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作雷

一、“《子夜》传统”及超越的可能性

大规模描写一种社会现象，或以一种史诗的气魄再现一段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不息冲动。与这种全方位、“全景式”的写作相对应的往往是史诗性、“长河小说”等说法。西方19、20世纪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涌现出很多这样的小说，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了很多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进程，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左翼文学逐渐占据主流，20世纪30年代更是形成中国左翼小说的“《子夜》传统”。“《子夜》传统”具有上面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所表现的广阔的历史内容，同时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历史内容”与“阶级意识”，在我看来是“《子夜》传统”不可或缺的两面，它在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或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现一个时代的同时，指出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历史动向，如《子夜》对民族资本家的描写，丁玲的《水》对农民阶级意识觉醒的描写。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很多长篇小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它们在批判人类不合理生存方式的同时，更多的是将人放在社会中，将社会背景推向前台，写“社会”中的人获得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过程。新时期以后，“去阶级化”、“去政治化”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价值取向，小说作品逐渐远离了对历史的现实生活关系的深刻考察，转而狂喜地投入到抽象的人的怀抱。“《子夜》传统”由此断裂。然而，现实的社会矛盾是文学作品无法回避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性描写不能掩盖人的现实存在的差别。文学作品必需正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痛苦与矛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到了曹征路小说《问苍茫》的价值。

我认为，《问苍茫》接续了“《子夜》传统”，并力图有所创新和超越。在这里，我使用“《子夜》传统”，而不使用有的学者所谓的“《子夜》模式”的概念，是因为后者主要是指《子夜》式的小说在写作上的特点和它带来的一些模式化问题。这虽然指出了问题，但是不能说明这一传统的合理因素，而且，“模式”一词在人们头脑中易唤起远离创造性、超越性等意向，这就把这一传统重生的潜能遮盖掉了，而“传统”，不仅有一个脉络可寻，而且有继承、创新与发展的可能性。

《问苍茫》的“野心”在于它力图大规模反映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同时试图超越《子夜》式小说在创作上产生的一些问题。作者试图在写作时直面人自身，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写人“孤苦无着的情感”；同时，将人放在社会中，他在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认识：“人的情感经验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倘若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人的心灵，那么真实的心灵一定是博大丰富的，绝不可能抽去社会历史内容。”就此而言，《问苍茫》尝试整合批判现实主义与《子夜》的传统，在表现“人类情感”、时代的“真理内容”与新人的“阶级意识”的基础上，眺望一个合理生存的“新世界”。在历史与美学上力图做到“立场”与“美学”的“动态的平衡”。首先把握时代变迁中的“真理内容”；其次在艺术上，作者强调“真情实感”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认为“一部好小说一定既有局部的丰满生动又有整体的内在肌理，而且能通过局部联系想象到整体的艺术品。”

可以看出，曹征路既有反映时代变迁的抱负，同时又有着明确的艺术理论，接续“《子夜》传统”，同时也尝试超越。如果曹征路的创作真的能够达到他的目标，那么“《子夜》传统”在新世纪是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如此，一本真切厚重的社会分析的时代大书，就是我们对曹征路的期待。在《问苍茫》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力度和气魄，当然，也看到了它存在的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放到“《子夜》传统”的文学史脉络中，放到作者的艺术尝试中，放到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而不是挟某些粗暴的前理解对之苛刻以求，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或许通过对《问苍茫》中的人物群象进行仔细分析，它的超越和局限才能彰显。

二、《问苍茫》人物群像分析

《问苍茫》在人物塑造上的关键之点在于呈现各阶层人物在“苍茫大地”中的转变。知识分子与原先的国家行政人员是怎样参与到利益分配中并为资本开道的，工人是怎样分化的、甚至是怎样获得主体性与阶级觉悟的，作者是将他们卷入资本中的境况及其逐渐的变化放在“阶级”的视野之内的。因此，就小说展现的人物群像、社会问题而言，属于典型的《子夜》式小说。

在私企中当党支部书记的常来临，在开始时对工人抱有同情、甚至被工人们选为“工会主席”，到了工人真的起来罢工时，他是站在资本一边的，很快他就认同了资本的逻辑。他说：“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全球一体化?说白了就是大改组大分化。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一部分人要上升，一部分人要下降，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要牺牲。这是没办法的事。”(《当代》2008年第6期，下同，第121页)常来临的处境其实有点类似于《那儿》中的小舅，他们都是公司中“党”的代表，都是要求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主席。但是也有不同。小舅是国有企业中的工会主席，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改革，他对工人阶级利益的争取是有合理性的，他的反抗是被逼到绝境的反抗，因而具有悲壮意味；而常来临是失业后被收编到外企中来，他是作为公司管理工人不要闹事的“管家”身份而出现的，因此面对尖锐的劳资冲突，虽然也会考虑工人利益，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处境来为资本辩护，他已经没有了小舅的悲壮和宿命意味的抗争；然而，在他身上汇聚了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更能反映时代的症候。

小说对知识分子的表现是，他们在资本面前完全奴婢化。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希望的新人是作者寄予厚望的觉醒了的工人阶级；小说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完全堕落成“知道分子”和利益动物。唐源对柳叶叶说：“也许这也算是我的偏见，那些硕士博士我见得太多。我想不通的是，怎么学历越高水平越低，越不晓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我担心你读了硕士博士，也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133页)这让人联想到《那儿》中“我”的转变，“我”对小舅的行为开始时不理解，但其后逐渐认同了小舅的行为，“我”受到小舅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良知，最后“我”放弃报社的工作去“打工”。这里，仿佛让人看到“到大众中去”、“与工农打成一片”、“体验生活”等左翼精神传统。而在《问苍茫》中，作者贬斥知识分子的“堕落”，高扬工人阶级的精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那种极端化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式的民本主义表达，毋宁说对时代的纠偏，是对“市场知识分子”的扭曲人格和冷漠盲视症的批判。

小说还写到工人们(农民工)的分化。作为自觉的阶级分析式的写作，这篇小说也是典型的左翼小说，与《那儿》、《霓虹》一样

接通了30年代的左翼小说。带着对城市的幻想来到“人人都可成为太阳”的大都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以柳桠乡出来的五个女工为例，她们走向下面几种不同类型的道路。沉沦型：小青和香香，她们先沦为娼妓，后给新“地主”和香港老板当二奶；惨遭厄运并以死抗争型：毛妹(这也是在现实中很常见的一个类型)。个人奋斗型：柳叶叶，她想通过写作、上夜校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她的个人奋斗很快走向了幻灭。在这一过程中柳叶叶遭遇了三个男性：常来临、夏悦和唐源，柳叶叶立场的转变也是与她对待爱情的态度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她看透了常来临、夏悦的“本质”，意识到和他们不是一个人类时，她丢掉幻想，选择了唐源。这一切都让人想起《青春之歌》。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询唤就是林道静/柳叶叶“成长”的过程。当林道静到乡下与贫下中农结合并发动他们暴动(收割地主的庄稼)时，柳叶叶则走向工厂，向工人们宣传维护自身权益的道理，号召工人向资本家“合法斗争”，此时她们都“长大成人”。

对于阶级之爱，1980年代以来有太多的批评。作家刘心武甚至在《如意》中颠覆鲁迅的名言“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欣然演绎了一段“焦大爱上林妹妹”的故事。那是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普遍想象和人性永恒的证词。今天，《问苍茫》又重回阶级之爱，不能不说意味深长。虽然没有了革命的环境与激情，但依然有反抗的冲动。唐源与柳叶叶为了“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说明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宿命，对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事业”有了深刻理解。柳叶叶选择唐源，是因为她从对方中看到了将来的自我(“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都是这样)，而从异性“他者”中看到“自我”不正是爱情可能发生的一个基本前提吗?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加深，同情与理解都变得很困难。作者可能并不是有意识地回到《青春之歌》，毋宁说是无意识的暗合，这也正说明这样的处理是有现实基础的，并非仅仅“革命加恋爱”的浪漫幻想。

对于工人阶级新人唐源，我把他放到下面将要说到的“新左翼小说”面临的困境中来分析。

三、从小舅到唐源：工人阶级新人的一个走向

《那儿》似乎是从新时期“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的一个标志，《问苍茫》中的唐源开始时也是一个小舅式的人物，悲壮地进行抗争。唐源似乎更加自觉，有了更明确的反抗的阶级意识，他说：“我来深圳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转变观念，无非是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想。我看工人还是工人，农民还是农民。地主就是地主，资本家就是资本家”、“我们做，你们和，就叫合作”(49页)，“现在回头想想，也只有毛主席才是真心为工人农民的，可惜我们大家都看不清楚，也跟在后头骂”(52页)，“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吃租的人和交租的人”(32页)，“老子还想唱，唱国际歌”(32页)。显然，这是一个具有了主体性的工人。或许现实中还没有这样自觉的左翼工人，但是，他是作者寄予改变工人境况的理想化人物。与小舅一样他也是一个悲剧英雄。在暴力抗争失败后他组织民间机构——“劳动争议服务社”——进行和平合法(《新劳动法》)的罢工、斗争，以此维护工人自身权益。

如果说《那儿》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那么在《问苍茫》中作者对中国社会发展、工人阶级的命运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反思，也可以说，《问苍茫》是“工人阶级的反思文学”。在《那儿》中，小舅对工人利益的争取还不是充分自觉的，他的反抗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良心的道德驱动；而在《问苍茫》中，具有了主体性的工人唐源和柳叶叶则开始反思自身命运，他们的反抗开始具有“理性”色彩。从“小舅”的以死抗争到唐源的“合法斗争”，很让人想起世界工运中曾经的“修正主义”，从《那儿》到《问苍茫》，工人阶级认识到了其历史宿命与阶级意识，这是一种退守(进行合法斗争)，也是更加清醒的阶级自觉(启蒙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似乎在现实中也只有这种选择了。

“新左翼小说”的资源主要是左翼传统，继承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公平、民主等理念，体现人民性，反抗市场意识形态，呼唤合理生存方式。从曹征路的创作走向看，“新左翼小说”仿佛由“伤痕”进入“反思”：反思整个群体的命运和权益、反思整个左翼传统。它让失语的“工人阶级”的幽灵再次回荡在“苍茫大地”中，让《帝国》中的Multitude浮出水面，让一切利益集团都不能漠视他们的存在。就它们正视生存苦难与现实矛盾的勇气而言，“新左翼小说”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指出的“新世界”很微茫甚或有时是悖反的。

其实，《问苍茫》眺望的“新世界”和“合理生存方式”，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加上在现实基础上的“改良”而已。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和发展，而在于“怎样改革和发展”；不是通过暴力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好的政策、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失语后的工人/农民工群体试图发出声音的努力，是仿佛“历史终结”宿命下的一个很卑微的野心。正是在“新左翼小说”不能指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一点上，有评论者认为它们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都不彻底，“没有纯真的革命主体，革命目的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其实这一点，许多评论者也都已经指出了。而在我看来，《问苍茫》不在于它没有指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是他指出的那个“新世界”依然是内在于“资本”的逻辑之内的，它展现的“合理生存方式”只能在对方的逻辑下展开，更其甚者，它可能会在导向有利于“资本”发展的途中逐渐取消工人的主体性。

《问苍茫》对“资本”这一强硬逻辑发出了挑战，但最后又倒向了“资本”，如果这就是“新世界”中相对合理的生存方式，不能不说是个巨大悖论。如果“新左翼小说”对这个全世界铁的逻辑的“反思”走向了“改良主义”，那它如何走出失去自我的宿命?“抗争宿命之路”只能是一条永无尽头的不归路?这是《问苍茫》的悖论，也是整个“新左翼”的困境，也是小说家无力解决的问题。可能对于《问苍茫》来说，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进而让“失心”的工人阶级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他们是“贯穿于地域和时代，能称得起纯粹差异的‘共同之名的‘穷人”。《问苍茫》已经展示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但是，他们还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因为“基本上当民众开始怀着足够的意识直接面对帝国的中心压制行动时，民众的行动才成为政治的”。或许最后一句话能缓解“新左翼小说”的乌托邦焦虑。

四、结语

《问苍茫》对当下中国各“阶层”进行了整体性的描写，继承了《子夜》的写作传统，并力图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所突破。作为一部有意识进行“阶级分析”的作品，它塑造了具有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新人形象，从对农民工/工人苦难生存的伤痕书写上升到对整个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反思，它以工人结社/合法斗争的形式“眺望一个新世界”，它对198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发出质疑，同时挑战“资本”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问苍茫》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当下中国作家都在“睁开了眼看”，可有谁向这一不能漠视的现实发起了真正的“正面强攻”?纯文学的天空下是一群名士在和谐的大同世界里徜徉。因此，从《那儿》到《问苍茫》的不和谐的声音就显得异类。《问苍茫》明知不可而为之，它悲壮惨烈的抗争，毕竟在试图通向一种新的可能性。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真实性”问题。把《问苍茫》拿到深圳某公司老板面前，谁敢保证他不会说这部小说恶毒地污蔑、攻击了他们?把它拿到主流经济学家面前，谁敢保证他不会说这部小说对经济发展理论充满无知、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们必要的牺牲没有同情的理解?作为有立场的写作，这些疑问是必然的，它必然会遮蔽一些东西。但是正如曹征路所说，他是为“大多数人”的，不是因为“政治正确”，只是为了写出自己所观察到的时代的“真理内容”。现实都是经过修改的现实，说到最后还是情感取向的问题。

另外，按照曹征路对艺术性的理解：“所谓艺术，不过是作家为表现对象找到了一个最佳角度和表现方式。艺术性的高度取决于对表现对象的实现程度。”可以说，在《问苍茫》中，“表现对象”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但是对它的定位，不能忽视它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显示的“新左翼小说”的困境。指出这些问题，也许与《那儿》之后人们对曹征路普遍的更高的期待有关。