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学术腐败不能有任何屈从

在人们的印象中，高校的学术腐败事件时有发生，却往往不了了之。在两会期间的媒体见面会上，五位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知名大学校长表示绝不会容忍、姑息学术腐败行为。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认为，学术腐败是高校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建世界一流大学，或者是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要先办成最受人尊重的大学”。“当这个大学受到大家尊重的时候，第一性就是大学的德性。”徐显明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德性的大学是不受人尊重的。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大学的德性是大学的生命。”

在徐校长眼里，只有把大德和大学集于一身的人才能成为大师。他认为，在教师身上发生任何的学术腐败就是教师德行的一种腐败，这是大学绝不能宽容的。“在学术上一旦出现腐败，那么这个大学探求真理的空间就已经丧失了。”徐校长说，“我的态度是，发现学术腐败就应该严惩。”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也将学术腐败视为“大学面临的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维系一个大学生命的就是学术。科研也好，教学也好，一切都是以学术作为它的维系点。如果学术腐败了。这个大学就腐败了。所以我们对学术腐败是深恶痛绝的。”黄校长说。

他首次披露了中山大学在去年发生的一起学术抄袭行为。一位教师署名举报某位老师的学术著作涉嫌抄袭，对此，校方请了几位学校里公认的比较公正的教授，组成一个专家组，将两位老师的著作进行对照，然后给出—份报告。最后，涉嫌抄袭的老师离开了学校。

正像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所言，学术腐败不仅仅发生在中国高校，在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也有很多的学术腐败行为，但校方一定会对此严肃处理，“做到杀一儆百”。

近些年，媒体不断曝光高校的学术腐败现象，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对此表示“欢迎媒体监督”，他认为媒体的监督很重要，是对大学很好的监督和促进。“有一点请大家放心，我们高校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学术腐败。”周其凤说。

而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则指出了高校在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时可能面临着干扰和压力。“坦率地讲，当今可能有很多大学为了获取某些资源，会对权势、权威有一定的屈从。”李校长说，但是大学不应该这样，“不论怎样，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

大学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应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在发言中指出，尽快落实《高教法》，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改变行政化趋向推动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邵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是独立法人，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但是与这一规定相背离的是，近年来大学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

一是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主要表现在：

1.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受到挤压。不仅《高教法》规定的自主权多未落实，而且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基地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立项审批以及评估、评奖等手段，使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加大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大学对政府的依赖。

2.大学行政级别日益强化。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无论这一做法的出发点如何，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3.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公立大学的主要领导应由政府任免，但主要应从学者中产生，以保障大学的学术地位。近年来，随着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的现象明显增多，使大学行政化格局更为严重。

二是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主要表现在：

1.行政机构成为学校主导部门。大学内部资源由行政权力而非学术能力决定配置，行政部门决定重要事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互相转化，缺乏有效规范。

2.学术委员会权力被虚化。《高教法》规定的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等职能，实际上很少得到真正落实。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

3.教代会权力被弱化。在一些学校，教代会也是徒具形式，教职员工的主体地位无从谈起。一些高校负债几亿到二三十亿，教职员工却不知道。最基本的知情权尚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参与管理和监督!

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事实表明。当前中国大学的许多问题，都与之有着直接关联。大学要真正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先导和发展创新的持久动力，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基地和中心，不制止和改变行政化趋向是不可能的。这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广大高校教师的迫切愿望，更是《高教法》的明确要求。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尽快落实《高教法》，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1999年起实施的《高教法》是目前指导、规范高等教育的主要法律，必须坚决执行。但该法存在着有关法条比较粗。缺乏可操作性的缺陷。因此应及时修订《高教法》有关内容，并制定配套的相关条例或实施细则，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的落实。

第二，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要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使高校依照国家法律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一方面，要明确和规范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职能是重在政策引导、经费保障、提供服务、管理监督。另一方面，要切实扩大高校自主权，减少项目审批式的资源分配方式，增加按照学校规模和性质确定的财政拨款基数，为高校自主办学创造条件。

第三，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大学的行政级别是政府行政化管理高校的重要标志，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使其回归学术本位。探索建立新的机制，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第四，制定相关条例，强化高校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权力。制定《高等院校学术委员会条例》，明确学术委员会职责和议事规则，完善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事务决策中的辅助决策机制。制定《高等院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强化教代会的权力。

第五，制定《高等院校信息公开条例》，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高校应及时将学校基本工作情况和有关信息公布，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监督，防止出现教育腐败现象，促进高校民主管理。

应调整大学本科教育培养计划

“大学生就业难原因是多方面，但培养与需求的脱节以及大学生适应能力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林学院教授徐秋芳建议。调整大学本科教育培养计划，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体如何调整可广泛征求社会的意见。

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难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今年要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达700万人以上。

徐秋芳认为，大学本科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现象十分严重。虽然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但培养与需求的脱节以及大学生适应能力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调整大学本科的培养计划。

如何调整?徐秋芳建议，减少公共基础课的学时，有选择地开设对完成本专业课程、达到专业培养目标必需的课程，如艺术类专业的学生有权利不修英语课，允许一般专业的学生不修或不需按全国统一的大纲要求学英语。具体如何调整可广泛征求社会的意见，主要是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建议必要和不必要的课程。

同时，增加特色课程开设的数量。公共基础课的缩减为学生选修自己感兴趣或实用课程创造了条件，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培养个性人才。借此加强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徐秋芳表示，大学是高级教育阶段的开始，建议学生选择基础宽的专业，以便以后有较强的拓展和应变能力。国内和国外的调查表明，除医学专业外，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与所学专业的相关率并不高。因此，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比传授专业知识更为重要。

委员建议取消大学行政级别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在会上发言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邵鸿表示，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受到挤压。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这一做法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公立大学的主要领导应由政府任免，但主要应从学者中产生，以保障大学的学术地位。近年来，随着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的现象明显增多，使大学行政化格局更为严重。”邵鸿说，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邵鸿说，建议尽快落实《高教法》，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同时，应该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使其回归学术本位。

港理工前校长：内地办学太偏重应试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理工大学前校长潘宗光表示，内地办学太偏重应试教育，忽视道德规范的培养。他此次提案就是重视未成年人的道德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

潘宗光说，“年轻人是未来的栋梁和接班人，所以要从小学，中学开始重视道德规范。但是内地的办学方面，太偏重应试教育，在品德方面的培养比较弱。”

潘宗光介绍他的提案的内容是，国家要重视提升软实力，希望国家重视道德培养。在小学、中学、大学加大道德方面的课程，多安排帮助学生成长的活动。

政协委员炮轰缺德明星鼓动学生逃课追星

在机场亲眼见过粉丝团狂热追星的场面后，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放一个劲地摇头，“那天是工作日，一群孩子课也不上，就跑去机场接他们心中的偶像，实在是搞不懂!”

陈放说，他还见到过一次家长跟着孩子一起追星的场面。“孩子看到明星就追。家长跟在孩子后面跑，手里拿着大包小包。一问，原来，孩子执意要跟粉丝团追星，家长不放心，就跟来了，顺便还要承担给孩子与明星合影的任务。

近来，不断有媒体报道，有明星花钱雇佣“职业粉丝”，专职组织粉丝团成员通过各种手段为其宣传造势。一个网名叫“扎辫子”的杭州“职业粉丝”甚至为粉丝团制定了报酬标准：“喉咙嘶哑50元，泪流满面100元，如果选手晋级，再加奖金。”

据了解，“职业粉丝”不仅能从明星那里拿到“工资”，还能从粉丝团日常活动经费中赚取“差价”，而粉丝团成员绝大部分为正在念初中、高中甚至小学的学生。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针对青少年追星问题，一些代表、委员提出了各种应对办法。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张世平认为，明星花钱雇用“职业粉丝”，再由“职业粉丝”鼓动小粉丝去追星的行为缺乏公德，“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取缔这种行为。社会的引导宣传，不要把歌星、影星、明星捧得太高，要客观地描述和评价。”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李小豹曾长期从事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他说，如果被“组织”的小粉丝是未成年人，那么，“即使小粉丝的行为都是自发自愿的，考虑到未成年人不成熟的特性，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明星，是不应该鼓励或者蓄意组织粉丝团来炒作自己的，否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权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青少年追星是学生在文化传播泛娱乐化和学校应试教育两股拉力下诞生的产物。”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说，现在一些选秀节目趣味低俗，一味地以互相逗笑、出丑来吸引观众眼球，拉动广告收入，这类节目占据了大部分的黄金时间段，“这种节目宣扬的是一种突然从平民到明星的‘神话，会误导孩子，以为成名很容易。”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盐城市委主委马成志建议相关部委加强对中小学校体育课、劳动课、美术课、德育课程的监管力度，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学校的引导非常重要，你要让孩子们有娱乐的地方，不能把他们关在教室里死读书。”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梅分管少先队工作，她指出，针对目前青少年追星的现实情况，团组织正在尝试通过树立一些青少年所喜爱的、积极向上的、富有活力的明星典型，来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和教育工作，“如果挑选一些孩子们喜爱的明星，让他们来给孩子做榜样，告诉孩子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比我们大人单方面地灌输要有用的多。”

农民工子女受平等教育促社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朱雪芹称，让第二代农民工能够得到好的教育，是为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朱雪芹表示，她从去年以来一直关注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在今年

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着重调研了一下。“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孩子没有得到好的教育，作为家长来说是相当痛心的。”

朱雪芹称，作为农民工，外出在城市里打工，有很多孩子也随之到城市，如何让孩子在城市里可以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让教育真正能够平等到农民工身上，现在各个省市都在抓。

“我相信从下一代做起，让第二代农民工能够得到好的教育，也是为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朱雪芹说。

建议“减负”应先减豪华课本

每到中小学生上下学的时候，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面，许多孩子吃力地拖着旅行箱式的书包在路上行走。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曾对某市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学生的书包与体重进行测量，结果书包的重量居然达到孩子体重的15％，最重的超过20％，一般情况下，书包都在5至8公斤左右，到了初中以后，10公斤以上的书包成了普遍现象。

书包为什么越来越重?冯世良委员说：“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课本重量增加了；二是学生不整理书包，当天不上课的书也带上；三是带着漫画书、课外书等。后两个方面可以通过老师和家长的努力加以解决，而当前教材过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据冯世良委员了解，当前各地中小学的教材大多是16开大版面，铜版纸彩色印刷，分量比一般书籍要重出一倍以上。带着这么重的书包上学，给孩子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冯世良在一家大医院了解到一组数字，该院的颈椎病门诊曾在一周时间内，接待过300多名到此就诊的中小学生，有个别孩子的颈椎病，居然比老年人还要严重。

“中小学生正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而书包的加重，正是导致学生颈椎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冯世良委员在今年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减负”不如先从“教材减负”人手，应尽快停止铜版纸印刷教材，改由普通纸张印刷。从教育角度看，印刷精美、插图多的课本，相对容易引起孩子的阅读兴趣，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但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另外，“豪华课本”价格不菲，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冯世良委员还建议，有关部门还应加大教材发行渠道放开的力度，豪华教材价格高，回扣就多，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使得编、印、出版、发行等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这一行业必须要引入竞争机制，只有竞争才能结束垄断，才能让教材价格降下来。

建议师范生试行订单招生免费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泰兴市邮政局江平路支局长何建忠建议调整师范生招生和培养政策，通过“订单式”招生、免费培养等方式，吸引更多优秀学生进入师范类院校就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何建忠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教出一批批高素质的未来人才。近年来，虽然国务院试点在几所重点师范院校实行免费师范教育，吸引了部分优秀学生报考师范院校，但就全国而言，师范类院校招收的学生中真正优秀和出类拔萃的并不多。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工作辛苦，工资报酬在社会阶层中却不高，缺乏职业吸引力；二是随着师范类院校的不断升格、扩招，毕业生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泰兴市每年有师范类毕业生1000多人。通过考录进入教育系统工作的每年仅200人左右，大批毕业生由于在校期间缺乏其他的技能培训，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待业人数逐年增多；三是进入师范类院校就读，在生活费、考研、公务员招录等方面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缺乏院校吸引力。

针对上述状况，何建忠建议，要想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调整师范生招生政策，变“放羊式”为“订单式”。建议在每年高校招生政策出台之前，以县级人民政府为单位，依据每年教师减员情况，向省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申报师范类学生需求总数及具体的学科教师数，在此基础上，由招生主管部门公布在各县的招生人数和专业分布，力求师范生培养供求平衡。与此同时，调整教育系统进入方式，变考录为招聘，既打破职业终身制，又确保每个师范毕业生毕业后都能回本地从教。

二是调整师范生培养政策，变“交费”为“免费”。建议国务院进一步扩大免费师范教育试点范围，在师范生招生政策调整到位的基础上，确保每个师范生都能享受到免费的师范教育。

中职教育应免费分两步实现

一方面是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还有大批来自农村的困难家庭的青少年无法接受到中职教育。

因此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韶关市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刘雪庚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技工)教育分两步走：即从明年秋季起(连续两年)免除中等职业(技工)学校中农村困难家庭寄宿生学费的70％；2012年秋季起，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村困难家庭寄宿生学杂费实行全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