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

600年前，郑和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航海英雄，做出了令现代人惊叹的伟大壮举。他的船队有2.78万人，分乘63艘巨型宝船和更多小一些的船，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有人甚至说他还到了美洲。

历史记载，郑和的最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分别接近现代轻型航母和重型航母的尺度，考虑木船的吃水深度有限，其总排水量也在轻型航母的数量级上。这比梦想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哥伦布那可怜的三条小船大了两个数量级，船队的总吨位则超过三个数量级，有几千倍。美国学者詹·阿德金绘制的两船相遇的想象图，悬殊之大，跃然纸上。这个尺度现在受到学术界的怀疑，即便按保守的估计，宝船仍比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大了一个数量级，船队规模之差仍超过两个多数量级。

100年前，郑和那尘封的壮举就被梁启超拿来讨论。然而，中国历史学家总是乐于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而忽视对事件本身的客观记录和理解。评价一件事情的意义取决于讨论者的尺度，而这些尺度常常是评价者主观选择的。在今天世界主流话语的阴影下，国人急于强化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会有意无意拔高历史事件的正面意义，这就会冲淡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面对600年前伟大的郑和，今天国人最主要的感受除了骄傲，就是惋惜，甚至冤枉——我们的命运不该如此啊!

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在各自的文明体系里都是非常偶然的事件。然而，六个世纪以来，一个巨人倒下去了，受尽蹉跎与欺侮；而一个小瘪三却发迹起来，成了世界的主人。现代文明史并不是什么普遍的人类文明史，而是西方人发迹的历史，是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失落而不得不跟着走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这一变故，却基于各自文化上的必然。

郑和之前，中国虽然早有丝绸之路与西方沟通，包括穿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很少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固然有海纳百川、多元共处的文化包容，但农耕民族却缺乏主动向外探索、贸易、殖民的意愿。因此，郑和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很突出，也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偶然的、突兀的、非常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无论它孤立看起来多么辉煌壮丽、波澜起伏，但在中国农耕文明的长河里，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扰动。

首先，蒙古人入主中原，把传统农耕社会彻底打乱。这些历史上少有的拒绝汉化的蛮族，一度曾要把汉人杀光，把田园变成牧场。他们嫌自己人少统治不过来，便把西域的色目人引进来，促成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最彻底的文明整合，却把中原和南方的汉人压在底层，给了他们一百多年的屈辱。蒙古人大势过后，收拾残局的朱元璋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汉人出身的皇帝。但众所周知，他也绝非老实本分的农民。不过，作为一个有见识的皇帝，他总结传统江山社稷的经验教训，对内抑制消费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官员的贪欲与腐败，对外实施禁海，防止外洋之民与内地游民、商人沆瀣一气，扰乱中央集权制的秩序。

其次，燕王朱棣把父亲朱元璋的继承人朱允坟赶下台，自己当上永乐皇帝，他已不需要父亲开国初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之略，他要把自己强大的实力推至远方，以强化边远地区稳定，便收回父亲“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让郑和组织了空前的航海运动。他的基本意图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的观念，倒不一定真要追求一种君临天下的虚荣，去统治那些化外之民；只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动乱及王朝的政权更替，经常与蛮族的入侵相关，他要让番邦来进贡，对自己表示臣服，不要在边境滋事，更休想问鼎中原。他的主动冒进，和父亲的被动谨慎，方式相反，目的却一样，维持大一统的农耕帝国的稳定。

第三，郑和本人是云南回民出身，祖父、父亲还去麦加朝圣过。这些回民大多是元朝蒙古人统治时期从西域来的穆斯林的后代，他们身上还有比较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传统。郑和自小了解西洋事务，明朝军队进攻云南时不幸被俘，做了宫廷里的宦官。但后来他在朱棣发动的政变中有功，他身上的才华体现的是元朝东西方大融合时期留下的遗产，也才受到重用。

最后，郑和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命里注定只能昙花一现。这种旨在让外番臣服的政治行为开支巨大，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带回的长颈鹿(被视为麒麟)之类的珍禽异兽，只能博皇帝一乐，这等奢侈，再富有的朝廷也承受不起。因此，朱棣一死，常态渐渐恢复，航海事业难以为继，郑和本人也在勉强启程的第七次航行中死去。随后巨大的船队以及造船产业，连同相关的资料都被销毁。如果后来的历史没有另一种文明介入，如果没有海外一鳞半爪的记载做佐证，它恐怕就会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十分偶然，而且直接看来，也没什么意义。一是，哥伦布航海本是瞎碰的。这位意大利航海家来到航海业发达的葡萄牙，在那里，他的水平有点业余。他一心想到东方寻找传说中的宝藏，因有非洲大陆的阻挡，便异想天开，要从西面航行去东方。当时欧洲人都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专业的航海家知道，西行的路程太遥远，根本到不了彼岸。哥伦布却犯了两个本来要命的错误，一是他掌握的地球半径远小于实际半径，二是他相信了《马可·波罗游记》里夸大了的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于是，他坚信自己可以先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国。他拿着自己的计划去找国王，当然没有人理睬他。他不甘心，又跑到邻国西班牙，经过一番周折，竟说动了航海经验远远不及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获得了资助，便有了这场错误而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直到他在贫困潦倒中死去，也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第三个错误，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只是遗憾没能找到那里的宝藏!后来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才改正了这些错误。

二是，从当时的背景上看，即便哥伦布真到了富饶的印度或中国，西方似乎也没有太多好处可捞，因为当时他们穷得可怜，财富毕竟是人家的，弄回来是要付出代价的。贸易对航海家和商人有利可图，但当时整个欧洲生产力低下，鲜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东方香料、丝绸、茶叶、瓷器等高档消费品应有尽有，长期而巨大的贸易逆差岂不压垮欧洲经济?尽管西方已经有了一些火器上的优势，但他们要动用自古以来的殖民者和海盗抢夺这一招，也不一定能占太多便宜，毕竟东方的经济效率与规模是他们的十倍、百倍、千倍之多。郑和船队是毁了，万不得已时，戚继光们还会挺身而出的。

三是，改变哥伦布的子孙们命运的，也纯属一种偶然性——新大陆上有富有、好客而懦弱的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一样很容易征服和奴役。那里不仅有发达的农业，还有唾手可得的黄金和白银，全球最大的银矿就在中美洲的墨西哥，而白银却是中国的通用货币。于是，以白银为中介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开始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银洋”，后来干脆叫“大洋”，而中国的财富则流向了西方这个无底洞。这一进程延续了三百多年，直到后来中国银子太多了，通货膨胀很多倍，西方人再拿更多的银子都很吃力了，却仍然拿不出别的东西提供中国市场。后来，终于找到了鸦片这一消费品，才吸引白银倒流进西方。这种事巧得像上帝精心安排的——好比今天地球某个黑三角的一股匪徒，悄悄地掌握了全套印制美元的技术和设备。

可是，一股匪徒掌握了文明世界的印钞机，可以获得取之不绝的财富，他们一定能够取代文明世界么?这要看这股“匪徒”有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支撑，把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转化为内在创造力，而不是在花天酒地中挥霍掉。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征服新大陆之后，将一船船黄金、白银运回伊比利亚半岛。但几十年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用钱可以买到所有消费品，自己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努力，他们便在尽情的放纵中无奈地走向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改革后的北欧新教徒，他们内心更具一种信念，而不是直接的物质欲望，要以世俗的成功来验证自己已被上帝拯救的命运。他们积极奋斗，通过竞争获得外部优势，滋润着自己的内在创造力，客观上形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这个过程中，王室资助虽然很关键，但推动整个航海运动的并不是王室，而是在近代欧洲城市工商业运动的前夜，已经普遍萌生在民间的利益冲动和探险热情，它本身能够直接获得利益，从而构成独立的社会动力，形成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潮流。而郑和航海却完全由宫廷财政支撑消耗，它只有服从于朝廷的意志与目的，朝廷一旦收回它的支持，便会烟消云散。

这才是一连串偶然性里贯穿着的内在必然性。

退回来看错误百出、贪婪俗气的哥伦布，在他启航时，大脑里也先验地拥有一种观念——地球是圆的。这种源于古希腊工商文明的理性哲学与数理科学传统，却是此前87年知识渊博、气势恢弘的郑和所不具备的。即便哥伦布的具体结论并不准确，甚至错了，但它可以在进一步的经验积累与实证逻辑的互动中获得修正；而郑和却只有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他以为中华帝国是天下的中心，他不知道大地竟是球形的，绕地球一圈会回到原地，而这一点在哥伦布那里是常识。郑和的思维是农耕文明的直觉经验，这种经验再丰富、再准确，也只是不能数理化、理论化、普适化的资料汇集，一旦失传，便前功尽弃。

近年来，一位西方业余航海研究者主张，是郑和首先发现了新大陆。据说，他发现了哥伦布之前就有的新大陆地图，而这有可能是郑和所绘。此论一出，引起中国学者与传媒一片哗然。我们姑且不谈事实是否经得起验证，假定真是这么回事，果真是郑和最先发现了美洲。可是他也不过是到了某一个比南洋、比印度、比非洲更远的地方而已，而不是如哥伦布发现的那样，是地球的另一面上的某个地方。而恰恰是后者，才构成了现代全球一体化的真正开端。

西方的火器本来源自中国的火药发明，但经过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以来的理论力学分析，大大改进了。西方的航海得益于中国指南针的发明，但只有在理论天文学、几何学的辅助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纸与印刷术更与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相联系。所谓“四大发明”在中国只是一些偶然的技术成就，并无实质意义，所谓奇技淫巧，没人在乎。今人之所以称作“四大发明”，还是因为它们在西方文明体系里，经过理性思维传统的全面改造，构成现代技术的基础。同样的道理，郑和航海在中国传统背景下也是偶然、昙花一现且没有意义的事件。只因后来西方文明介入，到了现代，我们再看它才具有伟大的意义。

但这个意义对我们而言，与其说是给我们一种“原来也曾辉煌”的骄傲，不如说是对我们的悲剧宿命的深刻反思。

郑和被今人视为伟大的外交家、和平的使者、开放思想的先驱，是争执的仲裁者、道德的圣人、秩序的象征。的确，与西方民族的航海相比，郑和下西洋似乎更具道义和友善的特征，不是取人的土地、夺人的财富，而是以和平交往为目的。

但事情又有另一面：郑和的使命是中央帝国皇帝赋予的，他不代表独立于官府之外的民间资本主义运动；即便不是要去南洋找什么惠帝的踪迹，也是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沿岸番邦宜示帝国的威严，让他们自动朝贡，接受册封；他的数万人武装船队除了打击海盗，对沿途番国也是一种威慑，一旦遭遇抗拒，就会予以征服，拒绝臣服的番王会被捉住，押往朝廷处置。

今人常替古人惋惜，中止航海只是一个偶然的失误。要是朱棣的子孙们胸怀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点，破除海禁，要是郑和船队多搞点商业贸易，多学些别人的科学技术，要是这庞大的舰队延续到一个世纪后，能与西方的舰队在海上相遇，要是……这般这般，通通都是今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郑和去世后，进贡的番邦逐年减少，宪宗皇帝怅然若失，又想遣人再走郑和路。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了堵死这条路，硬是把郑和的资料藏了起来，这些资料后世再也找不到了，可能就是让这位愚昧、短视、可恶的兵部侍郎私下里给付之一炬、毁于一旦了。

然而，刘大夏非但不是坏人，而且是一位正直能干、德高望重的标准儒士。在他年近七十时，还被年轻的弘治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以整顿国防，这位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四朝元老却屡次以病老为由推辞。皇上私下问他为何推脱，他才以自己从地方中央为官的经历直言相告：“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老臣有病，怕误了大事。”他历数官府征敛无常、将领们克扣军粮且已经弄得军穷民困的事实，让蒙在鼓里的皇上大为震动，更是坚持让他担此重任。这样一位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鼓与呼”的老臣，后人能忍心诅咒吗?于是，有历史学家出来为刘大夏辩护：这等好人，销毁郑和资料这种缺德事，一定不是他干的!然而，哲学家却认为，真正的悲剧，常常是坏事出自好人之手。

今人常常还自作聪明，责怪明清两代主张禁海的皇帝们昏庸。其实，单从经济学上考虑，皇帝们未必就比今天的经济学家蠢到哪里去。洋人来做生意，把中国的财富搬运走，留下的银子别无用途，只导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禁怎么办?

结论：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虽是各自文明体系里的偶然事件，但背后却隐含着各自文化注定了的一种命运。后者一时呈弱，但它却是古代工商业文明经过了中世纪基督教教化之后的重新崛起，具有一种勃勃生机；前者一时呈强，但却是基于古代农耕民族防御外来民族侵扰的被动要求，只是它受到外来力量激发时呈现的瞬间主动。因此，强者终被弱者打败。

但这种“文化宿命”是历史的，当它被全面地反思、解析、重构时，人们就可能超越它了。我们超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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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7大事记

1405年7月11日，满载着2.7万余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出发。1407年秋，郑和带回了爪哇等国的朝贡使节和数十船商贸换回的异域珍品，完成首次航行。

1407年下半年，郑和二次出海。此次航行路线同前一次差不多，也是历时两年。

1409年夏，郑和第三次统领船队出海。此次航行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刺加建立排栅城垣，盖了仓库，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在从古里回航途中，郑和还在锡兰跟亚烈苦奈尔国王打了一仗，凯旋归来。

1412年11月，明成祖下达第四次航海命令。这一次，郑和船队继续往西，将东非沿海列入了航程之内，进一步扩大同海外各国的交往与贸易。此次航海时间较长，郑和于1415年回国，分遣船队一年后返回。

1417年5月，郑和船队第五次出海远航，这次出海的主要任务是护送19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到了东非沿海最南的地区。

1421年7月，郑和船队六下西洋，护送16国使臣回国。郑和亲率的船队到达了东非海岸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竹步(今索马里)等国，并在宝船上设宴招待各国宾朋，代表明成祖赐以丝、瓷、铁器等物品，1423年返航时带回香料等珍品。

1431年初，明宣宗继承祖父明成祖伟业和雄心，再次诏令郑和出海。第七次下西洋历时3年多，郑和船队走访了近20个国家，还派出随员特地到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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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公的来历

这一年，三宝公郑和带领着许多船只来到澎湖海面，忽然发现一种怪鱼在船队间穿来穿去，兴波作浪。船上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怪物，加上船在茫无山屿的大海中颠簸漂荡，把那些从来没见过海的随从人员和士兵弄得心惊胆战，昏昏沉沉。几个熟悉水性好、胆子大的后生，拿了刀枪、船桨对付起来，没用上三刀两棍，就被那怪鱼的尾巴卷走了，不是手掌松得快，差一点连人都被带进海里去。

突然间，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浪头，船来不及转舵，人来不及躲闪，只听到“唰”地一声，一股浪头冲到船上来，那个舵手来不及回避，被那闪电般的大尾巴卷进海里去了。船队上的人都很慌乱，接二连三地来向郑和报告伤亡事故。郑和无可奈何，只好下令船队返航，停泊泉州港，一方面整顿队伍，修理撞漏的船只；一方面差人连夜入京上奏皇帝。

原来，那海上的怪物就是凶恶成性的鳄鱼。

泉州知府听郑和说在海上遇到了这种怪物，想起早在唐代时候，大学士韩愈因为上柬劝阻迎佛骨，被唐皇贬到广南做刺史，曾经看到这种鳄鱼为害作恶，百姓受苦至深，那时他作了一篇祭鳄鱼文，据说赶走了这怪东西，因此建议郑和也来试试。

郑和听了觉得好笑。那祭文如果顶用，此怪还会出现吗？正在踌躇，拿不出好主意，京都圣旨到来，御赐他三件宝贝。

第一件是珠冠。这珠冠不比寻常太监戴的宫冠，中间有一粒宝珠，毫光四射，照着眼睛都张不开。

第二件是麝尾。郑和本来就有一把麝尾了，只是这把麝尾很特别，郑和是一个老太监，拿到手上就知道它是真正的麝尾制造的。说起麝尾这种宝贝，世间上很罕见，俗称“四不象”，可见它贵重到什么程度了！

第三件是蟒甲。蟒甲上除了一个护心宝镜外，还绣上许多贵重的珠器。

郑和将御赐三宝穿戴起来，满堂毫光灿烂，非常威武。以后他就穿戴“三宝”渡洋到了目的地，大家都认定他是借皇帝的“天威洪福”才把那怪物赶跑的，这就是“三宝”的来龙去脉。

至今，马来西亚还保留着三宝洞、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市；泰国有三宝祠；印尼有三宝垅市；合里岛邦的格利县有三宝灶婆公庙等等。由于天朝赐给郑和三件宝贝，人们才称呼他为“三宝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