安，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了中国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缓和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这一目的。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朝贡贸易、官方贸易、民间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郑和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开拓了海洋事业，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郑和的船队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