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三

摘要：“中国模式”是当代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中的重要一种，它产生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转型中国家，是一种将中国实际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不断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创新其形式，使“中国模式”不断完善、不断巩固。

关键词：世界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优越性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4－0067－05

“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成果，也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模式”，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模式”，正确处理“中国模式”和别国模式的关系，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及其原因

讲“中国模式”，必须首先了解发展模式。所谓模式，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照此解释，那发展模式则可以解释为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中所形成的标准样式。

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千姿百态，五花八门，是多样的而不是统一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

——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同于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上有多少不同性质的国家，就有多少种发展模式。

——同一性质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有法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南欧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古巴模式、中国模式等。

——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如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是高度集中的发展模式。在叶利钦时期推行“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的转轨方案，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普京时期又实行相对集中的发展模式。

——同一国家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其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新中国60年一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60年中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发展模式，虽是一脉相承，但有很大差别。

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模式之所以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模式属于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求与其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如果不适应，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并要求变革发展模式。由于各国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不同，其发展模式也就不一样。

其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模式受文化的影响很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受基督教的影响；中国模式、韩国模式、日本模式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而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的发展模式受伊斯兰教影响。不能设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会采取相同的发展模式。

其三，执政集团的执政理念不同。发展模式是同一个国家执政集团的执政理念紧密联系的。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理念，同一政党中不同集团其理念也有差别。因此，当执政党轮换后或执政党内部执政集团变更后，发展模式也可能改变或调整。

其四，国际环境的不同。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当然主要是由其内部的情况决定的，但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大国强国的发展模式，往往对别国尤其是其周边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拉美国家和解体后的东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受“华盛顿共识”影响很深，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则受苏联模式影响很深。国际环境的变化，大国强国的兴衰，势必影响各国发展模式的变化。

国内外不断发展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环境。决定了各国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变化的。世界上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存在完全一致的、永远不变的发展模式。

既然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变化的，那就不存在什么共同模式、共同认识。目前，国内外有些人提出并推行所谓“共识”，诸如“华盛顿共识”、“圣地亚哥共识”、“香港共识”等。如果提出“共识”，只是为了总结经验，供人参考，那是可以的，应该的。倘若把“共识”作为圣旨。强制推行，那是大错特错了。这里不妨以“华盛顿共识”为例，略加说明。

“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研讨拉美地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调整和改革会议上提出的。“共识”包括10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绝对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第二，全面私有化，反对公有制；第三，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第四，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模式的理论概括。作为理论“共识”，供人参考是可以的，其中也确有借鉴之处，如加强财经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等等。但是，美国当权者却把“共识”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强制推行。推行到拉美，使拉美国家出现“经济政变”：失业严重，贫富悬殊，民企倒闭，金融危机。经济停滞。推行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在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政局混乱。事实说明，照搬“华盛顿共识”是错误的。其实，任何“共识”，任何“经验”，任何模式，对任何国家只能参考、借鉴，不能照抄照搬。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由该国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是靠该国人民去创造的。

二、“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中国模式”是当代世界发展模式多样性中的重要一种，它产生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转型中国家，是一种将中国实际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对于独特性，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去概括。

常修泽先生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所谓“紧扣一个核心”，就是以增进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公民的福祉为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就是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潜力；“发挥三大优势”，就是努力发挥劳动力丰富、市场广阔和后发国家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即着力实行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推进‘五位一体”。就是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常先生对“中国模式”独特性的概括很有见地，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还可以做其他概括。我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另一种说法。关于

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内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个“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包括六个要点或六大支柱：

——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

——立足基点：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根本目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战略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些基本点是“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在当代世界众多发展模式中，是很独特的，是它区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根本点。

“中国模式”从内容看，有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独特之处。从其形成和发展看，也有其特点：一是方向正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二是目标明确。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有人说“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是帮助普通人民。这是很有道理的。三是基点准确。“中国模式”是立足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决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四是步伐稳妥。“中国模式”的发展是渐进性的，先易后难，逐步推进，而不搞“休克疗法”。五是视野广阔。放眼古今中外，放眼全球，大胆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封闭自守。这几点概括地说，就是方向性、人民性、求实性、渐进性和开放性。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并统筹运行的统一整体。说它是统一整体，是因为它是由许多具体模式构成而又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具体说，主要包括：

——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扬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以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的文化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文化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道德；坚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中国特色的社会模式：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国家安全体系，促进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此外，还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模式、国防模式等等。

“中国模式”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丰富性不仅表现为中国模式包涵丰富内容、具有多种具体模式，还表现在每种具体模式又包含丰富内容。

在经济模式中，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全面振兴农村经济的“苏南模式”；有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温州模式”；有大力引进外资(主要是港、台资金)，发展高新企业的“深圳模式”、“东莞模式”；有大力发展小商品经济的“义乌模式”：有大力发展蔬菜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的“寿光模式”：还有上海“浦东模式”、天津“滨海模式”、成渝城乡协调发展模式、长株潭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发展模式；还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模式、新型农业现代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模式等等。

在政治模式中，新的模式也很多。如政治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有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有以基层民主推动上层民主的；有以局部竞争推动全面竞争的。就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来说，有直选模式——由基层群众直接选举领导；协商模式——由群众或群众代表反复民主协商选择领导；竞选模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竞选，胜者当选。

在文化模式中，新的模式更是丰富多彩。文化涉及的范围广、门类多，包括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等。每一类的发展模式都不相同，就是同一门类中不同科目，其发展模式也有差别。如同为教育类中的大学，有综合性的、专业性的，而综合性的大学中又有研究型模式、教研结合型模式、教学型模式。

由此可见，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不仅适用于国际，而且适用于国内。在国际上，不能搞发展模式的统一化，强力推行某种发展模式，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在国内，在遵循“中国模式”的前提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都应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创造适合自己实际的发展模式。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对于“中国模式”优越性的认识，目前国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

持否定意见者有种种说法：

一是“威胁论”。认为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中国模式”对世界是一个威胁，其中包括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资源威胁论、资本威胁论、粮食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太空威胁论、环境污染威胁论等等。

二是“崩溃论”。认为“中国模式”根基不稳，缺陷很多，反对者不少，总有一天要崩溃，要垮台。

三是“不确定论”。认为“中国模式”处于十字路口，是向民主方向发展还是向专制独裁发展，是维护和平还是侵略扩张，现在还难以确定。

持肯定意见者比反对者不仅人数多，而且态度更为坚定。他们从不同方面肯定“中国模式”。

开放论。认为“中国模式”不是封闭模式，而是一个开放模式，不仅对内开放，而且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创造和总结经验，在开放中借鉴和吸取他国模式的经验。

和平论。认为“中国模式”是反侵略、反霸权、反强权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和谐论。认为“中国模式”对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提出建设和谐世界。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政府和政党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合作论。“中国模式”主张同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加强合作、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中国模式”既同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合作，也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合作，既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合作，也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合作，还同各种国际组织合作。

新民主论。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强调三权分立，强调竞争、参与；中国民主模式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这适用中国国情，是民主的一种新模式。

对“中国模式”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评价，究竟谁是谁非?孰优孰劣?

我们认为，评价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劣成败、是非得失，不能凭主观好恶、主观臆测，而应该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标准，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标准。

首先，“中国模式”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2165亿美元增到2007年的3.2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由居世界第12位跃居第4位(2008年跃居第3位)。中国经济发展之快是举世公认的。

其次，“中国模式”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30年跨上两个台阶。据统计，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到2007年的4140元。全国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500万。

第三，“中国模式”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综合实力是由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些要素中，除资源力外，其他要素在过去的30年都有很大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居世界第5位(也有说第4位或第6位的)。中国已由受人宰割的弱国变成受人敬仰的大国。

第四，“中国模式”促进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中国模式”下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以及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人的智力和体力、知识和能力、生理和心理、德育和美育也获得了全面发展。

第五，“中国模式”维护了世界安全与和平。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一样，“中国模式”也是和平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下巩固和发展，而它的巩固和发展又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成为其他发展模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第六，“中国模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模式”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它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国家纷纷学习、借鉴，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也在认真研究，使一些老牌的发展模式(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日本模式)相形见绌。

“中国模式”这些优越性，吸引和鼓舞了全世界先进人士、和平人士和不抱偏见的正义人士，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总结中国的经验，“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崩溃论”、“不确定论”是不正确的、站不住脚的。

我们说“中国模式”优越，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优越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当前的“中国模式”同苏联模式相比，同一些资本主义的模式相比，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相比，在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至于在某些方面和部分，未必比其他模式好。由于“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起来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多，因而缺陷不少。例如，在结构上，模式的基本框架已建立，但具体构成成分不完善。就像建房子一样，框架已成，装修还不到位。在运行上，基本的制度已有，但体制、机制不完善，运行程序更不健全。在具体模式上，虽然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大胆试验探索，初步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各具特色的模式，但就全国范围来说，显得还是太少。至于保证“中国模式”健康发展的法律、政策、措施，有的需制定、有的需修改补充，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中国模式”的不足告诉我们：第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既不能因其优势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又不能因其缺陷而悲观失望、自我贬低甚至否定。第二，要放眼全球、虚心学习，大胆借鉴世界各国发展模式的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鉴人之失、避己之误。要破除“唯我独尊、唯我独好”的思想，树立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思想。

四、“中国模式”的稳定性和跃迁性

在前面提到的“崩溃论”、“不确定论”，都涉及“中国模式”稳定的问题。“中国模式”的稳定性问题，当然有人为因素干扰问题。毛泽东时代的“反右”、“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就曾严重威胁到他自己领导创立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稳定。但是，“中国模式”是不是、能不能、会不会稳定，不是单个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综合因素共同决定的，不是单纯主观因素决定的。而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我认为，“中国模式”总体上是稳定的，而且会越来越稳定。

第一，“中国模式”符合客观规律。“中国模式”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我们认真总结我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总结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各国多种发展模式的优点和有利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事物，即使在前进中出现挫折，最终也是会站稳脚跟的。

第二，“中国模式”符合客观实际。当今世界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当今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改革开放时代，处于这样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要掌好权、执好政，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就是这样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结合，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其本土化和传统性，集中表现在相对集中和集体主义，而国际化和现代化集中表现为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上。

第三，“中国模式”符合民心。凡是符合民心，得到人民拥护、赞成、支持的东西，都是拥有强大生存力和发展力的。“中国模式”由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因而它的稳定性是毋庸质疑的。

建立在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基础上并得到人民拥护的“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模式，我们党精心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及时发现和纠正危害

“中国模式”的隐患。在当前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的时候，各种发展模式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考验面前，有的崩溃，有的摇摇欲坠，有的惊慌不安，相比之下，由于我们党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国显得相对平静和平稳。事实证明，“中国模式”比别的模式更具有稳定性，更能抗干扰。

我们说“中国模式”是稳定的，并不是说它就不变动，就僵化凝固。任何一种模式，稳定是相对的，变动才是绝对的。变动有正向的，也有逆向的。“中国模式”变动是正向的，我们称之为跃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模式”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跃迁历程。

“中国模式”萌芽于解放前的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阐述，党在根据地、解放区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措施，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的萌芽。现在模式中所提出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在解放前的根据地、解放区可以看到其胚胎。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是“中国模式”的婴幼儿时期。这30年，根据毛泽东的“以苏为戒”的教导，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当时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尽管历经风雨，很不完善，也很不稳定，但大的框架已初现，基本内容已具备，也初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现在“中国模式”中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中的不少内容是这一时期提出的。至于社会模式的框架，那时虽未提及，但某些思想、措施还是有的。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中国模式”正式形成并发展的时期。“中国模式”这个名称也是这时才提出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党的领导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创立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谨慎而大胆的改革，革除了模式中不正确的部分(如经济模式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大二纯的公有制经济；政治模式中的党包揽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模式中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唯样板戏是从，等等)，充实了模式的新内容(如经济模式中的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多种分配形式：政治模式中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文化模式中的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还提出了崭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至此，“中国模式”就比较完善了。可见，当代“中国模式”是在不断跃迁中成长起来的。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还要继续跃迁。

在经济模式中，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地位，我们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尾巴”、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几个认识阶段，以后会不会提升到与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关于总体布局，现在提的“四项建设”，今后会不会把生态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呢?我们已重视外贸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今后会不会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位置?

在政治模式中，我们现在重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今后是不是还要重视程序化，使民主更具有可操作性?我们已重视制度民主、集体民主，今后会不会加上重视个人民主和自由?我们已重视民主的质——人民当家作主，今后会不会也重视民主的量——普选制，让人人参，与选举?

在文化模式中，下面有几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使模式跃迁。一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化的关系?以往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现在也重视把它中国化了。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也。马克思主义是否已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今后还要更加努力。二是如何处理文化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现在是民族化的问题不少，而国际化的问题更多，更需下功夫。我们要把中国民族文化推向世界，也要把世界各种优秀的有益的文化引进中国。三是如何处理文化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关系?我们需要精英文化，更需要大众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中国文化模式的重要特点。这方面还要下力气。四是如何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对古今中外的优秀的有益的文化都应继承，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但继承不能代替创新。创新是文化活力的源泉。中国特色文化模式是创新的产物，也需要进一步创新为其提供活力。

关于社会发展模式，我们还处于初创阶段，需要补充、创新和提升的地方很多，需要跃迁的台阶还有很多。

“中国模式”的稳定性和跃迁性是相辅相成的。稳定是跃迁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如果不稳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谈何跃迁?因此，保持“中国模式”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但稳定不是固定。只有在稳定中求变化、求跃迁，不断淘汰模式中不适用的过时内容，充实新的适用的内容，模式才能进一步巩固，才能为新的跃迁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保证。

胡锦涛同志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胡锦涛同志的话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创新其形式。使“中国模式”不断完善、不断巩固。这是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出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